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邁入國家戰略核心賽道

文 | 名醫大典 大河

圖 | 微攝

2026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打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支柱產業”，這是生物醫藥行業首次在國家頂層設計中被賦予“支柱產業”的戰略定位。在“十五五”開局之年，這一重大部署標志著我國生物醫藥產業正式告別培育期，邁入國家戰略核心賽道，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關鍵力量。從政策賦能到技術突破，從產業集聚到全球布局，生物醫藥正以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態勢，書寫著國家戰略落地的生動實踐。

戰略躍升：從產業培育到國家支柱的定位重塑

生物醫藥被納入國家新興支柱產業，絕非偶然，而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民生需求升級與國家科技競爭戰略疊加的必然結果。作為融合生物技術與醫藥產業的高科技領域，生物醫藥涵蓋基因工程、細胞工程、生物醫學工程及人工器官等多個方向，既是維系人民生命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搶占全球科技競爭制高點、實現關鍵技術自主可控的“戰略工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鄭柵潔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將重點打造包括生物制造（生物醫藥核心領域）在內的六大未來產業，強調這些產業處在技術突破“前夜”，未來有望成為支撐經濟發展的新興支柱。科技部部長陰和俊則在“部長通道”上進一步明確，“十五五”時期，科技部將強化高質量科技供給，抓緊部署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重點加強生物制造等領域的科技攻關，為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與此同時，“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6方面109項重大工程項目中，生物制造被列為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大工程項目之一，形成了“頂層設計+部門協同+項目支撐”的完整戰略體系。北京中醫藥大學中藥學院教授尹興斌指出，這一定位重塑，標志著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從“被動跟隨”向“主動引領”轉變，從“單點突破”向“系統升級”跨越，正式進入戰略發展的黃金期。

成效凸顯：政策賦能下的產業高質量發展實踐

在國家戰略的指引下，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已形成規模穩步擴大、技術持續突破、應用不斷拓展的良好發展態勢，官方數據清晰勾勒出產業發展的堅實步伐。

產業規模持續擴容，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十四五”期間，我國生物制造產業總規模達1.1萬億元，其中食品及添加劑、生物制藥等細分領域年產值超4000億元，生物發酵產品產量占全球70%以上。區域集聚效應顯著，依托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經濟帶，華南、華東地區成為產業核心增長極，兩大區域生物醫藥相關企業合計占比達71.71%，形成了一批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其中，合肥市生物醫藥產業表現突出，據合肥市工信局數據，2025年該市鏈上企業超千家，年度營收破千億元，制造業產值同比增長5.8%，規上工業企業數量同比增長37.8%，成為區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標桿。

創新成果持續涌現，國產創新藥成為主體力量。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批準上市創新藥達76個，創歷史新高；其中47個化學藥品中，國產創新藥占比80.85%，23個生物制品中，國產創新藥占比91.30%，國產創新藥已成為市場供給的核心力量。“十四五”期間，我國累計批準上市創新藥230個，2025年生物醫藥領域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總金額突破1300億美元，授權交易數量超過150筆，雙雙刷新歷史紀錄，標志著我國創新藥研發能力與全球競爭力顯著提升。

技術融合加速賦能，產業發展動能持續增強。人工智能與生物醫藥的深度融合，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引擎。在研發環節，AI技術憑借數據挖掘與模擬推演優勢，大幅縮短研發周期，鎂伽鯤鵬實驗室通過智慧實驗室操作系統，將部分試驗周期從6至10個月縮短至6至8周；在生產環節，智能制造推動產業從“經驗化”向“精準化”轉型，山東睿鷹制藥打造的全球首創生物醫藥全產業鏈智能制造柔性共享平臺，將傳統產業化周期壓縮90%以上，節約三分之二成本，顛覆了“一品一線”的傳統制藥模式。

深度剖析：戰略機遇與現實瓶頸的雙重考量

生物醫藥邁入國家戰略核心賽道，既迎來了政策、市場、技術疊加的多重機遇，也面臨著從“量變積累”向“質變躍升”過程中的諸多挑戰，需要客觀審視、精準破局。

從戰略機遇來看，多重紅利持續釋放。一是政策紅利，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擴大生物技術領域開放試點，醫保、藥監、衛健等部門協同發力，完善審評審批“綠色通道”、知識產權保護等政策，為產業發展保駕護航；二是市場紅利，人口老齡化加劇、消費升級推動健康需求剛性增長，腫瘤早篩、慢病管理、高端器械等領域市場空間持續擴大；三是技術紅利，AI、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等前沿技術與生物醫藥深度融合，為源頭創新、產業升級提供了新路徑；四是生態紅利，“政產學研醫金”融合不斷深化，合肥、菏澤魯西新區等多地搭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形成了“中小微創新+龍頭引領”的良性生態，企查查數據顯示，國內現存生物醫藥相關企業4.57萬家，83.41%的企業成立于10年內，中小微企業成為創新活力的重要載體。

從現實瓶頸來看，產業發展仍存在短板。其一，源頭創新能力不足，與發達國家存在代際差距。全國政協委員、貝達藥業董事長丁列明提供的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代表最高創新水平的“首創新藥”（First-in-Class，FIC）僅11個，遠低于美國的43個和歐洲的24個；我國Top20企業的首創藥物管線數量僅為全球Top20藥企的三分之一，前20位熱門靶點集中度高達41%，遠超美國的28%，靶點同質化問題突出。其二，研發生態存在短板，臨床試驗資源分布失衡，全國政協委員、廣東中華職教社主任閻武指出，腫瘤領域占據了全部臨床試驗資源的34%，而疾病負擔最重、患者基數最大的心腦血管領域僅占4.9%，不利于產業多元化發展。其三，資本支持適配性不足，國內醫藥投資基金周期普遍為5至8年，難以滿足生物醫藥產業“周期長、重資產”的發展特點，對早期高潛力項目的支持力度不足。其四，高端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復雜制劑、高端輔料與制藥裝備等領域仍依賴進口，存在供應鏈安全風險。

未來路徑：錨定戰略目標，破解發展瓶頸

生物醫藥作為國家新興支柱產業，其高質量發展不僅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更關系到國家科技競爭力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面對機遇與挑戰，需立足國家戰略，聚焦核心痛點，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體系，推動產業從“制造大國”向“創新強國”跨越。

強化源頭創新，構建核心技術壁壘。一方面，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深度融合，打破學科壁壘，聚焦ADC、雙抗、核酸LNP等前沿技術領域，開展重大科技攻關；另一方面，優化研發生態，通過政策引導，推動臨床試驗資源向心腦血管、兒科、罕見病等薄弱領域傾斜，降低靶點同質化風險，鼓勵企業開展具有顛覆性的原始創新。同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罕見病藥、兒童藥等符合條件的品種給予市場獨占期，為創新主體提供保障。

優化產業生態，強化全鏈條賦能。一是完善政策協同機制，建立醫保、藥監、衛健、工信等部門常態化溝通機制，統籌研發、審評、生產、支付等政策銜接，形成發展合力；二是加強中試驗證平臺、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建設，推動實驗室成果向產業化轉化，菏澤魯西新區實施的“專班專員”服務機制、合肥設立的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先導區，為產業轉化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三是培育“耐心資本”，大力發展產投基金和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務，破解產業融資難題。

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全球競爭力。加快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等技術與生物醫藥的深度融合，推動中藥智能制造、高端器械國產替代，提升產業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推動創新藥出海模式升級，從“賣產品”向“建體系”轉變，加強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推動我國創新藥標準與國際接軌，鼓勵企業參與全球醫藥創新體系，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領軍企業。同時，擴大生物技術領域開放合作，吸引全球優質資源，實現互利共贏。

培育復合型人才，夯實產業發展根基。高校應打破傳統院系壁壘，在課程中深度融入AI制藥、合成生物學、臨床需求、藥政法規等模塊，探索本碩博“彈性學制”與產學研“雙導師制”，培養既懂技術、又懂臨床與市場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培育專業化投資人隊伍，為產業創新提供人才支撐。

戰略錨定，行穩致遠啟新程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名醫大典國際醫療健康產業創研院院長何世紅指出，生物醫藥被納入國家新興支柱產業，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必然選擇，也是國家應對全球科技競爭、保障民生福祉的戰略舉措。這一定位的背后，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多年來的積累與突破，更是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堅定決心。

從產業發展規律來看，生物醫藥具有“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回報高”的特點，其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堅持長期主義，久久為功。當前，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已具備規模優勢、市場優勢與政策優勢，國產創新藥成為市場主體，出海交易持續爆發，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但源頭創新不足、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薄弱等短板，仍制約著產業向更高水平發展。

展望“十五五”，生物醫藥產業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凸顯，政策支持、技術創新、市場需求的多重共振，將推動產業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但同時也要認識到，全球醫藥創新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生物醫藥產業要實現從“并跑”向“引領”的跨越，還需要破解一系列發展難題。這既需要政府層面的頂層設計與政策賦能，也需要企業層面的創新堅守與全球布局，更需要產學研醫金等多方協同發力，構建起全方位的創新生態。

生物醫藥邁入國家戰略核心賽道，既是榮譽，更是責任。唯有錨定“創新強國”目標，聚焦核心技術突破，優化產業生態，強化人才支撐，才能推動我國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讓創新成果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讓中國生物醫藥在全球舞臺上展現更大作為，為國家戰略落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