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講解：從一起申訴案看猥褻兒童罪非法證據的排除

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涉案人員吳某某（隱私化名）因涉嫌猥褻兒童罪，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2024）新0203刑初106號）。一審判決后，吳某某未提出上訴，后卻以“偵查階段供述系刑訊逼供取得，屬于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精神鑒定以該非法供述為基礎，不具備證據效力，原審認定犯罪證據不足；其親吻兒童的行為系長輩對晚輩的正常喜愛，原審定性錯誤”為由，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再審改判其無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審查后，作出駁回申訴的決定（（2026）新刑申14號），核心裁判觀點如下：原審認定吳某某犯猥褻兒童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關于吳某某提出的刑訊逼供申訴理由，經查，吳某某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法院審理階段均明確表示偵查階段供述屬實，未受刑訊逼供，不申請非法證據排除，且自愿認罪認罰，一審宣判后亦未上訴；其所述2023年10月15日被毆打致傷的情況，無任何證據證實，當日入所健康體檢未檢出新鮮外傷，其體表異常及疾病均為陳舊性或自身疾病，與刑訊逼供無關；其稱因恐嚇、威逼利誘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撤回上訴，亦無證據佐證，相關筆錄證實其簽署具結書系自愿且有辯護律師見證，當庭認可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一審宣判時明確表示不上訴；原審認定犯罪的證據除其供述外，還有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辨認筆錄、視聽資料、現場勘驗記錄等，形成完整證據鏈。關于定性錯誤的申訴理由，經查，吳某某作為成年男性，將陌生未成年女孩的舌頭含到嘴里舔吸，并非正常長輩對晚輩的喜愛表達，而是以滿足性欲為目的的猥褻行為，其主觀有故意、客觀有行為，原審以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適用法律正確。綜上，吳某某的申訴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重新審判條件，予以駁回。

案例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26）新刑申14號駁回申訴通知書

本案完整裁判要旨：原審認定申訴人犯猥褻兒童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申訴人提出的偵查階段供述系刑訊逼供取得、屬于非法證據，精神鑒定無證據效力、原審證據不足的申訴理由，無證據證實且與在案證據不符，不能成立；申訴人提出的其行為系長輩對晚輩正常喜愛、原審定性錯誤的申訴理由，不符合事實與法律規定，不能成立；申訴人的申訴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重新審判條件，依法予以駁回。

二、非法證據的認定邊界與舉證責任分配——從本案看刑訊逼供的抗辯要點

本案中，吳某某將申訴的核心突破口放在“偵查階段供述系刑訊逼供取得，屬于非法證據應予以排除”，這也是刑事申訴案件中較為常見的抗辯理由。但結合本案裁判過程不難看出，非法證據的認定有明確的法律標準和舉證要求，并非僅憑當事人單方主張就能成立。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明確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目的是規范偵查行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該規則的適用必須嚴格遵循法定條件，既要防止偵查機關非法取證，也要避免當事人濫用抗辯權、逃避法律制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規定，對被告人供述的審查，應當重點核查是否存在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必要時可調取訊問錄音錄像、進出看守所健康檢查記錄等予以核實；被告人供述存在法定情形的，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但當事人主張存在非法取證行為的，需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張萬軍教授進一步解釋，本案中法院駁回吳某某相關申訴理由，核心就在于其未能完成舉證責任，且其主張與在案證據形成明顯矛盾，這也為類似案件提供了明確的裁判指引。

首先，當事人主張刑訊逼供，需提供具體的線索或證據，而非單純的口頭陳述。本案中，吳某某聲稱2023年10月15日凌晨被鎖喉嚨毆打、中午被電線抽打、群踹，當晚送看守所時已有明顯傷情，但未提供任何能夠佐證該主張的線索，既沒有目擊證人、傷情照片，也沒有相關的醫療記錄。相反，偵查機關提交的《到案經過》《入所健康體檢表》等證據，清晰證實吳某某被送入看守所當天即進行了全面體檢，結果顯示其體表無明顯新鮮外傷，僅存在痛風、高血壓、膽囊結石、雙腎結石及第8肋陳舊性骨折等情況。這些傷情中，陳舊性骨折顯然不可能是當日被刑訊逼供所致，其他疾病均為自身基礎疾病或陳舊性損傷，與吳某某所述的“毆打致傷”完全不符，無法印證其刑訊逼供的主張。

其次，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行為表現，是認定其供述真實性、自愿性的重要依據。張萬軍教授強調，非法證據排除的主張，不能與當事人此前的自愿行為相矛盾。本案中，吳某某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法院審理階段，均明確表示自己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屬實，沒有受到刑訊逼供，且明確不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同時自愿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更為關鍵的是，該具結書的簽署是在其聲稱被刑訊逼供的10個月之后，且有其委托的辯護律師在場見證，這就排除了“被脅迫簽署”的合理懷疑——如果真存在刑訊逼供及后續恐嚇，當事人完全可以在審查起訴、庭審等關鍵環節提出異議，而非在一審判決生效后才另行主張。此外，一審法院宣判時，審判人員已明確告知吳某某上訴權利，但其明確表示對判決結果無異議、不上訴，該行為進一步印證了其對一審判決及自身供述的認可，與其后續申訴中“被威逼利誘撤回上訴”的主張相互矛盾，且其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存在威逼利誘的情形。

再次，即便當事人主張供述系非法取得，若原審認定犯罪的證據形成完整鏈條，不依賴該供述亦能定罪，其申訴理由也難以成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規定，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證據未經法庭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但只要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即便排除部分證據，仍可依法定罪。本案中，原審認定吳某某犯猥褻兒童罪，并非僅依據其本人供述，還結合了被害人的陳述、證人證言及辨認筆錄、視聽資料、現場勘驗檢查工作記錄、現場照片、諒解書等多項證據。這些證據相互補充、相互印證，能夠完整還原吳某某實施猥褻行為的全過程，足以證實其犯罪事實，即便拋開其供述，現有證據也能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因此，吳某某以“供述系非法證據”為由主張原審證據不足，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張萬軍教授提醒，實踐中，部分當事人在一審判決生效后，以“刑訊逼供”“非法證據”為由提出申訴，試圖推翻原判決，但往往因未能提供有效證據、主張與在案證據矛盾而被駁回。這也警示我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當事人的重要權利，但權利的行使必須遵循法律規定，需提供具體、明確的線索和證據，不能僅憑口頭主張逃避法律責任；同時，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應當嚴格規范，留存完整的取證記錄、體檢記錄等，確保證據的合法性，從源頭防范非法取證爭議。

三、猥褻兒童罪的定性邊界——區分正常關愛與違法犯罪的關鍵的

本案的另一核心爭議點，是吳某某主張其“親吻兒童的行為系長輩對晚輩的正常喜愛表達，原審定性錯誤”。這一主張看似合理，實則混淆了正常情感表達與猥褻兒童罪的法律邊界，也是司法實踐中認定猥褻兒童罪的難點之一。張萬軍教授結合本案裁判理由，對猥褻兒童罪的定性標準進行了通俗解讀，明確了“正常關愛”與“猥褻行為”的核心區別，為公眾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猥褻兒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滿足性欲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對兒童實施的淫穢行為。兒童身心發育尚未成熟，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因此我國法律對兒童的性權利給予特殊保護，猥褻兒童罪的認定不要求行為人具有暴力、脅迫等手段，只要實施了猥褻行為，即構成犯罪，且從重處罰。張萬軍教授指出，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猥褻兒童罪，核心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主觀上是否具有刺激、滿足性欲的目的；二是客觀上是否實施了侵犯兒童性權利、損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淫穢行為，這也是區分正常關愛與猥褻行為的關鍵。

正常的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其核心是情感的表達，不具有任何性暗示，行為方式也符合社會公序良俗，通常表現為撫摸頭部、擁抱、輕吻臉頰等，且行為對象多為親屬、熟人，行為過程中不會超出正常情感表達的邊界，更不會侵犯兒童的隱私部位或實施具有性暗示的行為。而猥褻兒童行為，其本質是侵犯兒童的性權利，主觀上具有刺激、滿足性欲的目的，客觀上的行為方式往往具有性暗示，會觸碰兒童的隱私部位，或實施超出正常情感表達的親密行為，即便行為對象是陌生人，只要符合上述特征，即可能構成猥褻兒童罪。

結合本案來看，吳某某作為一名成年男性，其實施的行為并非簡單的“親吻”，而是將陌生未成年女孩的舌頭含到自己嘴里進行舔吸。張萬軍教授強調，這種行為顯然超出了正常長輩對晚輩關愛表達的邊界，具有明確的性暗示，屬于典型的以滿足性欲為目的的猥褻行為。從行為主體來看，吳某某與被害人系陌生人，不存在親屬、熟人之間的情感基礎，其行為缺乏正常關愛的前提；從行為方式來看，舔吸舌頭屬于親密程度極高的性行為范疇，明顯超出了普通情感表達的范圍，會對未成年女孩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符合猥褻兒童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從主觀方面來看，吳某某作為成年人，應當明知自己的行為會侵犯兒童的身心健康，仍先后兩次實施該行為，足以認定其具有猥褻兒童的故意。因此，原審法院以猥褻兒童罪對吳某某定罪處罰，適用法律完全正確。

實踐中，類似“誤將猥褻當關愛”的抗辯并不少見，部分行為人以“喜歡孩子”“只是表達親近”為由，試圖逃避法律制裁，但這一抗辯往往難以得到法院支持。張萬軍教授進一步解釋，判斷行為是否構成猥褻兒童罪，不能僅憑行為人的辯解，而應結合行為人的身份、行為方式、行為對象、行為場景等綜合判斷。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相處時，應當把握合理的行為邊界，尊重未成年人的身體自主權和性權利，不得實施任何可能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為，尤其是對于陌生未成年人，更應保持適當的距離，避免實施親密程度過高的行為。

此外，本案還體現了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原則。未成年人是國家和社會的未來，其身心健康受法律的特殊保護，任何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都會受到法律的嚴厲懲處。張萬軍教授表示，本案中，法院嚴格區分正常關愛與猥褻行為的邊界，依法認定吳某某的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駁回其申訴，不僅維護了法律的尊嚴，更彰顯了我國對未成年人權益的堅定保護，也向社會傳遞了明確的信號：任何侵犯兒童的行為，無論以何種借口，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成年人應當堅守法律底線，尊重和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