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次空襲后黎巴嫩成鬼城，難民激增超81萬

“現在這里看起來就像一座鬼城，沒有生命，沒有人。所有人都生活在街頭。”

以色列持續空襲后，哈桑·哈利勒（Hassan Khalil）和許多黎巴嫩居民一樣，首先要做的，是為家人尋找安全的地方。

“我們尋找安全的地方，并把他們安置在那里。”居住在貝魯特達希耶地區（位于貝魯特南郊，距以色列邊境直線距離約為20多公里）的哈利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那里有婦女和孩子，我們必須保護他們。”

在安頓家人的同時，他和鄰居們也在設法應對持續的襲擊。

據新華社報道，自美以再度大規模襲擊伊朗以來，以軍已空襲黎巴嫩1100余次。以色列向黎巴嫩超過53個村莊及人口稠密地區發布撤離警告，許多家庭在幾分鐘內匆忙逃離。

據新華社報道，3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決定向伊朗、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四國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黎巴嫩公共衛生部表示，自3月2日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的襲擊已造成687人死亡、1774人受傷。截至目前，此輪沖突已造成超81萬人流離失所，僅一天之內新增登記人數超10萬，并仍在持續上升。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5日，黎巴嫩貝魯特，貝魯特南部郊區及貝魯特海濱地區，因以色列空襲而流離失所的民眾所住的帳篷區遭遇大雨。

“感謝真主，我們現在像大多數人一樣，身處安全之地。”哈桑·哈利勒說，但緊接著又補充了一句：“這種生活畢竟不正常。”

現在，哈利勒和家人借住在朋友家里。

哈桑·哈利勒今年58歲，家里還有小孩和一位年邁的母親。談到目前的生活，他反復提到，“多虧了我的朋友，他為我、為我的家人提供了一切所需，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戰爭，讓最基本的生活變得困難。“你得去超市或雜貨店采購物資，可這絕非易事。一路上，你始終擔驚受怕，生怕遭到襲擊。”

對哈利勒而言，這樣的局勢，并非第一次出現。

“過去也曾經歷過類似局勢。”他說，“2006年，我們曾遭到以色列的襲擊；1996年也是；1982年同樣如此。”

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往往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理由，但他并不認同。“黎巴嫩人民是熱愛和平的，我們不是恐怖分子。”

戰爭期間，不同宗教社區之間往往會接納逃離家園的人。“大多數穆斯林會逃往基督教區、德魯茲派地區或其他地方尋求庇護，當地居民都會熱情接納這些難民并給予支持。”他說，“這才是真正的黎巴嫩。”

哈利勒現在借住的地方，位于黎巴嫩北部，屬于基督教徒聚居區，距離他的家很遠。

戰爭，改變了他原本的生活節奏。“我們現在無法工作。只能待在家里，一切全都變了，身心俱疲。”

離開家時，他幾乎沒時間收拾行李。

“我只帶了幾樣必需品。每人一條褲子、一件T恤，僅此而已。”“因為你不知道襲擊和屠殺何時會降臨。”

此輪撤離人群中，約一半來自黎巴嫩南部（與以色列接壤）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的聚居區。“從南部往北縱深二三十公里的居民，都已離開自己的家。”趙穎說。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7日，黎巴嫩貝魯特，以色列空襲貝魯特南郊區域，現場升起濃煙。以色列對貝魯特南郊發動新一輪襲擊，并再次下令黎巴嫩南部大片區域居民撤離。

3月1日，原本打算回家的薩勒曼·德拜西（Salman Dbaissy），卻因突如其來的戰爭被迫改變行程。

薩勒曼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在中國工作，春節期間回國探望家人。

“我正在貝魯特朋友家聚會。就在大家準備回房休息時，我們聽到了槍聲。到了凌晨2點或2點半左右，更猛烈的襲擊聲把我們驚醒——那是對達希耶地區的一次猛烈轟炸。”

薩勒曼回憶，爆炸聲震耳欲聾，仿佛戰火近在咫尺。他推測，襲擊可能來自海上，由以色列驅逐艦發起攻擊。

薩勒曼試圖第二天回到家，但未能成功。大量來自南部戰區的人群涌來貝魯特，“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許多人滯留在公路上。有些車子因為燃油耗盡而拋錨——他們是在凌晨三點突然接到撤離命令，被迫立刻離家，甚至來不及加滿油。”

不少人只好棄車步行。而那些有車的人，則像搬運家具或貨物一樣，把人群塞進卡車或皮卡的車廂里。

“任何人看到這一幕都不可能不流淚，因為這些人我都認識。他們原本安居樂業，生活在自己的家中。”

更令人唏噓的是，正值齋月。“許多人本應在齋月的第二或第三天，與家人一起祈禱、開齋，卻被迫流落街頭，倉皇逃命。”

從貝魯特到哈勒德鎮（Khaldeh）的那段路只有五公里左右，卻擠滿了車輛。整條高速公路就像一個巨大的停車場，車輛只能緩慢蠕動。還有大量的人在步行。

薩勒曼說，人們幾乎來不及收拾行李，只能隨手抓起能帶走的東西。有的人在地上鋪開一條毯子，把僅有的物品堆在上面帶走。

“我們在過去兩年里，一直在目睹這樣的悲劇不斷重演。”說罷，視頻那頭，薩勒曼忍不住掉下眼淚。

薩勒曼曾是紅十字會志愿者，他太熟悉流離失所者的處境——許多人來到臨時安置點時，身上只有穿著的衣服。

“我們目睹了空襲。飛機對達希耶地區進行了猛烈轟炸。隨后，當我返回山區的家中時，我在路上看到多處遭受襲擊的痕跡。”

他的家位于阿什拉菲耶區，從陽臺上可以直視達希耶。

“這雖然不是我第一次經歷戰爭，但那種感官沖擊依然強烈：你先看到火光閃爍，隨后才聽到震耳欲聾的巨響。我們就這樣站在窗前，看著遠處火花四濺，然后聽到爆炸聲傳來。”

“3月5日，當整個拉希耶地區的人被勒令撤離時，轟炸變得異常猛烈。”他說，“11日和12日以來，轟炸規模變得前所未有。”人們躺在床上，只能聽著像暴雨一樣密集的轟鳴聲，聽著戰機俯沖的聲音。

這是薩勒曼人生中的第五次戰爭。

他出生在黎巴嫩內戰時期，在戰火中成長。此后，他又親歷了1993年的戰爭、1996年的“葡萄行動”（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2006年的戰爭，以及2023年到2024年的沖突。

這次，薩勒曼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恐懼：接下來會發生什么，這個國家未來還會面臨什么。“這次我真的要離開黎巴嫩了。”

他的母親一直在計算空襲的時間：警報會不會在他抵達機場時響起？空襲會不會就在那一刻降臨？

對于薩勒曼而言，“不知道2026年7月我再回來時，黎巴嫩是否還能作為一個國家存在，這并非危言聳聽。因為今天，以色列人正在要求人們撤離，就像他們在加沙所做的那樣——強制撤離。”

他的兩個兄弟都在貝魯特工作，每天需要往返城市。他的父母仍住在老家。“父母七十多歲，如果突然發布撤離警告，而他們又不太使用社交媒體或手機，那該怎么辦？”

他的嫂嫂們，就住在靠近轟炸區的地方。“我曾勸她們把家里的老婦人和孩子轉移撤離，但她們拒絕了。”她們擔心一旦離開，會有人趁虛而入霸占房子。因為她們是那棟房子里唯一的住戶，而整個區域已空無一人。如果她們離開，會被洗劫一空。

薩勒曼還有很多朋友失去了家園。

2024年沖突爆發時，薩勒曼的朋友卡里姆（Karim）曾帶著家人臨時撤離到貝魯特附近，原以為只需躲避一晚便能返回，卻在持續的轟炸中被迫輾轉寄居親友家。

今年，新的撤離命令再次到來，他起初仍選擇留下，試圖像往常一樣“等空襲過去再回家”。那一夜的轟炸遠超以往，波及整片居住著約30萬人的區域，卡里姆最終被迫撤離。第二天，他通過地圖確認，導彈擊中了自家所在的街區。等他返回時，整棟建筑已面目全非——墻體坍塌，室內盡毀，硝煙埋葬了熟悉的氣味。“失去的不只是房子，”卡里姆說，“還有童年，父母一生的心血。”

最讓他難以釋懷的，是戰爭中赤裸裸的強迫。“僅僅以色列的一聲令下，就能迫使成千上萬的人在深夜背井離鄉。”

戰爭也重塑了這個家庭彼此守望的方式。 2024年沖突最激烈的時候，他還在中國。那段時間，他每天都要打電話回家，時刻盯著新聞和WhatsApp上的消息。晚上因為過度擔憂而根本無法入睡。

薩勒曼現在離開了黎巴嫩。他母親說：“這是我第一次慶幸你離開了家，至少你是安全的。”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5日，黎巴嫩貝魯特，因以色列軍隊要求撤離而逃離貝魯特南部達希耶地區的黎巴嫩家庭，在惡劣天氣條件下于首都沿海地區的街道、公園及臨時帳篷中避難。

凌晨三點，一條簡短的訊息從黎巴嫩南部發來。

“我的鄰居今天在戰斗中犧牲了。”

發來消息的人是瑪拉克（Malak），一名住在提爾（Tyre）附近的高中生。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位鄰居在靠近黎以邊境的賓特杰貝勒（Bint Jbeil，距離以色列只有幾公里）戰斗中身亡。“我周二才見過他，年齡不到30歲。”

戰爭，似乎總是在深夜傳來消息。

根據以色列國防軍公開發布的疏散令，南方周末統計發現，提爾區是收到撤離警告次數最多的地區，明顯高于其他地方；緊隨其后的，是同樣位于黎以邊境的賓特杰貝勒區。

瑪拉克對這種消息并不陌生。

“去年夏天也發生過類似的沖突。”她說，但這一次，她隱約感覺局勢不同。“哈梅內伊去世后，我總覺得會有大事發生。”

沖突真正逼近的那一刻，發生在一個普通的齋月清晨。

那天是周日。因為正值齋月，瑪拉克在黎明前醒來準備吃封齋飯（Suhoor）。她拿起手機，看到一條突發新聞：真主黨向以色列發射了6枚火箭彈。

“那一刻我就意識到，黎巴嫩又要陷入戰爭了。”

她坐在餐桌旁，繼續翻看新聞更新。幾小時之內，以色列開始對黎巴嫩南部以及貝魯特郊區發動空襲。戰火迅速蔓延。

瑪拉克一家住在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地區，這里暫時被視為相對安全的區域。“謝天謝地，我們還沒有撤離。”她說。

但安全只是相對的。即使在家中，她依然能聽到遠處空襲的爆炸聲，附近的一些地區已經遭到打擊。

戰爭的陰影也悄然改變著日常生活。

瑪拉克的遠房親戚打來電話，詢問是否有空房子可以出租——許多來自南部的人正四處尋找落腳之處。

家里的儲藏室也在慢慢被填滿。

“我媽媽囤了很多食物，以防情況惡化。”瑪拉克說，周圍很多家庭都在做同樣的準備。

這種未雨綢繆，早已成為黎巴嫩人的生活經驗。自2019年金融危機和抗議運動以來，食品價格頻繁波動，人們習慣在局勢不穩時儲備糧食。

戰爭也很快影響到了學校。

在沖突爆發的周一凌晨三點，她的學校緊急宣布停課。

即使一周后復課，也有學生缺席。“很多家長害怕送孩子去學校。”

3月12日清晨，瑪拉克再次發來一條消息：“學校通知今天放假。”

那天凌晨，她給記者發來一段視頻。畫面一片漆黑，只有戰斗機低空飛過時巨大的轟鳴聲。

“我們其實已經習慣這種聲音了。”她說。

那一晚，戰機飛得格外低。“他們這樣飛了好幾次。”瑪拉克說，就在兩小時前，以色列在貝魯特發動了一次襲擊。“當時很多人正在睡覺。”

除了貝魯特，黎巴嫩山的多個地區也傳來了爆炸聲。

黑暗中，只有戰機的轟鳴在夜空回蕩。

“伊朗的戰爭是看得見的戰爭，黎巴嫩的戰爭是看不見的戰爭；伊朗的問題是有結束時間的問題，黎巴嫩的問題是沒有結束時間的問題。”趙穎如此總結。

趙穎解釋，黎巴嫩社會的特殊結構，使得長期緊張狀態幾乎成為一種常態。這個國家由多種宗教群體共同構成，不同宗教群體往往以社區為單位聚居，各自形成相對獨立的社會網絡。

日常生活中，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經濟往來并不頻繁，除非是規模較大的商業合作。

“在黎巴嫩，你只要說出自己住在哪個區、姓什么，很多人就能大致判斷出你的家族背景、經濟狀況、社會關系，甚至政治傾向。”趙穎說，這種以宗教與家族網絡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構成了黎巴嫩極為獨特的社會生態。

盡管沖突頻發，趙穎卻很少看到黎巴嫩人表現出強烈的恐慌情緒。“這里的人已經習慣了戰爭。”她說，黎巴嫩城市里甚至沒有常見的防空警報系統，也缺乏系統性的預警機制。

這一點，也得到薩勒曼的印證。“很多時候，我們所謂的‘警報’，反而是從敵方的媒體報道中得知的。”

在不同社區，對流民接納程度并不相同。趙穎所在街區屬于基督教社區，如有陌生流民進入社區，居民往往會第一時間通知市政部門。 “一些基督教社區對接納什葉派穆斯林流民比較謹慎，因為擔心真主黨成員可能混在其中。”

趙穎提到，2024年曾發生過類似事件：一戶居民將自己閑置的大房子借給一個流離失所的大家庭居住，不久后，以色列無人機追蹤到該處目標，整棟房屋被空襲摧毀。

趙穎說，在一些街區，甚至出現了對流離失所者的排斥和驅趕現象。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副所長秦天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些流離失所者大多來自什葉派社區，其中不少是黎巴嫩真主黨的支持群體。因此救濟與援助方面，往往也更多依賴什葉派社區網絡或真主黨相關機構。”

秦天指出，黎巴嫩以宗教教派分權的政治體系，使權力與資源沿教派分布，而近年隨著以色列持續打擊真主黨，什葉派與基督教派系的既有聯盟松動，政壇力量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現在黎巴嫩政壇的格局正變得更加碎片化。”秦天認為這種碎片化趨勢，也可能進一步加劇不同族群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隔閡。

“政府經常處于財政困難甚至瀕臨破產的狀態，但不少普通民眾的經濟狀況并不差。”在趙穎看來，黎巴嫩長期呈現出一種“國窮民富”的特殊狀態。

趙穎進一步解釋：黎巴嫩本土人口約六百多萬。但海外僑民多達1500萬，分布在巴西、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歐洲等地。其中，僅澳大利亞就有約30萬黎巴嫩僑民。

“僑匯實際上是黎巴嫩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趙穎說，“很多人每個月都會從海外親戚那里收到幾百美元匯款，就能維持基本生活。”

“很多人都像‘狡兔三窟’一樣。”趙穎的家庭在貝魯特有一套房子，在北部地區（較黎巴嫩南部更穩定）還有一棟三層半的住宅。“如果戰事升級，我們就搬到北方住幾天，等局勢稍微緩和，再回到貝魯特。”

但在當前全球經濟環境下，類似規模的援助很難再現。

“國際社會這幾天一直在為黎巴嫩問題開會，但現實情況是，很多國家自身也面臨經濟壓力。”趙穎說。

這意味著黎巴嫩未來可能難以獲得大規模國際資金支持。“大家或許都有心幫助，但在當下，很難有哪個國家或機構能夠拿出足夠的資金，去幫助黎巴嫩普通民眾重建家園。”

這種無力感在當地并不陌生。“有時候，這種處境就像外界對待加沙問題一樣——國際社會不斷討論，卻很難真正改變現實。”趙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