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是如何誕生的｜“315”特別策劃

產品外包裝上的成分表、注釋欄、生產批號……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正成為越來越多消費者判斷產品質量的“標尺”。其中，“執行標準號”如同產品的“身份證”，是消費者判斷產品質量的又一個維度：產品符合標注嗎？標準是如何規定的？標準又是如何制定出來的？

事實上，一項標準的誕生，往往要經歷立項、起草、討論、審查和發布等多個環節。近年來，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加速創新，各國對標準體系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這是因為標準不僅關系產品質量和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產業競爭格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下稱“《標準化法》”），我國構建了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與團體標準、企業標準并行的體系。在國際上，不少國家通過立法要求政府優先采用社會組織制定的標準，使得參與主體更加活躍、標準體系更加市場化。

我國標準的管理與制定主體

《標準化法》規定，國務院授權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下稱“標委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2018年機構改革后，標委會職責劃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外保留牌子。原有業務職能由總局下設的標準技術管理司和標準創新管理司分別承擔，前者負責國家標準制定與國際對標，后者負責行業標準管理及國際標準參與工作。

標委會的核心職能包括：下達國家標準計劃，批準發布國家標準，審議并發布標準化政策與制度；開展強制性國家標準對外通報；統籌協調并指導和監督行業、地方、團體、企業標準工作；代表國家參加ISO（國際標準化組織）、IEC（國際電工委員會）等國際及區域性標準化組織活動等。

在制定主體上，我國標準已形成政府主導制定與市場自主制定并行的格局。政府標準層面，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由相應行政主管部門組織起草、審查與發布。市場標準層面，法律明確鼓勵學會、協會、商會、聯合會、產業技術聯盟等社會組織，協調相關市場主體共同制定滿足市場與創新需要的團體標準；同時支持企業自主制定或聯合制定企業標準。這類標準不具有強制性，由市場自愿選用，企業憑借一線研發與產業實踐經驗，在標準形成中扮演著關鍵的技術供給角色。

國際及各國標準制定主體

其他國家的標準制定模式市場化、社會化程度較高。

例如，美國沒有官方直屬的國家標準化機構，而是由ANSI（美國國家標準協會）作為協調中樞，組織私營機構制定自愿性標準，政府采信已有標準為主導。通信、IT、工程等領域，則由IEEE（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ASTM（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等專業組織推動主導標準制定。ANSI同時代表美國參與ISO和IEC的國際標準工作，推動本國企業深度介入全球標準規則。

德國擁有成熟的標準制定體系，由DIN（德國標準化學會）主導，負責政府授權、民間運作，聯合企業、科研機構、消費者代表共同制定標準。該機構自1917年成立并開展標準制定工作以來，一直是德國工業標準化的核心支撐。

日本由JISC（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統籌工業標準工作，該機構隸屬經濟產業省，標準制定注重細節與產業適配性，廣泛應用于農產品分級、電子產品可靠性等領域。

英國BSI（英國標準學會）是全球首個國家標準機構，獲皇室特許，采用政府與市場協同模式，標準兼顧合規與商業創新。

在各國標準體系之外，還有覆蓋全球的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標準化組織）作為非政府國際組織，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標準化組織之一，由170多個成員國家組成，制定除電工、電子領域外幾乎全行業的國際標準。IEC（國際電工委員會）則專注電工、電子、電氣領域國際標準制定。

兩者與負責電信和頻譜的ITU（國際電信聯盟）共同構成全球標準三大支柱：由三者聯合成立的WSC（世界標準合作組織），負責高層協調，避免標準重復沖突。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國際組織發布的標準多為自愿采用的“軟規則”，但在國際貿易、產業鏈分工與市場準入中，已成為事實上的通行準則。

標準制定為何重要

標準并不是簡單的技術文件，而是關乎全球產業鏈協作、國家產業競爭的核心規則。2019年，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創新經濟論壇上便發出警示：若世界主要經濟體在關鍵技術領域主導標準制定，可能會導致國際標準體系分化，進而造成技術互不兼容、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運轉受阻，最終制約跨國投資和商業活動正常開展。

國際標準的制定權本身就是國家占領產業制高點、增強全球影響力的關鍵路徑。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研究員王淼曾撰文提及，發達國家利用其在科技、經濟和制度方面的優勢，通過主導國際標準的制定，鞏固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此外，發達國家還通過技術法規與協調標準的結合，推動標準互認、構建標準“攻守同盟”等方式，進一步強化其自身標準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我國標準國際化工作已取得突破進展。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在低碳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工業網絡等各領域，向ISO、IEC提出國際標準提案505項，同比增長15.83%。“十四五”期間，我國累計提案達1740項，較“十三五”增長32.12%。國際標準制定方面，2025年我國在新能源、智慧電網、傳統醫學、腦機接口等各領域，共牽頭制定發布ISO、IEC國際標準285項，同比增長26.67%。“十四五”期間，我國累計牽頭制定并發布ISO、IEC國際標準1183項，較“十三五”時期增長88.1%。

針對提升我國標準國際競爭力的問題，王淼提出，可依托我國消費品產業的配套能力和國際優勢，推動重點領域的消費品質量標準與國際接軌，以此提升我國標準的國際兼容性，突破傳統模式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標準體系快速擴張的同時，新的問題也隨之顯現。經濟觀察報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標準體系存在重復交叉、團體標準應用范圍過窄、地方標準形成技術壁壘等現象，一定程度上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如何在鼓勵技術創新與維護市場規則統一之間找到平衡，已成為我國標準體系高質量發展必須破解的命題。

升級消費品標準體系

從全球標準體系發展脈絡來看，各國相對成熟、完整、運行時間長的標準體系，幾乎都集中在工業和制造領域，而消費、零售或服務行業的標準建設則長期相對滯后。這是工業化進程的結果。

標準的實行與工業化發展深度綁定。工業生產高度依賴分工協作，從零部件制造到整機組裝，往往需要跨企業、跨地區甚至跨國家配合。如果沒有統一的尺寸、接口、安全和性能標準，不同企業之間的產品便無法兼容，規模化生產也無從談起。這也是標準最初服務于工業體系運轉的核心原因。

同時，工業領域的風險成本極高。電力、化工、建筑、交通等行業一旦發生事故，往往意味著重大安全事故。因此，各國在工業化早期便形成共識：必須通過嚴格、可量化的技術標準，將風險控制在生產之前。這也推動了電工、機械、建筑等領域標準的率先建立，并逐步發展為現行的國際標準體系。

與工業領域不同，消費、零售和服務行業長期依賴市場自發調節。消費體驗主觀性強、難以統一量化指標，加之商業模式變化又極為迅速，導致標準制定天然滯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行業更多依賴企業自律、品牌信譽和行業慣例運行，而非制度化的標準約束。

隨著消費市場的快速發展，直播電商、醫美、保健品、功效護膚、預制菜、會員付費等新消費、新業態和新渠道不斷涌現，“標準空白”也開始暴露問題。當缺乏明確規則時，一些經營行為游走在灰色地帶，行業秩序和消費者權益面臨挑戰。

從國際實踐來看，歐盟采用“法規+標準”的模式解決上述問題，其通過對CE標志（歐盟市場的強制性準入標識）、食品標簽統一規范、營養成分強制披露、環保標簽等作出剛性要求，將消費領域標準直接上升為法律規制工具。

美國則以市場自治為核心，政府較少制定消費類標準，依托行業協會主導標準制定，輔以法院判例兜底、搭配高額賠償形成威懾。

日本依托高度城市化的社會基礎，形成了極為細致的消費行業標準化體系，食品標簽標注、服務流程均實現高度標準化，搭配完善的投訴處置機制，構建了成熟的消費品標準生態。

在消費品標準建設領域，我國相關部門也在推動標準體系優化、標準質量升級。2026年2月5日，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標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已發布家電、家具、服裝等大宗消費品，以及體育健身、文化旅游、餐飲等服務消費國家標準210余項。

目前，國內已有《加強消費品標準化建設行動方案》《優化消費環境三年行動方案 (2025—2027 年)》等過渡性政策，營造包容、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為新業態留足發展空間。下一步，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將研究制定消費品國家標準升級工作方案，加快構建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新型消費品標準體系。

（作者 羅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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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利

大消費新聞部記者 長期關注文娛行業、零售消費，專注探索產業和公司背后的人物和故事。新聞線索可聯系luowenli@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