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馳：弘一法師書信里的生死觀

在天津博物館中收藏有大量中國近現代風云人物的信札文獻資料，其中絕大部分信札，都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逐漸入藏當年的天津歷史博物館的，而有一封信札卻不同，它就是弘一法師（李叔同）于1937年11月1日寫給劉光華居士的。它是天津博物館在2016年于杭州西泠印社拍賣公司的春季拍賣會中競拍而得的藏品，既豐富了天津博物館關于李叔同藏品的內容，同時也是天津博物館入藏時間最晚的一封珍貴信札。

1937年，弘一法師致劉光華居士的信

這封信的主要內容為弘一法師向劉光華詳述了劉光華的父親劉紹成，即克定上人，于不久前在廈門辭世時的細節與相關善后工作，具體釋文如下：

仁者，見此信后，應生悲痛，因尊翁克定上人已于前日因病謝世矣。尊翁在家時，為余之再傳弟子。（尊翁入南京高師時，余已出家，由舊生周玲蓀任課）出家后，于去年一月到廈門，依余學習戒律。今年五月余到青島弘法，尊翁仍居廈門。上月中旬余返廈門，尊翁即來同居。數日后患瀉疾，后漸沉重（瀉止體弱，不肯服藥），至上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余謝世。病重時，由同學諸師照料如法。三十日上午即輪流念佛，助其生西，余亦屢加策勵。命終時無有痛苦，舍報安詳。次日入龕時，四肢柔軟如生，似有生西之象。因時事不寧，未能久停，已于三十一日下午三時焚化。廈門近狀，想仁者于報紙中可知其概。余誓不移動，愿為廈門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

尊翁生平事跡，乞仁者暇時寫其概略寄下，余愿為之作傳。通訊乞寄廈門中山公園妙釋寺轉交弘一收。謹此奉達，不宣。

十一月一日，釋弘一啟。

尊翁遺物，已分贈諸僧眾。其中有仁者來書二通，附奉上以為紀念。

從信文中可知，克定上人在出家前求學時，曾就讀于南京高等師范學堂。弘一法師當年也在南京高等師范學堂任教過，但是在劉紹成就讀時，弘一法師已經離開學校出家了，而當年弘一法師的學生周玲蓀曾經教過劉紹成，所以法師稱劉紹成為再傳弟子。周玲蓀1912年曾就讀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圖畫手工專科，與吳夢非、金咨甫、李鴻梁等人同班學習，在此期間隨李叔同學習音樂與美術，并受影響至深。

后來周玲蓀任教于南京高等師范學堂，曾任藝術系主任。想必是在周玲蓀的講述下，劉紹成對弘一法師的藝術與人格心生仰慕，估計在劉紹成出家后赴廈門追隨弘一法師持戒修行的過程中，周玲蓀也起到了引薦的作用。只可惜克定上人追隨法師不久后，即不幸染病故去。

此信中，可見克定上人從容淡定的生死觀，“瀉止體弱，不肯服藥”，也可看出弘一法師對他這位病重弟子的臨終關懷，并讓人不禁聯想到弘一法師圓寂時那著名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師于1942年圓寂，也是因為瘧疾，再加上傷寒。而且，也是不肯服藥，臨終前幾日僅服清水。這其實是大師內心深處順其自然、生死看淡的人生觀。對于告別塵世，是悲傷；對于往生極樂世界，是欣喜，此當為“悲欣交集”。可見克定上人生死看淡、向往極樂世界的人生觀，與弘一法師是一致的。其實當初在1884年9月，弘一法師的父親李世珍在天津去世時，據說也是因為患了痢疾一類的疾病，并在病重之際，自己決定順其自然，不再服藥，并請來高僧在病榻前誦《金剛經》。弘一法師時年只有五歲，曾在父親病榻前靜聆高僧誦經。不知弘一法師在圓寂前，是否也想起過早已遠去的慈父。

此信后面幾句，提及了當時廈門的局勢。自1937年9月開始，日軍瘋狂轟炸廈門，寫此信時的1937年11月初，正是廈門抗戰的最緊要時刻，弘一法師表示自己不會因避戰亂而離開，會一直在廈門守護寺院，與寺院共存亡，可見法師愛國愛教風范。

此封信札的價值不但在于內容很有史料價值，更在于其書法價值也是彌足珍貴。弘一法師的書法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出家前，一是出家后。弘一法師自幼習書，早年間在津門故里即以書法篆刻稱名一時，尤其是魏碑風格的作品，現在看來也是頂級書家的水準，津門書壇至今在魏碑風格上，仍是鶴立于全國，似有文脈基因。弘一法師禮佛以后，不但思想狀態發生了變化，書法風格也逐漸改變了，變得清寥曠遠、散淡自然，遠離了一切煙火氣，有一種內在的、平靜的、而又不失法度的美。所以弘一法師在世時，其書法作品就頗受藏家追捧，而法師又刻意遠離名利、遠離權貴，所以散落在社會各處的書法作品并不多，這就更顯得珍貴了。

相較于大字書法作品，法師的信札書法因為用筆纖細、書寫隨意，所以尤其耐人尋味。本信中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放大，成為絕佳的“弘體”書法范本。從此信中的措辭與格式來看，弘一法師特別強調細節，每一句話都斷好了句讀，這在同時期的古體信箋中并不常見。

此信據拍賣公司拍前提供的信息顯示，原件一直保存于收信人劉光華家族中，唯一的遺憾是在20世紀60年代時，收藏者因為時代的原因將弘一法師所書寫的收信人名字撕下去了。此信的信箋有紅色標識為“涵芬樓制”，涵芬樓是商務印書館旗下的藏書樓，創立于1904年。涵芬樓以其藏書優勢，復刻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舊版書，因為有出色的木刻與印刷技術，出過許多不同花式的信箋，類似于今天的“文創產品”。民國時期的許多文人，都用過涵芬樓出品的信箋。克定上人出家前曾供職于商務印書館，弘一法師所用書箋是否為其生前所提供，不得而知。

（本文節選自天津美術館館長馬馳編著的《霓羽泠光——天津博物館藏近代書札選樣研究》一書，有刪改，題目為編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