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
2018年4月,丹東的春天來了。
江邊的柳樹發了芽,鴨綠江的水綠瑩瑩的,對面新義州那邊,也能看見有人在岸邊走動。我站在江邊,抽著煙,看著那些小黑點,一站就是一下午。
腦子里轉的,是那十九雙襪子。是崔姑娘跪在雪地里給我磕頭的畫面。是恩珠那封信上寫的:“崔阿姨的弟弟病了,餓的。”
老劉打電話來,問我在干嘛。我說在江邊站著。他說你別站了,回來吧,我介紹個生意給你。
我說:“老劉,我想回去。”
電話那頭沉默了半天。然后他說:“你瘋了。”
我說:“可能是。”
他說:“那邊現在什么樣你知道嗎?制裁還在,錢匯不進去,貨出不來。回去干什么?”
我說:“不知道。可我就是想回去。”
他嘆了口氣:“那你先籌錢吧。沒錢你回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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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錢
4月中旬,我開始籌錢。
賬上那點錢,早在廠子關的時候就填了債。還欠著丹東那邊三十多萬,高利貸,月息三分。人家隔三差五打電話,催得緊。
可要回去開廠,就得有本錢。設備、原料、打點、工資,哪樣不要錢?我算了算,最少五十萬。
五十萬,上哪兒弄去?
我把丹東的房子掛出去了。老婆打電話來,罵了我一頓。罵完,她說:“你瘋了。”
我說我知道。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說:“那房子有我一半,你賣之前得我簽字。”
我說行。
5月,房子賣了,四十萬。加上手里攢的一點,湊了四十五萬。
還差五萬。
機會
5月中旬,機會來了。
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個老板,姓趙,在丹東做邊貿十幾年,門路廣。他說他認識朝鮮那邊的人,能幫我牽線。只要交點“渠道費”,就能重新把廠子開起來。
“渠道費多少?”我問。
他伸出一根手指:“十萬。”
我說我沒那么多。
他說:“你先交五萬,剩下的等成了再給。”
我心動了。
那天晚上,我請老趙吃飯,喝了不少酒。他說他認識平壤外貿省的人,手里有指標,只要錢到位,什么都能辦。他說他去年幫一個青島老板辦過類似的事,人家現在在羅先干得風生水起。
“老弟,”他拍著我的肩膀,“你放心。這事包我身上。”
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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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
5月20號,老趙約我在丹東一家茶館見面。
他說那邊的人來了,讓我帶五萬塊錢,當面談。
我去了。茶館包間里,坐著兩個人。一個是老趙,另一個是個中年男人,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戴副金絲眼鏡,看著挺體面。
老趙介紹:“這是金代表,平壤外貿省的。”
金代表站起來,跟我握手,用中文說:“李廠長,久仰。”
我愣了一下:“你會說中文?”
“在平壤大學念的。”他笑笑,“以前在貿易省工作,現在自己做。”
他說話滴水不漏,態度客氣,給我的名片上印著朝鮮文和中文,抬頭是“朝鮮金剛山國際貿易會社”。我看著那張名片,心里踏實了一點。
他說:“李廠長的廠子,我們聽說過。那邊的人都記得你,說你是個好人。現在上面政策變了,要搞經濟,對外資歡迎。只要你愿意回去,手續我們幫你辦。”
我問:“需要什么手續?”
他笑了笑:“這事,得慢慢來。先交一筆保證金,證明你有誠意。”
我說多少錢。
他說:“五萬。”
我從包里拿出那五萬塊錢,放在桌上。
第二筆錢
5月底,金代表又打電話來。
說手續辦得差不多了,但還需要一筆“疏通費”。上面有幾個關鍵人物,得打點。不多,三萬。
我有點猶豫。老趙在旁邊勸:“兄弟,都走到這一步了,別卡在這三萬上。”
我想想也對,咬咬牙,又湊了三萬。
6月初,他又打電話來。說那邊海關要打點,再加兩萬。
我又給了。
6月中旬,又說要請客吃飯,再加一萬。
我算了算,前前后后給了十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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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
6月底,金代表失聯了。
電話打不通,微信不回。老趙也找不到他。我去那家茶館問,老板說那人就來過那一次,后面再沒來過。
我去找老趙,老趙一臉無辜:“兄弟,我也是被他騙了。我也是受害者。”
我說:“他是你介紹的。”
他說:“我也是朋友介紹的。我也被騙了好幾萬。”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說不出話。
后來我去報了警。警察聽了,翻翻記錄,說:“你這種案子,今年我們接了二十多起了。那人是朝鮮人,早就出境了,抓不回來。”
我說:“我的十一萬呢?”
警察看著我,沒說話。
那天晚上,我坐在江邊,抽了一宿的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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