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師的兩件“桃色事件”：兩員高級軍官，其一慘死，另一做漢奸

說起抗戰時期的115師，大多人第一反應都是平型關大捷的赫赫戰功，很少有人知道，當年山東根據地曾出過兩件震動上下的桃色相關事件，還牽扯了兩位老革命出身的高級干部，下場一個比一個唏噓。

當年桃裕會議上，朱瑞對著羅榮桓帶領的115師直接開炮，話說得非常不客氣，說除了衛生工作，115師沒什么拿得出手的進步。這話難聽，卻不是無的放矢，朱瑞手里握著115師真實發生的“四大案”，每一件都夠震動上下。

排在四大案第一位的就是黃勵自殺案，這件事性質其實最輕，說它是桃色事件也要打個引號。很多人都聽過紅軍“三黃”的說法，黃克功、黃壽發、黃勵，三個人都是1930年前后參加紅軍的老資歷，資歷和楊成武差不多。

要是這三個人能堅持到建國，憑著老資歷少說也能有不俗的成就，可巧的是三個人全栽在了感情問題上，沒一個活到建國。黃克功和黃壽發因感情沖動殺人，最后都是毛主席親自簽字處決，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黃勵沒走極端，卻也選了自我毀滅，他愛上了一位來根據地的女大學生，人家姑娘一門心思撲在革命上，沒接受他的追求，他求而不得，最后直接選擇了自殺，兩人從頭到尾也沒發生什么出格的事。

四大案里真正算得上桃色事件的是翟新亞案，這人當上縣長之后就和當地地主同流合污，抽大煙玩女人，本質就是一起貪腐腐化案，沒什么背后的彎彎繞。黃勵自殺案真正厲害的地方，是它背后牽扯著當年震驚全山東的湖西肅托事件。

朱瑞把這件事擺在臺面上說，本來就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沖著肅托的問題來。更諷刺的是，湖西肅托整件事的緣起，居然也和一件欲求不得的桃色糾葛脫不開關系。

1939年8月，湖邊地委干校學員臨近畢業，幾個沛縣來的學員不想留在湖邊工作，只想回沛縣老家，組織調查后發現這些人私下還有同鄉會性質的小組織。

當時對敵斗爭警惕性高，地委領導者直接就往敵人破壞方向想了，地委組織部部長王須仁接了調查的活。王須仁本來來歷就模糊，早年被捕后還自首過，他一上來就捕風捉影，把主持干校工作的魏定遠抓了起來嚴刑拷打。

魏定遠熬不住酷刑，只好照著王須仁的意思承認自己是托派，還胡亂編出一個湖西地區的大托派組織，供出了一大批無辜干部。王須仁正好靠著逼供坐實了自己的猜想，直接就在湖邊地區展開了大規模肅托。

當時湖邊地區的槍桿子握在115師蘇魯豫支隊手里，支隊里有個叫王鳳鳴的，是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隊政委，說起來他還是羅榮桓當年的警衛員，從長征一路走過來的老紅小鬼，根正苗紅沒人會懷疑他。

誰能想到，就是這么一個根正苗紅的老革命，偏偏栽在了美人關里。王鳳鳴跟著隊伍到湖邊之后，看上了湖邊地委的婦女部部長常俊亭，常俊亭那年才21歲，人長得漂亮，13歲就參加抗日，16歲就做地下黨，論條件和王鳳鳴也算般配。

可常俊亭早就立志把一切獻給抗日事業，根本沒接受王鳳鳴的示愛。王鳳鳴求而不得，居然直接起了殺心，正好王須仁搞肅托，他直接摻了進去，成了肅托實際上的主導者。

第一批處決的79名干部里，王鳳鳴特意加上了常俊亭的名字，常俊亭受盡折磨之后，居然被王鳳鳴用大刀活活劈死，下場凄慘到讓人不敢想。

殺了常俊亭還不算完，王鳳鳴殺紅了眼，把肅托的范圍越擴越大，整個湖西地區都被攪得雞犬不寧，他甚至敢給冀魯豫支隊的楊得志發電報，讓楊得志把自己隊伍里的托派交出來。

楊得志一眼就看出這是亂來，根本不可能把自己人交出去，轉頭就把這事告訴了蘇魯豫支隊四大隊的梁興初。梁興初也覺得王鳳鳴做得太過分，就找到王鳳鳴勸他見好就收。

王鳳鳴表面答應得好好的，轉頭就抓了三個女干部嚴刑拷打，硬逼著三個姑娘承認用美人計引誘梁興初，拿到供詞之后直接就把梁興初抓了起來。

這下蘇魯豫支隊支隊長彭明治急了，親自過來要人，王鳳鳴殺紅了眼，連彭明治都想抓，幸好彭明治早有警惕，趕緊脫身跑去找羅榮桓匯報情況。與此同時，不少從牢房逃出來的干部也找到了山東分局，朱瑞對這事早就不滿。

羅榮桓知道情況不對，親自趕到湖西處理，才把這場亂來的肅托停了下來。經過調查，王須仁的身份本來就有問題，很可能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羅榮桓打算把他帶回去仔細審問。

押送路上因為要防備日偽掃蕩，情況比較亂，看守就沒來得及下王須仁的配槍，誰知道這小子直接畏罪自殺了，也算是死有余辜。對王鳳鳴，羅榮桓一開始覺得他只是被王須仁忽悠了，只是從輕處理，降職寫檢查了事。

羅榮桓為人寬厚，可不代表這事就這么翻篇了，當初和王鳳鳴一起被降職的蘇魯豫支隊吳政委，心里憋著一口氣不服。后來劉少奇到山東檢查工作，吳政委把王鳳鳴的事原原本本匯報了上去。

劉少奇聽完大驚，立刻請示中央，要求開除王鳳鳴黨籍，押送到延安審判。王鳳鳴知道這回躲不過去，直接畏罪潛逃，轉頭就投了偽軍當了漢奸。

抗戰結束之后，他又轉投國民黨黃百韜的部隊，淮海戰役結束之后，就再也沒有他的下落，總歸是逃不過一個惡有惡報的結局。

參考資料：《縱橫》 羅榮桓制止湖西“肅托”始末；《黨史縱橫》 “湖西事件”的真相及其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