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榮毅仁到北京開會，鄧小平對他說：希望你能減少一些其他工作

1979年1月，北京的寒氣還沒退去，中南海里卻在醞釀一場和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有關的談話。那天，幾位工商界代表被請去開座談會，會后，一位身材不高卻目光犀利的老人把其中一人單獨留下。老人是鄧小平，被留下的那位，是63歲的榮毅仁。

誰也不會想到，這次簡單的“加一句話”，會把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民族工商業者，再一次推到改革開放的前臺。追溯這場談話的來龍去脈，時間得從1949年春天說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清晨，33歲的榮毅仁推開家中窗戶，看見的是與往日完全不同的一幕。街邊躺著一排排剛剛打完仗、困得不行的解放軍戰士，槍就放在身旁，很多人鞋都沒脫。路上的行人放輕腳步，生怕驚動這些年輕的身體。這個畫面，讓在舊中國摸爬滾打多年的民族資本家兒子，有了極深的震動。他當時心里閃過一句話：中國還有希望。

要理解后來的選擇，就得看一看榮家父子的來路。榮德生出生在1875年，趕上的是晚清最艱難的那些年。1901年，他和族兄榮宗敬在無錫創辦茂新面粉廠，白手起家，幾十年間從面粉做到紡織、機器等行業，在江南一帶幾乎無人不知，被稱為“面粉大王”“棉紗大王”。這種靠實業起家、一步一步往上攢的家底，在動蕩的近代中國，很不容易。

榮毅仁是這一代中的“知識派”。大學畢業后，他就進入無錫茂新面粉公司當助理經理，隨后又任上海合豐企業董事、上海三新銀行董事兼經理。1945年起，他兼任無錫茂新面粉公司經理，管理的既有工廠也有金融機構。簡單說一句，當時的榮家，在民族工商業里，屬于那一撥最有分量的人。

說起來，他們與國民黨政權也打了多年交道。1946年4月25日，榮德生在上海去總公司途中，居然被匪徒綁架。當時蔣介石震怒，下令限期破案，但上海警察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查了一個月，一點眉目都沒有。最后還是榮家自己拿出50萬美元，人才平安回來。這件事，對榮德生父子打擊很大。國民黨腐敗、社會秩序失控，已經是擺在面前的事實。

1949年前后，隨著解放戰爭進入尾聲，蔣介石方面多次要求榮家等大型實業家遷往臺灣。走，還是不走，這是一道不容易的選擇題。一邊是早已看透的舊政權，一邊是還不算熟悉的新政權，既有不滿，也難免猶豫。

有意思的是，轉折點出現在1949年2月。那時，無錫解放還差兩個月，地下黨奉命接觸當地工商界代表，包括榮德生。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邀請工商界代表去解放區實地考察。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也與榮德生派去的人見面，進一步說明方針。

了解清楚之后，蘇南工商界，包括榮德生在內，作出了一個關鍵決定：不隨國民黨去臺灣。正因為有了事先溝通，這一帶的城鄉在解放時基本沒有遭到破壞，工廠、設備大體保全，這對后來的恢復生產意義不小。

1949年4月，無錫剛解放不久，人們忽然在街頭看到一輛人力包車緩緩而行，車上坐的竟然是榮德生本人。他一面向行人揮手，一面笑著點頭。街上有人驚訝地說：“那不是榮大老板嗎？”也有人竊竊私語：“不是傳說他遷廠走了嗎？怎么還在這兒？”榮德生主動露面，讓市面穩定下來，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榮毅仁也拿定主意，留在上海，不去臺灣。他還把暫居香港的妻女接回大陸，準備投入新中國建設。這一步走出后，榮家的方向就定了。

1949年9月，榮德生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后又擔任蘇南行署副主任，在地方工作中十分盡責。1952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從那以后，榮毅仁成了家族企業的主心骨，既要面對新政權的工商業政策，也要摸索民族企業如何轉型。

1950年，他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會后隨部分代表受毛澤東邀請，到中南海頤年堂參加宴會。當時座次安排中，他被分在第二桌，與周恩來同桌。周恩來看著這個年輕的企業家，聽說他只有三十四歲，笑著說：“噢，少壯派！”這句玩笑話，后來成了榮毅仁一個頗有意味的“標簽”，既有期許，也帶幾分試探。

從1949年到1959年，榮毅仁主要工作地點在上海，一邊管理企業，一邊擔任華東行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在國家推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他既是被改造的一方，也是積極參與配合的一方。1956年，他響應國家號召，把家族企業交給國家經營。“捐給國家”這四個字，說來簡單，背后是幾代人的心血。對榮毅仁來說，這是一次徹底的轉向。

同一時期，陳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上海市市長，他曾公開表示支持讓榮毅仁任上海副市長，理由很直接：“因為他既愛國又有本領，應當選為國家領導人。”在許多老上海人記憶里，那個年代的“榮少壯”，已經不只是一個資本家，而是參與公共事務的建設者。

隨后，榮毅仁又被任命為國家紡織工業部副部長。考慮到他長期在上海工作，不少人擔心他不適應北京的生活。周恩來特意關照說，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面對這樣的體恤，他的回答很干脆：“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會習慣的。”可以看出，他對自己角色的轉變，接受得相當徹底。

一、從“少壯派”到部委副手

1959年，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的張琴秋找到榮毅仁，帶來的是周恩來的意思：“建國快10周年了，總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當紡織部副部長。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們一塊干吧。”這番邀請背后，實際上還有另一位關鍵人物的推薦——鄧小平。

兩人結識于1950年代初。那時，鄧小平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對經濟戰線上的干部和黨外人士都有所了解。榮毅仁在恢復國民經濟、推動工商業改造中的表現，引起了他的注意。既懂企業，又愿意合作，這樣的人在當時并不多見。

有一次，毛澤東提到希望挑選幾位黨外人士到職能部門任職，請鄧小平提出人選。鄧小平給出兩個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榮毅仁。這種“點名”，不是客套，而是看準了他既有專業能力，又有政治可靠性的特點。

對于這樣的信任，榮毅仁心里很清楚。紡織工業部原本說國慶節后再赴任也不遲，他卻只用了三天時間就動身去了北京。這個速度，在熟悉他性格的人看來，頗為符合他辦事利落、不拖泥帶水的一面。

然而，接下來的年代并不平靜。后來那一段特殊時期，他和許多知識分子、經濟領域干部一樣，遭受沖擊，工作中斷，境況一度很艱難。這段經歷，他沒有多談，但從后來恢復工作后的勁頭來看，內心并沒有把個人恩怨放在前面，依舊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設上，這一點，不得不說頗為難得。

1978年以后，形勢開始逆轉。粉碎“四人幫”后，中央逐步撥亂反正，老一代經濟干部和社會知名人士陸續恢復工作。榮毅仁在鄧小平、葉劍英、王震等人的推薦下，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當時他已經六十出頭，按一般人的想法，完全可以“往后稍一稍”，但事情并沒有停在政協這個層面。

事實上，鄧小平想到他，還有一件更重要、更具體的任務在前面。1977年11月，鄧小平剛剛復出不久，就和葉劍英一同前往廣州。在那里，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在對外方針上，他也明確提出要向世界學習。1978年10月10日，他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這話后來被廣為引用。

不過，理念提出容易，具體怎么做，卻不是一拍腦門就能定。那時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主要停留在“引進技術、引進設備”這類方式上，對“合資”“合作”這樣的新模式，既有興趣，又有顧慮。1978年，中國汽車企業和美國通用公司談判時，美方就提出疑問：“你們為什么只談技術引進，為什么不談合資？”一句話說到了關鍵。

在很多人心里，“資本家”和“共產黨”是兩個陣營，怎么能坐到一條船上？“合資”這兩個字，對不少干部來說還是新鮮詞，對法律制度、管理方式、風險控制等具體層面，更是缺少經驗。有些人干脆疑惑地說：“你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怎么能夠搞合資啊？”既要發展，又怕失控，這種矛盾心理，在當時相當普遍。

就在這種背景下，1978年深秋，葉劍英在廣州南湖賓館約見了久未謀面的老朋友榮毅仁。兩人多年前就有交往，這次談話，內容就更加直接。席間，葉劍英提到：“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還要考慮用一個什么樣的機構來開展工作，要民間的，不是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不好，人家怕你共產黨。”這幾句話，說得很透：既要代表國家，又要給外商一種“民間”的信號，這個角色，既敏感，又關鍵。

對于榮毅仁來說，這番點撥無疑是一種啟發。如何找到一個既符合政策、又讓外方安心的載體，成了擺在面前的問題。而真正的推動，則發生在1979年1月那次北京會面。

二、“合資經營當然可以搞”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包括榮毅仁在內的工商界代表，談的正是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的問題。大范圍會見結束后，他沒有立刻離開，而是把榮毅仁單獨留了下來。這一細節，后來被多次提及。

鄧小平開門見山，對他說：“榮毅仁同志，希望你減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對外開放和經濟工作。形式你自己考慮。你主持的單位，要規定一條：給你的任務，你認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絕，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要用經濟方式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簽，否則就不簽。應該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只要是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

這段話分量很重，其中有三個要點：一是請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對外開放和經濟工作上；二是賦予相當大的決策權限；三是明確以經濟規律和商業原則為出發點，而不是行政命令。對一個出身民族資本家的老企業家來說，這樣的授權既是信任，也是壓力。

榮毅仁當場的回應很干脆：“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歲，在80歲以內還可以工作。”這句看似輕松的話，實際上表明了一個態度——準備長期投入，而不是做幾年“掛名”的樣子。對當時的年齡結構來說，一個六十多歲的人，把工作預期拉到八十歲，這份決心不算小。

關于引進技術和外資，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到，利用資本主義資金，也應當用資本主義的辦法去對付，不宜過于拘謹。這一句，對當時很多還習慣于計劃思維的人來說，多少有點“大膽”。但從經濟邏輯來講，卻很務實：既然要在國際市場上打交道，就不能只按過去那一套封閉思維行事。

鄧小平的談話，加上葉劍英此前的提醒，很快催生了一份關鍵文件。1979年2月初，榮毅仁向中央提交《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在這份建議里，他設想成立一個以引進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為主要任務的機構，形式上帶有“民間色彩”，但又有國家信用做后盾。這個設計，實際上正對應著葉劍英提出的“要民間的，不是政府機構”的思路。

當時，有人提議榮毅仁可以到某個部委任職，例如旅游部或電子部，以政協副主席兼某部領導的方式“安置”。按常規來看，這樣的安排既穩妥，也體面。榮毅仁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不去現成的部委，而是主動承擔創建一個全新機構的任務。這一選擇，從結果看，改變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部分路徑。

另一方面，要讓外資真正敢來，還缺少一個更基礎的條件——法律保障。沒有法律，誰會把大額資金放進來？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面臨的，就正是這樣一個空白。副主任項淳后來回憶說：“誰愿意把大筆資金放在一塊沒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國剛剛經歷那么長的動亂，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標示出中國的決心。”這話說得直白，卻道出了當時外界最現實的顧慮。

圍繞這個問題，中央有關方面組織了多輪討論與起草，參考了不少國家的相關法律，最終醞釀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這里又冒出一個爭論點：要不要對外資比例設上限？當時的草案規定，中外合資企業外方出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重大事項須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從維護控制權的角度看，這樣的設想似乎順理成章。但榮毅仁并不贊同。他認為，這種規定既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利于在當時條件下大規模吸收外資。他和秘書莊壽倉一起，連夜寫出意見書，一直忙到凌晨兩點。莊壽倉后來回憶，那天累得只能睡在老板家的客房地板上。

意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這兩條）并非國際慣例，同時這是當前國家經濟情況所不易辦到的，勢必降低外資對我國投資的興趣，我們亦同樣達不到大量吸收外資從事建設的目的。建議在不喪失主權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為原則，爭取更多的外資，引進更多的技術，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

這一表述，用詞謹慎，卻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保護是需要的，但過度設限反而會把機會擋在門外。鄧小平、陳云看到這份意見后，分別作了批示，表示贊同。陳云還講過一句話：“只要外資愿意來中國，我們總有辦法對付。”這話背后，是一種有自信的態度：不怕合作，就怕沒有發展。

1979年7月8日，國務院決定在同一天公布兩件事：一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二是中信公司籌備組成立。法律和機構一起亮相，既是制度安排，也是對外釋放信號。幾個月后，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正式成立，榮毅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一個肩負試驗任務的新機構，終于有了名分。

三、中信的起步與“儀征模式”

如果只看“董事長兼總經理”這幾個字，容易聯想到氣派的辦公樓、龐大的團隊。但1979年的現實，遠沒那么體面。中信公司成立之初，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只在北京和平賓館租了幾間房當辦公室。交通工具方面，一輛是借來的上海牌轎車，另一輛是花1.2萬元買來的豐田面包車。這輛車的錢，還是榮毅仁自掏腰包。員工出去辦事，則統一配發“飛鴿”自行車。這樣的場景，在今天看來甚至有些樸素到可笑。

更有意思的是人員結構。中信剛成立時，全公司也就十來個人，其中六七十歲的老先生占了半數以上，多是原來工商業界的老資格。連榮毅仁的秘書莊壽倉，年紀也已經五十二歲。財務部總經理閔一民，當時也快六十歲，是榮毅仁拿著中組部的調令，從人民銀行調來的老干部。他后來回憶說，孩子問起他的工作，他一說到自己還要謄抄材料，孩子都覺得驚訝：“在央行當局長的，怎么干起書記員的事來了？”這句玩笑，其實道出了當時中信的“寒酸起步”。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資金。國務院原定給中信2億元注冊資本，陳云曾建議把中信辦成國務院直屬的國營企業，以便在國內外開展工作時更有信用。但當時國家財力緊張，最后實際撥款金額不得不調整，第一批到賬的只有2000萬元。社會上很快傳出一種說法，說中信完全是榮毅仁自己“出錢辦的公司”。這種說法并不準確，不過，它反映了早期資金的確存在缺口。

為了解決籌備期的燃眉之急，榮毅仁拿出自己1000萬元個人存款先行墊付，這些錢后來按原數歸還，并沒有按股本計入公司。連日常辦公用的雜費，都一度捉襟見肘。就在和平賓館，有一次大家正為剛印的信紙信封付不起賬著急時，是榮毅仁夫人楊鑒清拿出1000元現金，讓這件小事得以解決。那1000元拿到手上時，好幾位工作人員都明顯松了口氣。這些細節，聽起來瑣碎，卻能看出當時的窘況。

說到底，這是一家在特殊時代肩負特殊任務的新機構。身份既不像普通部委那樣清晰，也不是純粹民營企業，許多事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也正是在這樣“摸著石頭過河”的環境里，中信逐漸摸索出了一套適合當時國情的運作方式。很多項目安排，在當年看都相當前衛。

1980年，儀征化纖廠遇到重大困難。這個項目原本是國家重點建設工程，后來因為調整政策而緩建，資金鏈一度緊張到可能停擺的程度。紡織工業部找到中信，希望能想辦法解困。面對這個情況，榮毅仁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很不尋常的建議：“資金不足為啥不向國外借呢？”

在當時，外債還是個敏感詞。新中國經過多年努力，才擺脫了舊中國那種沉重的外債負擔，而且當時手頭也有一定外匯儲備。不少人心里有種自豪感：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這是好不容易換來的局面。現在突然要從國外舉債，還是在外國發行債券，自然引發不少質疑。有干部擔心利率高，覺得“吃虧”；也有人擔心一旦開了這個頭，將來就收不住。

榮毅仁的考慮，略有不同。他認為，低息貸款看起來便宜，但往往對用途、采購渠道、配套條件限制很多，容易被牽著鼻子走。發行債券則可以“貨比三家”，根據市場情況來選擇利率和期限，雖然名義利率可能稍高，但反而更靈活。這種思路，放在當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確實顯得有點“超前”。

最終，中信推動在日本發行債券，為儀征化纖廠籌到了急需資金。這個后來被稱為“儀征模式”的操作，證明了通過國際金融市場來解決國內建設資金問題，是一條可行之路。這一嘗試，對后來的中國對外融資方式，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信公司在此后的幾年里，逐步拓展業務范圍，從單一的資金引進，走向綜合性的投融資和項目運作。很多做法，從當時看都屬于“新鮮事物”。可以說，它既是政策試驗田，也是一種橋梁，連接著計劃經濟向更開放經濟形態的轉變。

1985年，榮毅仁應邀訪問美國。在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對他評價頗高：“像榮這樣既了解東方（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經濟），又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企業家，實在不可多得。蘇聯人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他們找不到一位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這句話，多少有幾分外交客氣，但指出的一個事實不難理解：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既通曉國際經濟規則，又在本國政治環境中有高度信任度的人，確實不多。

回頭看，從1949年決定留在大陸，到1950年代走進政務部門，再到1979年承接中信這一全新任務，榮毅仁的軌跡與新中國的經濟道路，幾乎是交織在一起的。鄧小平在1979年那番“希望你減少一些其他工作”的囑托，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把一個時代的關鍵步驟交給了一位經歷過舊中國、又愿意投入新中國的企業家去嘗試。

在中信總部的辦公室里，一度掛著一幅鄧小平與榮毅仁握手的巨大照片，位置非常醒目。對熟悉內情的人來說，這不僅是紀念，也是提醒：國家在探索一條新路時，對個人的信任往往意味著更重的擔子。

進入1990年代以后，兩人都已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各有起伏，公開場合見面的次數自然減少。不過，兩家人之間的往來并沒有斷。有時候，只是一句問候、一封信，一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聯系，卻清楚地表明，那段共同經歷，早已超出一般的工作關系。

從街頭看解放軍戰士睡在路邊的青年，到中南海里被稱作“少壯派”的企業家，再到被請出來設立中信的長者，這條路的曲折掙扎，并不容易用幾句話概括。但有一點算得上清楚：在新中國經濟邁向開放的過程中，政策的破題往往離不開具體的人，而1979年那句“希望你能減少一些其他工作”，就是其中一處值得細細琢磨的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