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婚姻法律師：離婚后車位歸誰？父母出資就是個人財產？

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原告張女士與被告李先生，2016年11月在成都市成華區民政局登記結婚，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25年8月協議離婚。離婚時，兩人簽訂的《離婚協議》中，關于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的部分只寫了“無”，沒提婚內共同購買的一個車庫。

離婚后沒多久，張女士就起訴到法院，提出了三項訴求：一是要求對婚內共同購買的車庫進行析產分割，主張車庫價值約14萬元，要求李先生支付自己7萬元分割款；二是要求李先生支付1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三是本案訴訟費由李先生承擔。

張女士說，這個車庫是兩人婚姻存續期間共同出資買的，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沒分割，現在理應平均分配。另外，婚姻期間李先生對她實施家庭暴力，長期下來她患上了焦慮癥，有醫院的診療記錄可以證明，按照法律規定，李先生作為過錯方，應該賠償她的精神損失。

面對起訴，李先生當庭反駁，態度很明確：第一，這個車庫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財產，是自己父母明確贈與他一個人的，張女士沒權利要求分割；第二，離婚協議里寫了“無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簽協議前張女士明明知道車庫存在，當時也同意車庫歸他個人所有，現在反悔起訴，法院不該支持；第三，他從來沒對張女士實施過家暴，張女士得焦慮癥和他沒關系，精神損害賠償金更談不上。

法院審理后，查明了這些關鍵事實：兩人2016年結婚，2025年8月離婚，《離婚協議》確實載明無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庭審中，張女士提交了焦慮癥診療記錄、通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想證明李先生有出軌和家暴行為，還提交了轉賬記錄、微信聊天記錄，證明自己對家庭盡了責任，但李先生對這些都不認可。

關于涉案車庫，雙方一致確認現在價值8萬元，張女士也明確表示，自己不要車庫所有權，只要李先生支付相應的分割補償款。法院查到，2017年9月，李先生和成都某房產公司簽訂了車位買賣合同，約定車位價款141827元，要求一次性付清。而這筆錢，其實是李先生的父母全額出資的：2017年8月，李先生母親先付了1萬元；2017年9月，李先生母親又付了41827元，李先生父親當天付了9萬元，三筆錢加起來正好是141827元。

李先生為了證明車庫是父母單獨贈與自己的，還提交了不少證據：2016年3月，他婚前買房子的購房合同、網簽信息，還有父母當時的出資記錄，另外還有他父母在2025年12月出具的情況說明，說婚前買房子時車位還沒出售，婚后買的車位，還是他們單方贈與兒子的。但張女士對這些證據都不認可。

李先生還拿出和張女士的微信聊天記錄，說離婚前幾個月，兩人就車位分割協商過，張女士當時認可車位是他父母買的，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張女士否認了這一點，說自己從來沒認可過。另外，法院還查明，這個涉案車位早在2019年2月就登記在了李先生名下，且是單獨所有。

綜合所有證據和庭審情況，法院最終作出了判決：一、登記在李先生名下的涉案車位（位于成都市成華區，業務號2019XXXX，建筑面積30.76平方米）歸李先生所有，李先生自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向張女士支付車位分割補償款2萬元；二、駁回張女士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減半收取130元，由張女士承擔108元，李先生承擔22元。

案例來源：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2025）川0108民初23688號民事判決書

本案裁判要旨：1. 夫妻雙方協議離婚時簽訂的離婚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合法有效；離婚協議中未明確約定某一財產分割，且無充分證據證明雙方就該財產分割最終達成一致的，應視為未對該財產進行分割，離婚后可依法主張分割。2.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父母全額出資為夫妻購置車位，若出資時未明確表示該車位僅贈與自己子女一方，亦無書面贈與合同佐證，即便車位登記在出資方子女名下，也應視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屬于夫妻共同財產。3. 離婚分割此類父母出資購置的夫妻共同財產時，人民法院可判決財產歸出資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綜合考慮雙方共同生活時間、家庭貢獻、財產現有價值等因素，酌定獲得財產一方給予另一方合理補償。4. 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金，需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對方存在《民法典》規定的重大過錯（如實施家庭暴力、出軌等），僅提交焦慮癥診療記錄、通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不足以證明對方存在相關過錯的，對該訴訟請求不予支持。5.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父母婚后出資買車位，不一定就是子女個人財產

本案最核心的爭議，就是涉案車位到底是李先生的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李先生一直強調，車位是自己父母全額出資買的，就該是自己的，但法院最終認定車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還判決他給張女士2萬元補償款。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父母婚后給子女出資買的財產，難道不都是子女個人的嗎？

對此，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給出了明確解答：“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誤區，很多人覺得，父母出錢買的東西，登記在自己子女名下，就一定是子女的個人財產，其實不然，關鍵要看父母出資時的真實意思表示。”

張萬軍教授結合法律規定分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當事人結婚前，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自己子女個人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雙方的除外。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依照約定處理；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原則處理。”

而《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繼承或者受贈的財產，除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的情形外，為夫妻的共同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簡單來說，婚前父母出資，默認是贈與自己子女；婚后父母出資，默認是贈與夫妻雙方，除非有明確約定只贈與自己子女。

“回到本案，李先生的父母確實全額出資買了車位，但出資時間是在李先生和張女士婚姻存續期間，這是關鍵前提。”張萬軍教授說，李先生主張車位是父母單獨贈與自己的，就必須拿出證據，證明父母在出資時，明確表示過“這個車位只贈與兒子一人”，比如書面的贈與合同、當時的聊天記錄、錄音等。

但李先生提交的證據里，只有父母在2025年12月出具的情況說明，而這份說明是在雙方發生糾紛、張女士起訴之后才出具的，根本不能證明父母在2017年出資買車位時的真實意思。至于車位登記在李先生名下單獨所有，也不能直接認定為單獨贈與——不動產登記只是物權公示的方式，不能等同于父母的贈與意思表示。

張萬軍教授補充道，實踐中，很多父母婚后給子女出資買房、買車位，都不會特意寫贈與合同，覺得“都是一家人，沒必要”，可一旦子女離婚，就容易引發財產糾紛。就像本案這樣，父母全額出資，卻因為沒有明確的贈與約定，最終被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這里還要提醒大家，離婚協議里寫‘無夫妻共同財產’，不代表真的沒有，也不代表放棄分割。”張萬軍教授說，本案中，李先生辯稱“離婚協議寫了無共同財產，張女士當時也認可車位歸自己”，但法院查明，雙方雖然在離婚前有過協商，但張女士后來多次否認，且離婚協議簽訂時，雙方并未就車位分割最終達成一致，所以不能視為張女士放棄了分割權。

至于法院為什么只判李先生支付2萬元補償款，而不是張女士主張的7萬元，張萬軍教授解釋，這是綜合多方面因素考慮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第八條規定，婚姻期間一方父母全額出資購置的財產，沒有明確約定贈與一方的，離婚時法院可判決歸出資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綜合考慮共同生活時間、家庭貢獻、財產現有價值等因素，確定補償數額。

“本案中，車位雖然是夫妻共同財產，但全部出資來自李先生父母，且雙方一致確認現在價值8萬元，再加上兩人共同生活了8年多，還有一個孩子，張女士也對家庭有一定貢獻，所以法院酌定補償2萬元，既符合法律規定，也兼顧了公平。”張萬軍教授說，這種判決思路，既尊重了父母出資的事實，也保護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權益，避免了“父母出資就完全歸一方”的絕對化，也防止了“平均分割對父母不公”的問題。

結合檢索到的類似案例不難發現，父母婚后為子女出資購置財產，若主張是“單獨贈與”，必須在出資時就明確約定，最好簽訂書面贈與合同，否則一旦發生離婚糾紛，很難舉證，最終大概率會被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如果父母主張出資是“借貸”而非“贈與”，同樣需要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雙方有借貸合意，比如借條、轉賬時的備注、雙方的聊天記錄等，僅憑出資記錄，無法認定借貸關系成立。

三、精神損害賠償不是想賠就賠，這些證據才管用

本案中，張女士主張1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最終被法院駁回，這也是很多離婚案件中，無過錯方容易踩的坑——覺得對方有過錯，自己就能拿到精神損害賠償，卻不知道，法律上對“過錯”的認定，有嚴格的標準，證據不足就會面臨敗訴。

張萬軍教授結合本案，詳細解讀了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相關法律規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條明確規定，實施家庭暴力、重婚、與他人同居、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或者有其他重大過錯，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也就是說，想要拿到精神損害賠償，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對方有上述法定過錯行為，二是這種過錯行為導致了夫妻感情破裂、離婚。”

本案中，張女士主張李先生實施家庭暴力、有出軌行為，為此提交了焦慮癥診療記錄、通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但這些證據為什么沒被法院采納？

“關鍵就在于，這些證據不足以證明李先生存在法定過錯。”張萬軍教授分析，首先，焦慮癥診療記錄只能證明張女士患有焦慮癥，但不能證明焦慮癥是李先生家暴導致的——焦慮癥的成因有很多，可能是工作壓力、家庭矛盾等多種因素，不能直接歸因于家暴。其次，通話錄音和微信聊天記錄，沒有明確體現出李先生有家暴行為，也沒有證明他存在出軌的具體事實，比如與第三者同居、親密接觸的證據，只是一些模糊的聊天內容，達不到法律上“重大過錯”的認定標準。

“很多人都以為，只要有聊天記錄、診療記錄，就能證明對方有過錯，這其實是不對的。”張萬軍教授提醒，主張家暴，需要提供明確的證據，比如家暴后的傷情照片、醫院的診斷證明、報警記錄、居委會或村委會的調解記錄、證人證言等，最好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對方實施了家暴行為，且自己因此遭受了精神損害。

如果主張對方出軌，同樣需要提供充分證據，比如對方與第三者的親密照片、視頻、聊天記錄（明確體現出軌意圖）、租房合同（證明同居）等，單純的曖昧聊天，或者沒有實質性內容的錄音，很難被法院認定為“重大過錯”。

結合本案來看，張女士提交的證據，只能證明兩人之間有矛盾，不能證明李先生有法定過錯行為，所以法院駁回了她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這也給大家提了個醒：想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一定要提前收集充分、有效的證據，不能僅憑主觀感受，也不能只提交模糊、零散的證據，否則會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另外，張萬軍教授還強調，離婚案件中，“舉證責任”非常重要。《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本案中，李先生主張車位是父母單獨贈與自己的，卻沒能提供出資時的明確約定證據；張女士主張李先生有家暴、出軌行為，也沒能提供充分證據，最終兩人的相關主張都沒得到法院支持，這就是“舉證不能”的后果。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點，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數額，不是當事人想主張多少就判多少。”張萬軍教授說，法院會結合過錯方的過錯程度、過錯行為造成的后果、過錯方的經濟能力、當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綜合酌定賠償數額，即便證據充分，也不一定能拿到當事人主張的全部數額。

結合本案和司法實踐，張萬軍教授總結了兩個關鍵提醒：一是婚后父母出資購置財產，一定要明確約定贈與對象，最好簽訂書面協議，避免離婚時產生糾紛；二是主張離婚精神損害賠償，要提前收集完整的證據，明確證明對方存在法定過錯，否則很難獲得法院支持。離婚時，雙方應理性處理財產分割和損害賠償問題，既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要遵守法律規定，尊重法院的裁判。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婚姻家事法律師團隊以"學術+實務"雙輪驅動，精于刑事民事的交叉應對，幫助突破婚姻家事維權困境，專注于婚姻、家庭、遺囑繼承、財富傳承、私人法律顧問等領域，將冰冷的法條轉化為有溫度的問題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