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賣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國民黨處決前高呼：共產黨萬歲

1949年11月的重慶，山城的霧格外濃。白公館高墻之內，一批共產黨人正被秘密押赴刑場，其中就有曾經的下川東地委書記涂孝文。押解途中，有戰友低聲問他：“后悔嗎？”涂孝文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句：“遲了。”幾小時后，他在亂槍聲中倒下，高喊的卻是“共產黨萬歲”。這個細節，在許多知情者心里留下了復雜的印象。

要說清這件事，不得不從1948年說起。那一年，解放戰爭已經進入關鍵階段，國民黨在全國戰場節節敗退。與正面戰場遙相呼應，川東地區的地下黨和游擊隊活動愈發活躍，開始嘗試組織武裝起義，牽制敵軍，打亂后方部署。看似偏安一隅的西南，實際上暗流洶涌。

1948年前后，中共中央決定加強西南特別是川東的地下工作，川東臨時委員會的任務也隨之加重。這個時期，川東游擊隊經常被敵人稱為“老杜的隊伍”，在當地已經闖出名聲。敵特機關對這支隊伍十分頭疼，既擔心山區武裝坐大，又害怕配合解放軍西進時里應外合，于是把搜捕中共骨干視作頭號任務。

就在這種緊張形勢之下，冉益智這個名字進入了敵人的視線。1948年，重慶地下黨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在行動中不慎暴露，被軍統特務逮捕。抓捕地點并不顯眼，只是普通街巷，但從被捕那一刻起，重慶地下黨的布局開始面臨嚴重危險。軍統頭目徐遠舉一眼就認定，這不是一般的小角色。

審訊從一開始就帶著狠勁。特務們憑著多年經驗，很快判斷冉益智掌握的情況不簡單。面對老虎凳、棍棒、電刑等酷刑，他的心理防線迅速崩潰。不得不說，在那種嚴刑之下，堅持本身就極其艱難，但一旦開口，帶來的后果同樣極重，這一點在隨后短短幾個月里體現得淋漓盡致。

冉益智很快吐露了一大批組織關系、聯系人、聯絡點位置，一條條線索被記在敵人的筆記本上。徐遠舉越聽越驚，意識到這真是一條“大魚”。在這些交代中，一個名字特別顯眼——下川東地委書記涂孝文。這個人，與川東游擊武裝、“老杜”的名頭，都連在了一起，引起了敵人的極大興趣。

涂孝文的經歷，在當時的黨員干部中并不算普通。他是在全民族抗戰的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加入中國共產黨，還參加過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那時候，他三十歲出頭，正是精力充沛、理想高漲的年紀，會前會后接受系統的黨性教育，對黨的前途極為看好。

抗戰勝利后，1946年，組織安排他返回四川工作，參與恢復與發展地方黨組織。1947年，川東臨委成立，他擔任副書記；隨后，川東地委建立，他又出任下川東地委書記。職務看起來并不顯山露水，卻是敵人重點打擊的目標。在川東一帶，許多群眾知道有“老杜的游擊隊”，卻不知道這支隊伍背后的組織者之一，就是涂孝文。

川東游擊武裝依托山區，打擊土匪、偽保安隊和反動武裝，影響不斷擴大。對于國民黨特務來說，這不僅僅是軍事威脅，更是政治上的刺痛——一旦與解放軍會師，整個西南的局面可能在短時間內翻盤。因此，當得知涂孝文就是“老杜”時，徐遠舉立即下達死命令：一定要把這個人抓到手里。

在冉益智帶路和指認下，特務機關順藤摸瓜，很快鎖定了下川東地委的幾個重要據點。抓捕行動進行得極其隱蔽，采用的是“先暗后明”的方式，先秘密跟蹤，再集中收網。涂孝文在一次聯絡中被特務包圍，匆忙之中未能脫身，被押往重慶特務機關。這一步走錯，他的人生軌跡開始急轉直下。

被捕后的涂孝文，很快面對熟悉又殘酷的一幕。特務的審訊手法與戰場截然不同，不是短兵相接，而是消磨意志。刑具一樣樣搬出，威逼利誘輪番上陣。遺憾的是，在連續酷刑下，他沒有撐住，一開口就開始交代組織情況。短時間內，他供出的名字就超過二十人，其中包括已經在萬縣開展地下工作的江竹筠，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江姐”。

說到這里，時間得拉回到1948年的萬縣。那座江邊城市看似平靜，實際暗藏風波。江竹筠以小學教師的身份作掩護，白天講課，夜里整理情報、聯絡同志。后來，她又通過安排進了偽地方法院，從司法系統內部搜集消息。這種雙重身份，在當時相當危險，一旦有一環出錯，就可能暴露整個網絡。

一天中午，法院里剛散了午飯，走廊里很安靜。江竹筠趁著同事休息，準備如常出去與交通員接頭，轉交一份提醒某位同志提高警惕的口信。她的腳步不急不慢，既不張揚，也不拖沓，習慣性地環顧四周，確認沒有異常。就在她跨出大門的一瞬間，身后突然有人喊了她一聲。

喊她的人，是冉益智。表面看去，他和往日并無不同，但在熟悉地下工作紀律的人眼里，細節往往能泄露問題。在街頭隨意提及“三哥”（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的代號），本身就是嚴重違紀的行為。江竹筠聽他提到這兩個字，心里一緊，當機立斷轉身要走，意識到情況不對。

冉益智攔在她身前，試圖假裝寒暄。但他剛伸出手，街角的特務已經一擁而上，將她按倒在地。整個過程極快，幾乎沒有給她任何反應的時間。這一次意外，使萬縣地下黨的重要力量暴露在敵人聚光燈下，也揭開了之后一系列血腥鎮壓的序幕。

重慶來的特務與萬縣本地特務機關迅速聯手，根據冉益智和涂孝文提供的名單，在城內展開拉網式搜捕。一個名字一個名字被核實，一處聯絡點接著一處被搗毀。那幾天的萬縣，抓捕車一次次開出，鐵門一次次砰然關上，許多同志被打斷了腿，被綁在老虎凳上，仍然拒絕開口。下川東地委的整體組織架構，在短時間內遭到嚴重破壞。

在這些被捕者中，有一位身份很特殊——萬縣縣委書記李青林。她在審訊中遭受的刑罰之重，不少幸存者都曾提起。腿骨被打斷，身上布滿血跡，卻始終死咬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敵人一時拿她沒有辦法，便想出一個陰毒主意：把剛剛叛變的涂孝文押來“對質”。

這一幕發生在審訊室里。李青林被拖進來時，幾乎是被兩名特務架著前行，一條腿已經不能著地，但眼神仍然極其堅定。當看到涂孝文被帶進來，她只略微停頓了一下，隨即抬頭直視他。特務問她：“認不認識這個人？”她回答得很快，承認與涂孝文相識，接著卻話鋒一轉，說自己不過是因拒絕他的求愛，才被他故意誣陷，這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句話聽上去帶著幾分刺意，卻極有分寸。對特務來說，似乎是一段男女糾葛；對熟悉組織紀律的人而言，這分明是在當眾撕開涂孝文的“遮羞布”。在一名身負重傷、隨時可能犧牲的女同志面前，一個昔日地委書記卻站在敵人的一側，這本身就足夠刺眼。

那一刻，涂孝文被說得臉色難看。審訊室里短暫沉默，他低下頭，不敢與李青林對視。有意思的是，正是這樣一句貌似“私事”的指責，加上眼前鮮血淋漓的現實，讓他開始真正面對自己的叛變。不是理論說服，也不是空洞的批評，而是同一條戰線上的人用血肉之軀做出的選擇，把他的羞恥感徹底激發出來。

從那以后，涂孝文在特務機關的表現出現了變化。他開始敷衍回答，不再主動提供新的線索，對一些問題要么含糊其辭，要么干脆沉默。徐遠舉察覺到這一點，非常惱火。一名曾經價值極大的“重要案犯”，現在卻成了半拉子“政治累贅”，既不能完全利用，又不能輕易放走。

在這種情況下，軍統方面重新給他定了性質，把他當作“政治犯”押進白公館集中關押。白公館這個名字，如今為人熟知，當年卻只是隱藏在山城叢林中的一處監獄。這里關押著大批中共黨員、進步人士和革命群眾，分散在一間間陰暗潮濕的牢房里，時刻面臨被滅口的危險。

被轉押到白公館后，涂孝文的處境有了微妙變化。一方面，他的叛變事實已被不少同志得知，許多人對他心存憤懣；另一方面，仍然有人選擇接觸他，試圖做工作。從組織的觀點來看，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挽回，就盡量讓一個犯過錯的人守住最后的底線，不再繼續為敵人效命。

在獄中，一些仍保持堅定信仰的同志主動與他交談，有時談往事，有時談黨的宗旨，有時干脆什么也不說，只是在晚點名后輕聲提醒一句：“別再往后退了，能守住多少算多少。”這種話聽上去樸實，卻有極強的震懾力。白公館里并不缺烈士，也不缺叛徒，但每個人心里都清楚，選擇不同，結局截然相反。

這些日常交流，讓涂孝文逐漸意識到，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在最艱難時候也不改變立場的那一批人。曾經在延安開會時聽過的那些話，在牢房里一點點浮上來，不再是口號，而是與生死直接有關的選擇。他開始表示不再參與特務布置的任何任務，拒絕在任何新的筆錄上簽字，也不愿意通過出賣同志換取自由。

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當然無法抵消他此前造成的損失，但在當時獄中許多同志眼里，至少說明他還有一點羞恥心。有人和他徹夜交談，也有人冷冷地說：“你能做到現在這樣，就算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線。”這句“最后一道防線”的說法，后來在一些回憶錄中被反復提到。

時間來到1949年。全國戰局發生根本逆轉，解放軍一路揮師南下。4月，長江防線被突破，南京解放。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新中國成立。這個消息經由各種渠道傳入西南山區，也傳到了重慶的監獄之中，白公館的牢房里，一時間私下議論不斷。

與喜訊相伴的，是另一種不安。蔣介石集團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歷史舞臺，退守西南、企圖在川渝一帶構筑“最后防線”的打算，在高層內部多次被提及。毛澤東和中央判斷，如果任由重慶、成都成為敵人負隅頑抗的據點，不僅會拖延全國解放進程，也會導致大量無辜群眾與被捕同志遭到屠殺。

在這種判斷下，1949年10月，中央給第二野戰軍下達明確指示：必須在12月前奪取重慶地區的控制權，破壞敵人“據險固守”的計劃。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二野主力西進，先后解放西南多個重要城市，向川渝地區快速逼近。戰線之外，敵人在重慶的反應也越來越瘋狂。

蔣介石一方面指令部隊固守，另一方面又通過情報系統下達陰毒命令：一旦形勢不妙，就要破壞重慶的城市設施，包括橋梁、電力、工廠；同時，“清理”監獄中的政治犯，尤其是中共黨員，不能讓人“落入共軍之手”。軍統頭目毛人鳳接到這個命令后，迅速通過秘密電臺，向重慶的特務機關發出了暗號。

徐遠舉正是接到這一密令的人之一。他隨后擬定了一份屠殺名單，上面羅列了許多熟悉的和不為人知的名字。名單里既有堅持到底的地下黨骨干，也有被視為“知情過多”的政治犯，甚至包括像涂孝文這種已經叛變、后來又拒絕配合特務的人。對軍統來說，只要有可能泄露內部罪行，或者在新政權面前作證的人，都是必須清除的“危險對象”。

在這份名單上，涂孝文毫無意外地被劃上了紅線。他過去的身份、參與過的會議、接觸過的干部，都讓軍統難以放心。與其讓他在解放后成為“反證”，不如提前處決，以免后患。這樣冷冰冰的算計，在密令中只有幾個簡短的字，卻直接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

1949年11月的一天，白公館里突然增加了不尋常的動靜。獄警開始清點人員，一些人被叫出名單，要求“收拾東西”。沒有人被告知原因，但對很多久經斗爭的共產黨人來說，大概已經猜到要發生什么。有人悄聲對身邊戰友說：“可能是最后一趟路了，走得穩當些。”

被點到名字的人中，就有涂孝文。他被叫出牢房時，低頭走出鐵門，腳步略帶遲疑。走廊兩側，留下的同志目送著他們，有人抬手，微微握拳，沒有言語。對于這種時刻，多說一句都略顯多余，大家心里都清楚，送走的也許就是再也見不到的同伴。

押赴刑場的車上，氣氛并不沉默到可怕。有的同志開始輕聲哼唱《國際歌》，雖然聲音并不整齊，但歌詞的每一個字都清晰可辨。漸漸地，旁邊的人跟著唱起來，隊伍里的歌聲越來越高。特務喝令他們閉嘴，卻根本壓不住這股不肯屈服的氣息。

到了刑場，面對早已準備好的機槍和槍手，這些共產黨人沒有再多辯解。對他們來說，生死已經看得很清楚，剩下的只是怎樣走完最后幾步路。有目擊者回憶，當槍口抬起前，有人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緊接著，幾個人齊聲喊出“共產黨萬歲”，其中就包括涂孝文。

有人或許會產生困惑：一個曾經叛變、出賣同志的人，為何在最后關頭要跟其他共產黨人一起高喊這樣的口號？從組織的立場看，他的叛變給川東地下黨造成的破壞是事實，被出賣的同志中，有人再也沒有機會站在陽光下，這是無法抹去的責任。但從個人心路來看，一個經歷過延安、參加過“七大”的干部，在牢獄和血色現實的雙重夾擊下，回頭承認錯誤、拒絕繼續為敵人服務，也是客觀存在的情形。

這并不是為他開脫，而是說明一個有意思又有些沉重的現象：在同樣的環境里，有人從一而終，有人中途崩潰，有人跌倒之后試圖爬起來，卻再也彌補不了已經造成的傷害。革命隊伍對叛徒從來態度鮮明，但對那些在最后時刻仍然選擇站在敵人對立面的迷途者，也會保留一個冷靜判斷的空間。

與此同時，被他出賣過的同志并沒有僥幸脫險。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內，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槍聲響起時，她高呼“共產黨萬歲”，身軀倒入血泊。那時，距離重慶解放只剩下不到半個月。許多后來被人們牢記的烈士，都是在解放前夕的最后幾天里先后犧牲的。

回看整個過程，從1948年冉益智被捕，到川東地下組織遭遇嚴重破壞，再到白公館大屠殺，很容易看到一個清晰的時間鏈。西南戰局越是緊張，敵人的報復和屠殺就越殘酷。川東游擊隊和地下黨網絡從高點跌入低谷，許多原本可以繼續戰斗多年的骨干成員，倒在了那個血色的歲月里。

一、川東風云與“老杜的隊伍”

要理解涂孝文的角色，離不開當年川東的整體局勢。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在川渝一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地主豪紳與軍警特務勾連，農村負擔沉重，民怨沸騰。在這樣的土壤中，地下黨組織發動群眾，依托山地、鄉村建立游擊據點并不意外。

“老杜的游擊隊”這個說法，很快在民間傳開。對普通百姓而言，這支隊伍能打土匪、能護鄉鄰，已經足夠獲得支持。對國民黨軍統來說，這卻是一支隨時可能與解放軍配合的“隱形部隊”，潛在威脅比普通土匪大得多。涂孝文身為下川東地委書記，與游擊隊的聯絡、物資籌措、情報傳遞密切相關。

在這個階段，他的工作主要有三條線：一是加強地委對游擊武裝的領導；二是協調城鄉地下黨組織，擴大群眾基礎；三是與上級保持密切聯系，及時傳達中央和川東臨委的指示。這些工作看似瑣碎，卻決定了川東能否在短期內形成規模化抗敵力量。

也正因為如此，一旦他落入敵手，后果可想而知。地委書記掌握的信息，遠多于普通支部書記或單線聯絡員。一些隱蔽的點、專用密碼、一度只在少數會議上提到的安排，都可能在嚴刑下被迫泄露。這并不是為叛變辯解，而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說明為什么敵人抓到這樣的人會格外興奮。

二、白公館里的撕裂與抉擇

白公館在歷史記憶中，往往與渣滓洞并列，被視作重慶時期關押共產黨人的黑牢。獄中生活極其艱難，擁擠、饑餓、疾病、酷刑交織在一起。有時，一間牢房會關進幾十人，躺下都要錯開方向。這樣高壓的環境，本身就有摧毀意志的目的。

在這種環境下，人的內心狀態并不單一。有的人始終堅守信仰，有的人在內心掙扎，有的人不堪折磨投靠敵人，還有的人像涂孝文那樣，經歷了叛變、羞恥、反思、抵抗的曲折過程。各類人物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復雜的人性圖景。

值得一提的是，獄中的共產黨組織并沒有放棄對犯錯誤同志的教育工作。許多回憶材料都提到，大家會在深夜小聲討論政治形勢，復述從獄外傳來的消息，重溫延安時期的故事。對那些曾經走錯路的人，既不會完全排斥，也不會輕易原諒，而是用一種近乎冷靜的態度看待：“看你后面怎么走。”

涂孝文在白公館時期，與不少同志有過長談。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前面已經犯下難以彌補的錯誤，在組織層面，他不可能再恢復昔日地位。但他同樣明白，繼續替特務做事，只會讓更多人亡命刑場。也正是這種現實的壓力，讓他選擇了至少不再進一步加害同志的路。

這種“止損”，從革命的尺度看遠遠不夠，卻也是人在極端環境下的一種艱難選擇。誰都知道，如果他永不叛變，下川東地委可能保存得更完整，像江竹筠、李青林這樣的干部，或許還能多戰斗幾年。但歷史沒有“如果”，留下的，只能是復雜的評判。

三、解放前夜的血與火

1949年西南的解放，是在槍火、談判與暗殺交錯中完成的。解放軍進軍四川的步伐一天天逼近，重慶政權在搖搖欲墜中掙扎。蔣介石在退守臺灣的同時，試圖在西南保留一塊“最后基地”，但現實的軍事力量已經難以支撐這種幻想。

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局面，軍統系統把清除“政治對手”放在重要位置。重慶的監獄、看守所、秘密據點，陸續傳出槍聲、火光和轉移犯人的消息。許多政治犯被緊急轉押，有的被秘密槍決，有的干脆被集體屠殺，試圖用血掩蓋過去的罪行。

白公館和渣滓洞這兩處集中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大規模殺戮。11月下旬起，被列入屠殺名單的共產黨人一批批被押上山路，有的被拉到山坳處構成坑，有的被推入火海。這些細節后來通過幸存者口述才逐漸為世人所知，其中就包括那一次載著涂孝文的押解。

從冷靜的角度看，軍統把他列入名單，是出于極現實的考慮：這個人曾在組織內部擔任要職，對黨內情況極其熟悉，一旦在解放后作證，對他們絕對是致命威脅。與其擔心他在新政權面前揭露特務罪行，不如提前處決。似乎也正因此，他并沒有因早期叛變而獲得“寬恕”，反而成了必須清除的一環。

在最后關頭，他與其他共產黨人一起高唱《國際歌》，一起喊出“共產黨萬歲”。對旁觀者而言，這一幕確實帶有諷刺意味：曾經的叛徒，和自己曾經出賣的那些人站在同一條生死線前，高呼同樣的口號。只能說，歷史有時就是這樣諷刺而殘酷。

從川東到重慶，從游擊戰到牢獄，從叛變到處決，涂孝文的一生，折射出那個年代革命隊伍中某一類人的曲線。他從熱血青年走進革命隊伍，在嚴峻的斗爭中擔起重任；在敵人最殘酷的進攻下喪失立場，造成巨大損失；又在同伴的鮮血與堅持面前覺醒，拒絕繼續為敵人效命，最終在刑場上用“共產黨萬歲”結束生命。

不能回避的是，他出賣江竹筠等同志的事實，給組織帶來的創傷長期存在，也直接導致許多戰友未能等到勝利的那一天。但也同樣難以否認，白公館時期他不再繼續出賣新的人、不接受以特務身份換取自由，也是在有限條件下給自己留下最后一點清白。就歷史評價而言，這種復雜狀態值得嚴肅對待，而不是簡單貼上一個標簽就草草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