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全球經濟2026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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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朱民，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資深專家委員。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2025年年會上的演講整理，并經本人修改確認。中國銀行研究院馮天真參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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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全球經濟2026

2026年全球經濟的特征可概括為“脆弱的增長”，經濟低增長，多重風險積累。具體來看，全球經濟金融正經歷六大結構性變化：全球經濟增速持續放緩；貿易格局全面重塑；全球政府財政赤字與債務攀升；金融體系風險繼續積累；美元信用面臨下降；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導致不確定性持續高企。

關鍵詞：經濟增長；全球經濟；貿易格局；財政赤字

第一，全球經濟持續低增長。全球經濟持續低增長已成為趨勢性特征，回顧歷史，2001—2008年全球經濟年均增速約為3.5%（以美元計，下同），國際金融危機后10年（2010—2019年）年均增速降至3.12%。2020—2025年下降到3%，2025—203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繼續放緩，預計將維持在2.5%~2.7%。從國際組織預測的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增速為3.1%（PPP計），世界銀行預測為2.7%，經合組織（OECD）則為2.6%，均處于較低水平。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是結構性下降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周期性波動，主要根源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的結構性損傷未能得到及時修補，勞動力供給變化，勞動生產率下降以及地緣政治沖突等長期影響。

第二，全球貿易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深刻沖擊全球貿易格局，沖擊影響將在2026年進一步顯現。貿易摩擦將影響中國和全世界的貿易格局。在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期間，美國對華關稅從3.75%逐步提升至19.6%，漲幅約16個百分點。這部分關稅通過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承擔，以及中國企業降本增效和政府稅收抵免等政策抵消。2018—2025年我國對美國出口維持在每年5000億美元， 對美貿易盈余保持在3000億美元，成功化解了關稅影響。與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時期的政策相比，2025年以來的美國對華關稅措施更加粗暴：美國對中國關稅稅率已從原本19.6%大幅提升，4月曾一度攀升至145%；后經過談判回調，但仍在45%左右的高位。其根本意圖是和中國經濟，特別是和中國制造業脫鉤（見圖1）。本次中美貿易摩擦中市場反應速度遠超以往：2018年美國政府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后，中國對美出口在10個月之后才出現下降，對其他地區出口則保持穩定；而2025年美國宣布關稅措施后，中國對美出口立即急劇下滑。中國立即實施多元化戰略，中國對美出口下降18%，對歐洲、東盟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出口都上升，整體2025年中國出口強勁上升6%。這也顯示了中國貿易格局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此次特朗普政府是對全球加征關稅，美國對世界各國都新增了10%~40%的不同關稅，美國對進口的有效關稅從之前的平均2.4%上升到19%。關稅直接以雙邊貿易逆差規模為計算基礎，缺乏理論基礎和國際規則，更多出于政治動機，覆蓋面廣且調整隨意。美國關稅單邊主義的做法破壞了全球貿易規則和體系，而美國隨意的關稅政策打破了當前世界貿易的基本格局。特別是特朗普政府的“對等原則”，將進一步改變世界貿易格局。2024年美國對歐盟有2400億美元貿易赤字，對墨西哥有1700億美元貿易赤字，對中國有3000億美元貿易赤字，對越南也有1200億美元貿易赤字。 按“對等原則”，這些赤字都將被消滅，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對美出口盈余會轉向何方？因為美國會長期保持貿易赤字，則美國又從哪里進口？這近萬億美元貿易的流向會在根本上改變全球貿易格局（見圖2）。現有統計已經表明世界各國都在實施多元化戰略，從SWIFT報文數據來看，全球貿易總量基本維持低增長態勢，但呈現訂單變小、流量分散的趨勢。貿易格局重構帶來全球投資格局調整，已有統計同樣觀察到全球資本流動上升，流向變化。在貿易失衡小幅調整下，預計未來全球資本失衡將進一步加快和擴大。

第三，全球政府財政不可持續風險加劇。從歷史數據看，全球政府開支占GDP比重普遍上升，1960年發達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2%左右，當前已經達到40%~50%。同時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維持不變，政府債務普遍上升（見圖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全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穩定在約60%，而后持續攀升，目前已達97%，預計2028—2030年可能達到115%左右。全球政府債務不可持續的特征逐漸凸顯。

政府債務不可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付息成本的持續上升。當前美國國債的利息支出約占GDP的3.4%。許多新興經濟體付息成本也有所上漲。

觀察債務可持續性，償還能力是其中的關鍵指標。根據經濟學理論，當政府所支付的債務利息（r）占GDP比例高于經濟增長率（g），即r-g>0，政府債務就進入不可持續場景，高額利息會使債務負擔越來越重，形成債券市場壓力，債券利率被迫上升，政府債務負擔進一步惡化，由此螺旋，最終導致投資者銳減，政府債務只能違約（見圖4）。

以美國為例，美國財政從1969年到2029年（預測）的60年間，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而支出上升，美國財政支出中社保、醫療等剛性支出持續上升，導致財政赤字長期存在。當前美國財政赤字率加利息支出率的總體赤字壓力已接近GDP的6%~7%。美國已進入r-g>0區間，財政風險的累積態勢非常明顯。與此同時，美國債務結構中短期債務占比越來越高。短期債務依賴“借新還舊”的滾動模式融資，一旦市場信心發生動搖，可能引發利率上升與金融市場動蕩（見圖5）。

第四，金融風險多維度積聚。政府債務風險是金融市場重要風險，銀行資本充足率持續下降，也使金融風險基本面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協調加強金融監管，銀行資本金有很大幅度提升。但2025年全球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已從13%降至當前的11.9%。這一個百分點的下降值得高度關注，其意味著風險緩沖能力顯著減弱（見圖6）。非銀行金融機構風險敞口擴大至2.2萬億美元，主要貸給對沖基金和風險投資等機構，這些機構在市場低迷時期可能加劇金融動蕩，并由此將壓力迅速傳導至傳統金融體系。美國資本市場風險攀升，美國股市呈現顯著的市場集中度上升，估值上升，科技股市盈率（PE）普遍達到30倍以上，回調風險不容忽視。

展望2026年，美聯儲降息可能成為穩定金融市場的關鍵舉措。但在當前高通脹背景下，降息節奏若與通脹形勢不匹配，則可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第五，美元信用受到沖擊。對美元的信任度下降是當前全球金融領域最突出的風險之一。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從高點的70%左右降至目前的約57%，黃金占比和歐元、人民幣占比都在上升，反映出市場對美元的信心下降（見圖7）。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與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逐漸成為導致美元信用下降的核心原因。一個標志性事件發生在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后，美國國債收益率與美元指數出現罕見背離（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而美元指數走弱）。這一背離反映出特朗普“關稅戰”政策變化沖擊市場對美元的信心（見圖8）。

作為維持美元貨幣影響力的手段之一，美國大力推動美元穩定幣發展。但拆分主要美元穩定幣（USDT加USDC）的儲備資產可以發現，美元只占儲備的10%，隔夜拆借和美債占55%、商業債券和其他資產占30%多，并非純粹美元。美元穩定幣實質上更接近貨幣市場基金。因此同樣面臨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及合規風險。盡管特朗普第二任期強力推動穩定幣，但在缺失監管和透明度、缺失全球支付監管協調下，穩定幣有很大的不穩定性，美元穩定幣的波動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

第六，不確定性持續高企。在政治的不確定下，全球軍事開支上升令人不安（見圖9）。1988年“柏林墻”倒塌前，全球軍事開支約為1.7萬億美元，此后逐步下降，但近年來回升至2.7萬億美元，高于1988年“冷戰”時期的水平，成為全球安全與經濟穩定的最大風險點。

更值得關注的是，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逐漸凸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未來十年全球面臨的主要風險因素中，極端天氣、自然資源短缺、網絡安全、社會分化等地緣政治與社會環境挑戰正占據更重要的位置（見圖10）。這標志著世界正從追求效率、低成本、全球化的傳統體系，轉向一個充滿地緣沖突、錯誤信息、政治博弈與氣候危機的高度不確定的新環境。

綜上所述，2026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將面臨多重壓力，并在此基礎上維持“脆弱增長”。上述六大結構性變化，包括增長持續放緩、貿易格局重塑、財政壓力增大、金融風險積聚、美元信用動搖以及多維不確定性攀升，是脆弱的底層邏輯。其中，市場對美元的信心變化關系著全球貨幣體系根基，因而尤其關鍵。貨幣的波動則意味著金融市場最基礎的變化，會引發匯率、利率、債券市場和股市的重新定價，其影響遠遠大于單一金融市場波動。而不確定性的性質轉變，則意味著非經濟變量正在成為影響市場和決策的主要因素，傳統的增長邏輯、貿易關系與金融穩定框架均面臨考驗。政策制定者與市場參與者需正視相關轉變的深度與廣度，轉變思維方式，看到增長脆弱性的底層邏輯。

文章刊發信息：朱民《 全球經濟2026：脆弱的增長——六個結構性變化 》，《國際金融》2026年1期，29-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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