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榮毅仁為何選擇留在上海，陳毅一番話讓他顧慮全消

1949年5月清晨，上海外灘的江風仍帶著春末的涼意。江西路附近，一家紡織公司的辦公室里燈亮得很早，桌上攤著幾份報紙，一張最新送來的請帖靜靜放在玻璃臺面上。榮毅仁盯了它很久，身邊的同事小聲問了一句：“要不要去？”他沉吟片刻，只回了一句：“總得見上一面，看個明白。”

這張請帖，來自剛剛成立不久的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邀請他參加一次工商界的座談會。那時的上海，國民黨政權行將覆滅，人民解放軍已經入城，商界人心浮動。有人夜里收拾箱子，有人托人打聽去香港的船期，還有人干脆把黃金縫進棉衣。門窗緊閉的洋房里，大家議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只有八個字——“共產黨來了，該怎么辦？”

有意思的是，真正影響榮毅仁抉擇的，卻并不是這張請帖，而是幾個月前，在無錫做出“絕不出走”決定的父親榮德生。

一、父子兩代的不同選擇

時間得稍微往前撥一撥。1948年底，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淮海、平津兩大戰役的勝負也沒有什么懸念，蔣介石政權的敗局越來越清楚。無錫的榮氏家族，此時擁有全國知名的紡織企業，在江南工商界的份量極重。

農歷十一月初，榮德生趕到上海，一進門就聽說，大侄子因一樁所謂“匯兌問題”被國民黨抓了又放，人已去了香港。他還沒來得及細問，第二天，可比這個更要命的消息從無錫傳來——有人趁他不在，偷偷拆廠里的紗錠，準備運去臺灣。

“這事不可能一點風聲都沒有。”他當時幾乎不信，直到趕回無錫，親眼看到機器被拆卸裝箱，才火冒三丈，現場勒令停工，已經運上船的也被叫人搬回。廠里幾個主事的晚輩，被他痛罵了一頓。

那會兒的江浙大戶，多半在盤算“退路”。去香港，去臺灣，或者干脆去東南亞，圈子里說得最多的，是如何抽資金、轉資產，如何趁局勢未完全崩盤，把能帶走的統統帶走。相比之下，榮德生的態度顯得有些“古板”。

在上海，親友們一再勸他：“德公，你也該走一走，保全身家要緊。”有人建議遷廠香港，有人主張轉移到泰國，也有人干脆說：“共產黨來了，誰知道會怎樣？”

他回答得很直接：“這一輩子做的是工商業，不敢說大功德，起碼沒干傷天害理的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要是這個時候逃到國外，算什么呢？我不走，希望你們也別走。”

有人仍不放心：“聽說共產黨厲害得很，會不會都收走？”

他只淡淡一句：“跟著國民黨走，更沒有出路。他們能壞到什么地步，大家心里不是沒數。”

1949年4月19日，無錫各界一些有頭有臉的人，同時收到一份大紅帖子，請他們去榮家的工廠吃午飯。習慣節儉的榮德生，很少這樣鋪張，這一次卻一反常態。席間，他當著眾人的面，講得明明白白：“生在無錫，長在無錫，工廠在無錫，人不會走。”

第二天，《人報》刊出這條消息，無錫城里炸開了鍋：“連榮德生都不走，我們怕什么？”猶疑不定的人，心里多少踏實了些。

接下來幾天，形勢陡轉。4月21日，解放軍勝利渡江，無錫解放在即。城防司令一度想“順便”把榮德生一起帶走，等于押著走人。他當面回絕：“我哪兒也不去，生在無錫，死在無錫。除非再來綁架。”

4月23日上午，他特意坐上人力車，在城里繞著轉，見熟人就打招呼。消息很快傳遍街巷：“人真沒走，還在城里轉呢。”當晚，無錫解放。第二天清晨，他站在街口，看著解放軍進入城內的隊伍，紀律嚴明，住在露天，不擾民、不搶東西，只感嘆一句：“規矩得很，和以前傳說完全不一樣。”

對于一個有強烈民族觀念，又長期受國民黨官場壓榨的民族實業家來說，這一對比足夠明顯。他不走，是基于對自己、不出逃于國的判斷，也帶著一些“看清了國民黨”的冷靜。

與父親堅定扎根無錫相比，遠在上海的榮毅仁，面對的卻是另一種難題。

二、審判風波與“走還是留”的猶豫

1949年5月，國民黨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突然對榮毅仁提起公訴，罪名聽上去十分驚人——向政府供應霉爛面粉，影響前線作戰，甚至把東北丟失都賴到這一批面粉上。

所謂“軍隊吃壞了肚子導致失守”之類說法，稍微冷靜一點就知道站不住腳。但當時，這起“軍隊面粉霉變案”聲勢造得很大，輿論上一步步往“漢奸”“誤國”的方向推，似乎只等開庭定罪。

內情其實并不復雜。那時國民黨內部斗爭激烈，有人想借糧食問題彈劾宋子文，卻不敢直接碰，便繞個彎，從供應渠道上找替罪羊。榮毅仁身為知名企業家，又有一定財力，自然就成了“現成的靶子”。政治斗爭下的司法手段，手法并不新鮮，卻非常狠。

眼看5月25日就要正式開庭，檢方暗示得也夠清楚：要想不出大事，就拿錢來“擺平”。在這樣一種環境里，講什么正義、公平基本是浪費口舌，榮毅仁只能被迫拿出10根大金條，再加5000美元，總額折合約1萬美元，送上去平息風波。

誰知道，就在這一天，人民解放軍開進上海，原本準備好的開庭程序，連帶那場精心設計的審判，一夜之間成了泡影。

不得不說，這件事對他的震動非常大。國民政府對他構陷勒索，反而是解放軍入城，讓這樁案件戛然而止。表面看，是“官司沒了”，實際上，也是在現實層面讓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舊政權已經靠不住，換一個政權，也許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處境。

問題是，“不同”會好多少？他并不是沒有擔心。那個時候，關于共產黨如何對待資本家、如何處理工商業的傳言，滿城都是。有人說要統統沒收，有人說會“清算舊賬”，各種版本都有。加上多年宣傳形成的心理陰影，這些顧慮并非空穴來風。

更麻煩的，是家庭的實際情況。榮毅仁的家眷，已經提前去了香港，安全暫時有保障。留在上海，等于和家人分離，既要承擔政治上的未知風險，也要面對財產、企業可能的變局。去香港，則可暫避風頭，等局勢明朗再說，從個人安危來看，似乎更加穩妥。

但心里另一個聲音同樣強烈。父輩一代花了幾十年心血建立的事業，大部分資產、工廠、工人，都在祖國內地。他并不愿意看著這些一刀兩斷，或者徹底拋棄。走了，可能保得住部分個人財富，卻很難繼續原有的工業布局；留下，或許能在新局面中找到繼續發展的機會，可風險不好估量。

在這樣的矛盾中，他思慮再三。一方面，國民黨用審判勒索的經歷，讓他越來越看清舊政權的本質；另一方面，父親在無錫公開宣示“絕不出走”的決定，也給了他很大的心理支撐。再加上陸續傳來的解放區情況，特別是關于軍紀、政策的一些信息，讓他對共產黨不再只是“宣傳里的印象”。

最終，他做出了決定——留在上海，承擔風險，同時也承擔責任。之后，又把家眷從香港接回，一家人重新落腳在這座即將翻開新篇章的城市。

就在這段時間，他開始真正與中國共產黨“面對面”接觸。

三、從馬路上的解放軍，到座談會上的陳毅

上海解放后最初的幾天，榮家的工廠基本停擺。職員來上班，卻無心做事，更多時間用來交換消息：解放軍怎樣？新政府會不會沒收工廠？工資還能不能照發？誰也說不清，只能反復猜。

5月23日，國民黨一個連的士兵曾在榮家住宅門口架起機關槍，看似“防守”，實際上是要敲一筆“保護費”。幾百大洋送出去，人就撤了。這種事，榮家早就不是第一次遇到，對國民黨軍隊的印象，早已惡劣到極點。

兩天后，完全不同的一幕出現了。

5月25日天剛蒙亮，電話鈴聲急促響起，一位廠長氣喘吁吁跑來：“你曉得伐，解放軍睡在馬路上，看的人多得很。”榮毅仁問他：“開車路上，通不通？”對方說：“我試過，蠻好。”于是他決定親自出去看看。

車子慢慢沿著馬路向前開，兩邊都是披著軍裝、和衣而臥的解放軍戰士，有的剛起身活動，有的還在地上睡著。起身的戰士，在人行道邊或坐或站，不進店門，也不往居民樓里靠。有人已經開始吃早飯，冷饅頭就咸菜。附近老百姓好奇圍觀，有人提著熱水瓶要送上熱水，也被婉言謝絕。

繼續向前，到浦東大樓附近，一名解放軍戰士舉手示意停車，態度很客氣：“先生，請問要到哪里？”聽說是去公司辦公，那戰士說明前方仍有零星戰斗，開車過去不安全，請他先回去，等安定一些再說。

短短幾句話，一個簡單的提醒，卻讓他心里非常震動。幾十年來見慣了國民黨兵的胡作非為，如今頭一回看到這樣一支軍隊——生活簡樸，遵守紀律，說話客氣，對市民的安全還格外上心。這種強烈反差，足以讓人重新評估以往聽來的各種“恐怖宣傳”。

回去的路上，那名戰士的身影一直在他腦海里晃悠。他本來緊繃到極點的神經，略微松了些。或許，這個新政權并不像傳言那樣可怕；或許，變化真有可能是往好的方向去。

沒過幾天，軍管會的請帖送到了他案頭。時間寫著“六月二日下午”，地點在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四樓，名義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這張紙，引起的震蕩并不小。榮家上下在討論，其他資本家那里也在打聽。有人擔心這是集中“秋后算賬”，有人懷疑是為以后“改造”做準備，也有人抱著觀望態度：“去了，至少聽聽他們講什么，不去才真正沒底。”

最終，他決定出席。對一個已經下定決心留下來的人來說，這一步，是躲不過的。

四、陳毅的一番話，給了“定心丸”

1949年6月2日下午，外灘江風不算熱，樓前停滿“奧斯汀”“雪佛萊”等洋車。兩百多位上海知名實業家、商界代表陸續走進中國銀行大樓四樓會場。每個人的心情都差不多：緊張、好奇，還有一絲說不清的期待。

名單，是事先經過認真研究篩選的。陳毅曾特意叮囑，寧可多請幾個，也不要遺漏一個該到的人，以免讓人有“被冷落”的感受。這種細致考慮，許多與會者當時還不知道。

會議開始，場內安靜下來。一行領導人走進會場，其中一個人，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軍裝，胸前只別著解放軍胸徽，腳上是布鞋，步子不急不慢。乍一看，和一般的解放軍指揮員沒什么區別。

康盛年走到榮毅仁身邊，介紹說：“這位是陳毅市長。”握手那一刻，他心里頓了一下——這就是傳聞中威震敵軍的陳毅，將軍出身的市長，樣子竟如此樸素。

有趣的是，很多在座的商人下意識拿他和過去見過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作比較：哪一個不是呢子軍裝筆挺，皮靴锃光發亮，胸前掛滿勛章，出入前呼后擁？眼前的陳毅，完全是另一幅模樣。

很快，陳毅開口了，一口帶著四川味的普通話，聲音洪亮：“工商界的朋友們，我叫陳毅，是上海的新市長。今天同大家見面，彼此認識一下。我知道，你們許多人是怕共產黨的。其實沒什么好怕的，看一看我們，大概也不像什么青面獠牙、殺人放火之徒吧。”

這幾句話說得不疾不徐，帶著一點幽默，也帶著親近感。稱呼“朋友們”，會場氣氛一下松了不少，有人忍不住笑出聲來，緊繃的肩膀慢慢放下。

隨后，他代表人民政府和解放軍，對上海工商界在舊政權統治時期，為民族工業發展付出的努力表示慰問。這在場的人，很少有人經歷過。過去那些年，國民黨更多是搜刮、壓榨、巧立名目收稅，很少有人認真肯定他們對中國工業的貢獻。現在，站在臺上的，是剛打下上海的新政權代表，卻先開口說“慰問”，不少人心里一熱。

接著，陳毅講到當前局勢：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歷史已經翻篇，中國工業基礎本就薄弱，再加上戰亂破壞，要把這個大城市恢復過來，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新政府鼓勵工商業者恢復生產，參與新上海的建設，而不是簡單沒收、關停。

這些話，不是空洞口號，而是圍繞“生產”“恢復”“建設”反復展開。最關鍵的信息非常明確——私人企業不會被一刀切沒收，政府的態度是支持生產、保障秩序。這一點，對在場兩百多位企業家來說，幾乎等同于一顆“定心丸”。

陳毅的講話中，有一段意味深長：“毛主席這次派我來上海，不是鬧著玩的，是要我們改造這個舊城市。對于那些違法、破壞的行為，我們有辦法對付。”表情不怒自威，語氣卻依然平和。這既傳達出對破壞分子的強硬，也向守法經營的工商界發送了清晰信號：只要按規矩辦事，就不用擔心“被一鍋端”。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沒有刻意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說話間，會順手捻起桌上的花生米、瓜子，邊吃邊聊，還時不時插兩句俏皮話，讓嚴肅的場合多了幾分人情味。許多企業家看在眼里，心里逐漸有了判斷：這種領導方式，與以前那套官架子明顯不同。

榮毅仁坐在斜對角，靜靜聽著，時不時抬眼端詳這位新市長。他清楚，這不僅僅是一場普通會議，而是整個階層命運轉折的一個節點。會后很多年，他曾回憶說，陳毅給他的印象，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像普通士兵一樣樸素，卻又深刻理解群眾，也懂得如何和工商界打交道，是一位真正有人情味的共產黨人。

會議持續了近三個小時，臨別時，陳毅還說：“以后有什么問題，可以隨時約談。”這句話，也并非客套。后來多次座談、個別交流，都在逐步落實這層承諾。

散會當晚，榮毅仁回到公司，一進門就對經理、廠長們說：“蠻好，可以準備復工了。”這句話背后，是他心中顧慮的大幅消減，也是對“留在上海”的又一次確認。

從馬路邊露宿的解放軍，到座談會上坦誠直率的陳毅，這一連串見聞，讓他的認識從模糊的“傳言”，慢慢轉為具體的人和事。選擇留下，不再只是感情使然，而有了現實觀察支撐。

五、“紅色資本家”的長路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會發現這場座談會，并非一段故事的結尾，而只是一個開端。

1950年6月10日，榮毅仁到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那時距離上海解放還不到一年，他自己也清楚，這一年之間發生的變化，可以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不久前還幾乎被推上被告席，如今卻坐在新中國最高領導人對面共進晚餐。

席間氣氛并不拘謹，毛澤東談笑間提起工業發展、建設規劃，也談到民族資本在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榮毅仁內心明白，能被這樣邀請，對一個出身資本家的實業家來說，是一種信任，也是職責。

隨后幾年，國家在探索工業化道路的過程中，需要一批熟悉工業、懂技術、懂經營的人才。1957年，經陳毅推薦，榮毅仁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分管與工業相關的工作。不久，在鄧小平建議下，周恩來也請他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協助國家進行紡織工業建設和管理。

這些職務，不只是頭銜，更意味著從單純的企業主，轉而在更大范圍內承擔責任。對一個在舊社會打拼出來的資本家來說，這種轉變并不輕松，其中牽涉觀念、身份、角色的調整，也難免有不適應。但他還是一步一步跟上了節奏。

到了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國家開始推行改革開放。同年1月17日，鄧小平將籌建中外合資企業、吸收外資的重任交給榮毅仁。他在政策的支持下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也就是后來的中信公司。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這一步極具探索性，在怎樣引進外資、怎樣開展合資合作等關鍵問題上，幾乎沒有現成經驗可循。榮毅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難想見。

1993年，他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一職務，象征意義非常強：從民族資本家，到國家領導人，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進程緊緊交織在一起。

有人曾問，像他這樣出身背景的人，怎樣看待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榮毅仁的回答頗為坦率。他承認，起初并非天然認同，甚至有過猶豫、困惑、痛苦。讓他逐步接受、理解、信任的，是長期接觸中看到的一點一滴——領導人處事出于公心，站位高、眼光遠，又扎根群眾，真正依靠人民。這些感受，并不是一兩次會面就能得出，而是在幾十年共同工作、反復磨合中，慢慢沉淀下來的。

他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黨的領導人對他多年的教誨與信任，讓他下定決心“要跟定共產黨”。這句話，既是個人態度，也是那個時代許多民族資本家最終選擇的縮影。

回看榮毅仁的一生，從1949年前夕的審判風波與去留抉擇，到解放后與新政權的接觸，再到擔任上海副市長、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直至改革開放時期主抓合資事業、后來出任國家副主席，每一步都與新中國的歷程緊密相連。可以說，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他后來那一系列廣為人知的事業成就；同樣，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實業家參與，新中國工業化和對外開放的道路，也很難走得如此扎實。

新中國成立后，他之所以選擇留在上海，說到底，是在關鍵節點上，對國家、對民族、對家庭事業作出的綜合判斷。而在這個判斷的成形過程中，無錫城里那句“生在無錫，死在無錫”的父親宣言，馬路邊露宿的解放軍身影，還有中國銀行大樓四樓陳毅那一席開門見山的話，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他后來的道路很長，也很復雜，但那一年夏天作出的決定，已經足以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包括他自己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