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中國式現代化五大特征根植于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之中

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是中華文明不斷更新創造的現代化。它以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為特征，植根于“生生不息”“天下同利”“富之教之”“天人合一”“仁愛和合”等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之中，為人類現代化探索凸顯中國特色、貢獻中國智慧。

第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與“生生不息”的傳統。

“生生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指宇宙、自然界、人類社會、人自身是一個充滿生機、活潑向上、流動不已的大歷程。

自然界里的四季流轉、黑白交替、花草凋長、蟲魚生滅是“生→死→再生”的蓬勃、向上與不已，演繹春去秋來、日出日落、花開花謝、生老病死等景象。

人類社會的過程積淀人工取火、農耕醫藥、歷法治水、禮樂文明、諸子百家、仁愛孝親、民本德治、中華一統、絲綢航海、四大發明、絕美園林、璀璨詩詞、醒世小說等文明底蘊。

人自身剛健有為地“茍日新、日日新”“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嚴于律己，不斷奮發，形塑懶散即是“朽木”、好學尊為“仁人”等自我反思。

受此浸染，中華民族矢志人、家、國、天下以及自然界的生生向上、綿延不止，涵養自強、勤奮、向上、互濟、共生、同樂等民族品格。國家富強興盛、個人奮發有為、天下共進同樂成為烙印在中華兒女生命血脈里的揮之不去。

農業作為農耕社會的經濟支柱，它的生產要經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等生產周期。漫長的生產周期，加上土地的固定性、天時的不確定性，想要龐大產出，需要加大勞力投入。人口繁衍成為國富民強的大事要議，亦是關涉家興人旺的頭等大事。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多子多孫意味著人生增益、家庭幸福、子嗣綿延、血脈承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鄭板橋扛鼎力作——紙本墨筆《華封三祝圖》，縱長167.7厘米，橫寬92.7厘米，畫“三竿墨竹與兩座峭立石峰”，題“寫來三祝乃三竹，畫出華封是兩峰。總是人情真愛戴，人家羅拜主人翁”，可視為國人對多子、多福、多壽（“華封三祝”）的崇高敬仰。

第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與“天下同利”的傳統。

“天下同利”出自《管子》“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意指人民的利益是相同且一體的。國家治理應當實現“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和“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前者如范仲淹晚年開設“范氏義莊”，將蘇州田產作為宗族公產，以田租贍養族中“鰥寡孤獨”與“貧困無依”，讓他們獲得糧食、生活及子弟求學等穩定救濟；后者如戰國時期的齊國長年在道路兩旁設立“義漿仁粥”，救濟饑寒困苦行人，讓大家得以充饑取暖。

“天下同利”要求“富民厚生”，衣食住行有保障。為此，漢高祖推行“十五稅一”，漢高帝實施“三十稅一”并多次免除全國田稅，還設置鹽鐵官營?、?酒榷、統一鑄幣權、徙陵制度等打擊豪強。唐代頒令：18歲以上男子授田?100畝?，其中?80畝為年老或死后歸還官府的“口分田”?、?20畝為“永業田”，并建立地方賑災、平抑糧價等“義倉”制度。宋代通過法律保障商人權益、推行買撲承包制（承包者按定額納稅，超額部分歸其所有）、誕生紙幣“交子”等，進一步突破重農抑商束縛。明代倡導移民墾荒與水利建設：洪武時期，開設塘堰約40987處，疏通河流4162道。清代康熙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以“攤丁入畝”進一步調節貧富，努力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天下同利”要求“公私一體”，既讓自身富貴、他人富足，也要家族富裕、國家富強。“言必稱堯舜”是對堯、舜、禹“三代大同”、平等互利的由衷向往。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出于對他身為周太王長子卻主動攜同二弟仲雍前往荊蠻、多次讓位給三弟季歷這一“以公義為先”而不“以天下為私”大局情懷的賞識。晉國大夫祁黃羊舉薦仇人解狐任南陽縣令，管仲放棄好友鮑叔牙、推薦隰朋為齊國丞相，是維護“天下大利”之舉，而非出于“個人之利”的私心。

進一步看，儒家“推恩”，由愛親人擴而充之愛所有人；墨家“兼愛”，愛他人就像愛自己一般；法家“導利”，順著人的性情，平衡各方利益。三家所積極倡導乃至身體力行的理念，無一不是為了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的共富盛世。

第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與“富之教之”的傳統。

“富之教之”出自《論語》“子適衛，冉有仆……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民眾就是讓民眾有足夠的衣食與厚實的儲存，養育身體；教化民眾就是教育民眾語言文書，如讀《詩》（人倫道德），如盡孝（忠誠報國）。在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涵養中，民眾“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先看物質富裕：“井田制”始于商代，成熟于西周，按照《孟子》的設計，“井”字中間為公田，其余八角為私田，依宗法血親分別分配給各家私有。公田由大家一起共同運營，產出作為公產以備因天災人禍而生的不時之需，私田由各家自治，“先公后私”“公私兼顧”地分配與使用土地。同時，力主“以時生財”“節用非樂”“人盡其用”，由此才能余蓄“恒產”。

再看精神富足：從周公開啟禮樂教化、孔孟開設民間學堂到隋唐創辦科舉考試，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形成了“以人文教化為本”的共識。宋代，林立南北的書院在承載民眾教化任務的基礎，還開創出繼先秦之后的另一學術盛景。其中，岳麓書院集講學、藏書、祭祀、學田于一體，造就湖湘學派經世致用、躬行實踐、敢為天下先的學術氣質；“朱張會講”被朱子贊嘆為“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直接將理學集大成推向高潮，并影響遍及整個東亞。同時，深厚繁多的書院還進一步衍生出獨特的建筑美學與書院文化。傳統書院大多選址于清凈秀麗、依山傍水的自然之地；建筑設計講求中和對稱，符合禮敬之序；人文規劃將各式匾額、楹聯、碑刻運用極致，體現詩情畫意和畫龍點睛之效，讓人渾然不覺地沉浸于精神教養之中。

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天人合一”的傳統。

“天人合一”是儒道兩家共同的哲思旨趣。一是強調自然與人類同屬一體，“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意涵二者生命相連、息息相關；二是強調自然與人類各有其規律，“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意涵尊重、順從各自規律；三是強調自然與人類和諧共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涵互相滋養、共同生發。

據此，中國傳統文化講求遵循自然規律，因時因地地開展農耕生產與社會治理。農耕治理上，“大禹治水”采取“順水疏通”而非“逆水強堵”，將水中的蛇龍蟲獸驅引至適合它們生存的沼澤之地，而不是粗暴殘殺，最終造福世代。都江堰的建造遵從“乘勢利導、因時制宜”，基于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條件，合理安排古堰布局，科學設置水流溉引，讓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為體系，實現防洪、灌溉、水運、社會用水等綜合治理，因使用至今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千古工程。

至于作物種植與家禽養殖，各家各派幾乎異口同聲地提倡“序四時，裁萬物”，要求“不違農時”地種地養魚。后稷自幼觀察土地時序，親自種植麻菽，依據土質時令專鉆種植。堯任其教導百姓“順時耕種”，天下獲利；舜命其“播時百谷”，農業大豐。魯宣公夏季在泗水深淵捕魚，使用細密漁網捕撈。大夫里革認為，夏季正值魚類分孕時節，此舉會連同幼魚一并捕盡，進而勸諫“順應天然，取之有度”。

甚至，自周代頒行虞衡制度后，歷朝歷代均注重保護自然法令的制定與執行：秦代特頒《田律》保護生物資源，西漢以“帝王詔令”要求臣民同守，《唐律》細化處罰標準，明清設立“河長制”。在觀念、制度、行為的三重加持下，“天人合一”升華到“民胞物與”的博愛境地。

第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與“仁愛和合”的傳統。

“仁愛”，既蘊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還呼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燕昭王為振興燕國，虛心求賢。郭隗以“千金求購千里馬”啟示昭王，吸納賢士應從禮遇身邊的人開始。于是，燕昭王為郭隗修建宮舍，尊他為師。之后，樂毅、鄒衍、劇辛等賢士相繼聚集燕國發揮才能，燕國由此逐漸強盛。

“和合”，意指在尊重差異的情形下，不同性質的事物能夠互相取長補短地獲得生長。好比雌鳥與雄鳥，雖然音色不同，但一起歌唱時顯然比獨自吟唱時更加豐富、悅耳。以此類推，異質事物通過交流互鑒，能夠“和而不同”地產生出“1+1>2”的雙贏。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在相互滋長中，可以變得尊重、相親、友愛與和諧起來，呈出“有容，德乃大”的景象。

受此沉淀，古代中國于內追求九州共貫、異族融洽、友愛團結、互助共進的和穩局面，于外展現以和為貴、講信修睦、親仁善鄰、包容開放的文明形象。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在歷史的積淀中熠熠生輝，在社會的變革里歷久彌新，在思想的激蕩中重煥榮光，在文明的互鑒中兼收并蓄。“生生不息”及其蘊含的連續性、“天下同利”及其隱含的統一性、“富之教之”及其展現的創新性、“天人合一”及其內蘊的包容性、“仁愛和合”及其內含的和平性是中華文明融通古今、聯結世界、統貫知行的珍貴堅守。在“兩個結合”的指引下，中國式現代化底蘊深厚、特色顯著、文化主體性顯現，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文明生命煥新、對接現代、海納百川，助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分別為上海大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魏冰娥，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所長、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何云峰）

原標題：《學林隨筆｜中國式現代化五大特征根植于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之中》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理論君

本文作者：魏冰娥 何云峰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