責權清晰是醫患定分止爭的基本保障

202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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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財評論員

9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發布，破解醫患糾紛成為今年報告的關鍵詞之一。其中，醫療機構的“醫療告知”責任，以及破解復雜醫療糾紛判斷難題的司法創新，成為今年報告的突出亮點。

這并非醫患糾紛首次寫入最高院工作報告，民法典實施以來，相關表述多次出現在最高院工作報告中。近年來司法部門對“醫療告知”責任的高度重視，及針對復雜醫療糾紛進行的司法創新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醫院擔責案件占比下降9.5個百分點。這顯示司法部門對“善盡診療義務、符合診療規范的行為依法免責”的落實正在發揮實質性作用。

醫療糾紛是一個復雜的專業判斷和制度難題。作為專業服務，醫療服務在供需雙方層面天然存在專業鴻溝，患者更多基于結果導向，這使得醫療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性。

醫療糾紛的另一復雜點度在于，現有醫療制度帶來的激勵約束兼容度亟待改善，突出反映在醫院、醫生和醫保機構的復雜關系上。以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為例，直接面對患者、主要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其收入與最終承擔的或隱或顯的責任存在不對等問題。在患者和醫保機構支付的費用中，醫生收入占比相對有限，但一旦發生醫患糾紛，醫生卻往往成為矛盾的直接承受方。近年來暴力傷醫事件屢禁不止，警示破解這一問題已刻不容緩。

當前司法部門探索的“專家論證+司法審查”的創新機制，以及完善患者告知義務等做法，為醫患糾紛的定分止爭提供了強有力的評判依據，不僅有助于醫療服務過程中的操作規范，也有助于落實“預防為主、關口前移”，推動醫療服務操作各環節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和風險識別能力。

要將“預防為主、關口前移”落到實處，不能止于簡單的事前告知，而是要建立醫療服務流程再造、搭建透明化的可追溯機制。醫療服務風險告知固然重要，但它本質是一種通用風險揭示，是醫患糾紛評判的一個環節，并不意味著醫療免責。醫療服務是一個過程，風險告知針對的是不可抗力范疇內的損害，而醫患糾紛爭議的聚焦點住往是醫療服務過程中的操作風險，即理應避免卻未能避免的醫療安全事故。要讓醫患雙方對同一事實的認定達成一致，需要構建醫療服務過程的透明化擔保機制，基于危害分析與關鍵點控制，對具體醫療服務進行流程再造，讓每一個關鍵點和風險敏感點都能透明化可追溯，實現各方責權利的排他性認定。

去年6月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出臺的《醫療機構醫療質量安全專項整治行動方案》，可視為醫療服務流程再造的重要一步。

同時，有效緩解因專業知識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備，還需在制度上厘清醫院、醫生、醫保機構和患者間的關系。

盡管現有醫療服務市場在設計上引入保險，盡可能營造對等博弈結構，但由于醫院與醫生、醫保機構與患者間的激勵約束兼容性問題，醫療服務的信任機制仍較為復雜，信任成本存在邊際增長態勢。

為此，必須真正基于各方排他性責權利關系，以及法經濟學成本最小化原則，為每一個參與主體搭建激勵約束兼容機制。一個可行做法是，基于醫生、醫院的職責和最小化外部性風險原則，改革完善醫療服務收益分配機制，基于責權對等原則提高醫生的合理合法收入結構，并鼓勵保險公司為醫生提供醫療責任險等，推動醫生服務的市場定價，進而為醫生注入內生的激勵約束兼容機制。

此外，真正有效緩釋醫患糾紛，還要完善醫保機構與醫患間的關系。作為第三方支付單位，醫保機構承擔著尋找更具性價比的醫療服務的重任，它對于患者是結果導向，對于醫療服務部門是過程導向。要讓醫保機構真正發揮專業作用，核心是建立患者對醫保機構的硬約束機制。一方面需將醫患糾紛拆解為患者與醫保機構、醫保機構與醫院、醫院與醫生層級遞進的關系，這一拆解過程本質是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備的破解過程；另一方面，在醫保市場引入集體訴訟、辯方舉證和爭議和解制度等，為被保險人提供制衡保險人的制度保障。

隨著人口深度老齡化，推動醫患糾紛定分止爭迫在眉睫。任何糾紛背后，都緣于各方責權利關系的模糊不清。邊界清晰了，紛爭自然消融。因此，醫患糾紛要定分止爭，不僅需有風險告知等機制，更需通過制度變革，理順醫院、醫生、醫保機構和患者間的關系，為各方提供有權就有責、有責必追究、責權利必對等的“公序良法”場景。

微信編輯|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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