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承德的農村,一個彎著腰的老漢正編柳筐,沒人知道他叫李有田,是雇農,也是三省民警找了二十多年的“冀字一號”逃犯,直到派出所一腳踹開他家的土屋門,屋檐下的麻雀撲棱棱飛起來,這藏了半輩子的土匪頭子,才不得不站直了,面對這遲來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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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那個春天的夜里,柴胡欄子村響起了槍聲,二十多個趕路的干部在睡夢里被圍住,五個是師級干部,有人臨死前把文件嚼碎吞下去,有人把槍口對準自己太陽穴,也不當俘虜,兩個年輕女譯電員被拖走時,腳上的白布鞋還沾著露水,天亮后土匪拿刺刀剖開烈士的身子,把殘破的軀體扔在曬谷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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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策劃慘案的主謀原本是個讀書人,師范畢業當過校長,家破人亡后上了山,他帶著一本《孫子兵法》和幾百個散兵,自稱反共先遣軍司令,專找給百姓辦事的干部下手,他們替老百姓分地分糧,我父親卻被槍斃了,審訊時他這么說,可沒人聽他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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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民警在壩上草原追了他十二年,他白天在生產隊喂牲口、記工分,夜里就著煤油燈用石灰水泡指甲,縣里放《沙漠追匪記》,他死活不去,普查戶口總說我是文盲,直到一九六八年,曾給他牽過馬的齊達榜出獄了,老往他家跑,這身份才慢慢露了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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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體育場那天人擠人,七十二歲的任芳伍穿著發白的灰布衫,站在槍口前,他筆記本最后一頁的字跡早模糊了,且看共黨坐得幾年天下,子彈穿胸的時候,臺下有人喊,該,那些烈士早該等來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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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民警從他土炕底下翻出兩把生銹的槍,還有一本寫滿受害者名字的本子,柴胡欄子后山的烈士陵園里,二十二塊青石碑讓松枝蓋住了,沒人提血債血償了,可每到清明,總有些老人領著孩子站在碑前,一遍遍說當年土匪怎么打斷了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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