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副營長叛變致24人犧牲，被活捉后賀龍下令：殺，一定要殺

1950年初的成都，正月的寒氣還未退去，街巷里卻已經傳開了一件讓許多人心頭發(fā)緊的事情：有干部在路上遭到土匪伏擊犧牲，城外槍聲斷斷續(xù)續(xù)，一些地方的百姓夜里都不敢點燈。誰也沒想到，就在這種局面下，一名解放軍副營長會在戰(zhàn)場上做出叛變舉動，引起整個西南軍區(qū)高層震怒。

這起叛變，發(fā)生在四川崇慶一帶的剿匪行動中。它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西南大規(guī)模“二五暴亂”和剿匪斗爭的一部分。要看懂這一案子，得把時間往前撥幾天，連同成都近郊那幾場血戰(zhàn)一起看，整個局勢就清楚了。

一、成都近郊接連出事

1950年2月上旬，西南局第一次會議在重慶召開，時間是6日至10日。會上，鄧小平對部隊入川后的情況作出系統(tǒng)總結，很直接地提出一句話：“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這話并不是就事論事，而是針對當時迅速惡化的局面。

解放戰(zhàn)爭后期，國民黨在西南步步潰退，臨走之前大肆“武裝地方”，大量收編、扶植土匪武裝。根據1950年初的統(tǒng)計，西南地區(qū)土匪武裝達三百多股，大股動輒上千人。更棘手的是，不到一個月，這股勢力就膨脹到四五十萬人之眾，很多地方已經形成“縣里有城防，鄉(xiāng)下歸土匪”的怪局。

就在會議召開前后，成都周邊已經連續(xù)出事。2月4日至5日，成都東北方向的新都、石板灘一帶爆發(fā)武裝暴亂，規(guī)模之大，是建國后四川境內少見的。龍?zhí)端赂浇捉芊瞬吭缇蜐摲穹瑢Ｌ糁匾繕讼率帧?/p>

1950年2月5日，時任60軍178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從石板灘動身前往成都，他身邊只有一個班的護送力量。途經龍?zhí)端骆?zhèn)時，巫杰匪部突然發(fā)動襲擊。更麻煩的是，土匪裹挾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眾，場面一片混亂。為了避免誤傷百姓，朱向離當場勒令戰(zhàn)士們不準隨意開槍。

結果可想而知，敵眾我寡。朱向離和聞常禮、羅云、游小全、王幸福、王成欣六名戰(zhàn)士先后被俘。土匪對他們施以極為殘酷的刑罰，等部隊趕到現場時，朱向離的遺體已經渾身是傷，僅槍傷就有二十多處，慘狀讓許多戰(zhàn)士久久不能平靜。

朱向離的經歷，在軍內評價極高。他1933年入黨，早年參加馮玉祥、吉鴻昌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又參加八路軍。其間曾一度被捕，與組織失去聯系，卻一直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1939年重新恢復組織關系。1949年底，他受命赴石板灘，負責國民黨起義部隊第三兵團的改編工作。中央原本打算在新中國剛成立的外交體系中，安排他出任駐外使館武官，調令已經在1950年1月下達。誰都沒想到，他倒在了赴任前夕。

成都郊區(qū)連番暴亂，使西南局和西南軍區(qū)高層意識到一個問題：西南的匪患，已經不再是零星、分散的小股作亂，而是與殘余國民黨特務密切勾連，隨時可能釀成大規(guī)模的武裝叛亂。

有意思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川西軍區(qū)副司令員張祖諒親自乘車前往龍?zhí)端隆⑹鍨┮粠幚肀﹣y。中途在城內，土匪竟敢當街鬧事。老兵李天文后來回憶，當時城內聚集了上千人，張祖諒的車被堵在路口，剛撤離不久，土匪就把軍車車頂砸塌，整輛車被掀翻在地。等營里接到命令趕來增援，現場已經陷入混亂，只能一邊擊斃持槍匪徒，一邊強行開道。

這些情況疊加在一起，一個事實逐漸清晰：只要不下決心全面剿匪，任何地方的建設工作都很難真正展開。

二、“二五暴亂”蔓延川西

時間進到1950年2月中旬，川西多地的土匪幾乎在同一時段發(fā)動暴亂，背后顯然有統(tǒng)一串聯。各縣匪首借著“反共”“救國”旗號，糾集流氓地痞、散兵游勇、偽保甲人員，再加上被裹挾的群眾，一路攻城搶糧，情況一度極其危急。

在大邑，匪首郭寶芝就抓住了我軍兵力薄弱的空檔。他聯絡了邛崍、新津、蒲江等地的匪首，利用黨政干部剛到任、守軍規(guī)模有限的機會，突然向縣城發(fā)起進攻。結果大邑縣城被一度攻破，五十余名我軍政干部遭匪徒殺害。事后，郭寶芝仍不收手，繼續(xù)與周邊匪眾串聯，在“二五暴亂”期間派人支援崇慶一帶的武裝叛亂。

邛崍的局面同樣緊張。1950年2月初，土匪頭目喬子均先一步行動，他控制了全縣四十七個鄉(xiāng)鎮(zhèn)，隨后集中兵力攻打縣城。當時駐守城內的解放軍只有二百余人。雙方在城頭巷戰(zhàn)，連續(xù)苦戰(zhàn)七天七夜，守軍硬是才守住縣城，等到援軍趕到，喬子均匪眾才被擊退。

2月11日，灌縣（今都江堰市）也爆發(fā)“二五叛亂”。聚源匪首張志達指揮匪徒先攻打當地起義部隊，迫使其退回縣城，然后大肆劫掠鄉(xiāng)鎮(zhèn)武器、糧食。幾天之內，多個鄉(xiāng)鎮(zhèn)遭到洗劫，形勢一度失控。

密集的暴亂消息不斷報到重慶。2月18日，鄧小平在致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均無從著手。”這句話在后來被多次引用，實際上正是對當時局勢的高度概括。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崇慶縣的形勢也突然緊繃起來。2月10日，中共崇慶縣委和駐軍獲悉，多股匪徒正在集結，有可能直接進攻縣城。縣委立即下達命令：外出的征糧工作隊和駐外部隊迅速往城里收攏，準備固守。

這個看似及時的部署，為后來的崇慶保衛(wèi)戰(zhàn)留下了一點基礎，但也讓部分部隊在回撤途中陷入險境，尤其是60軍180師538團3營的部分兵力。在回撤路上的那場遭遇戰(zhàn)中，一名副營長的選擇，直接釀成嚴重損失。

三、二江橋遭遇戰(zhàn)與副營長叛變

1950年2月11日，60軍180師538團3營副營長趙希榮，率領8連兩個排八十余人，從外地返回崇慶縣城。部隊經過何家場、雙河場與元通鎮(zhèn)交界的二江橋譚家巷子一帶時，意外碰上了黃光輝匪部的前鋒。

這里是三河交匯之地，地勢開闊，周邊只有零散房屋和竹林。從軍事地形上看，對防守極為不利。只要敵人搶占兩側制高點，占住河道要口，我軍在明處，敵人隱蔽在暗處，很容易形成交叉火力壓制。

黃光輝在川西匪首中頗有名氣，他以“川西反共救國軍”第二縱隊司令自居，手下聚集了李子明、李金山、楊天華、張德軒、湯文治等人麾下的匪眾。2月中旬，他正計劃組織大股兵力攻打崇慶縣城，二江橋一帶，僅是其外圍行動的一部分。

戰(zhàn)斗一打響，雙方態(tài)勢立刻拉開。土匪人數占優(yōu)，又熟悉地形，很快利用房屋、竹林作掩護，從側翼摸上來進行包抄。我軍由于地域生疏，一下下不去河，陣地暴露在對方火力之下，很快陷入被動。

照正常的戰(zhàn)術素養(yǎng)，只要指揮員穩(wěn)定軍心，組織火力點節(jié)節(jié)抵抗，尋找有利地形，還是有機會在黃昏前后找縫隙突圍。土匪雖然人多，但訓練差，戰(zhàn)法粗糙，一旦遭遇堅決反擊，很難打出持續(xù)性攻勢。可就在這個節(jié)點，趙希榮的表現出乎許多戰(zhàn)士意料。

面對壓上來的匪徒，他逐漸慌了陣腳。連串的槍聲中，他提出要派人去和土匪“聯絡”，試圖通過談判擺脫困境。他命令8連指導員寫信給土匪頭目，主動示軟。隨即，他又對連長秦國泰說了一句讓人心里一沉的話：“我們將武器給他們放下，看他們怎么辦！”

這句話傳開后，不少戰(zhàn)士當場愣住。放下武器，在這種戰(zhàn)場態(tài)勢下意味著什么，不難理解。土匪多年來慣用詭計就是假意談和，誘對方繳械，再分批拘押、殺害。更讓人心寒的是，這時我軍陣地尚未完全被突破，仍具一定火力優(yōu)勢，卻被指揮員主動拔掉了牙齒。

不得不說，趙希榮的做法，對戰(zhàn)斗節(jié)奏造成了致命影響。他不再指揮組織有效反擊，反而堅決要求部隊繳械，嚴重打亂了連隊原本的抵抗部署。土匪見勢，更加肆無忌憚，前壓的速度明顯加快。

不過，部隊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毫無警覺。警衛(wèi)員在交出槍支時，察覺到不對勁，他只交出槍套，把槍悄悄取走。8連連長秦國泰看情況越來越危急，當機立斷越過副營長，自己站出來指揮部隊組織火力點還擊。

一時間，河邊陣地重新響起了密集的槍聲。戰(zhàn)士們在冰冷的河風中匍匐翻滾，盡力利用磚墻、土堆做掩護。地形不利，子彈又緊，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條底線：“不能成了被人牽著走的俘虜。”

這場苦戰(zhàn)持續(xù)了約六個小時。天色漸暗時，土匪攻勢開始疲軟。秦國泰抓住這個空檔，組織部隊利用河谷一側的地形，冒險突圍。他帶著殘部繞行十余公里，終于在夜色中返回崇慶縣城。等人一清點，少了整整一個排，傷員也不少，而他本人在指揮中負了重傷，好在保住了性命。

二江橋的這場遭遇戰(zhàn)，損失相當慘重。一名排長和二十三名指戰(zhàn)員犧牲，另外還有多名傷員。更讓官兵難以接受的是，趙希榮沒有守到最后，而是帶著一個排選擇向土匪投降。

平心而論，趙希榮并非缺乏戰(zhàn)斗經驗。他身經百戰(zhàn)，擔任副營長已有一段時間，本可以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xù)在部隊中走上更高的崗位。叛變這一選擇，等于當場砸毀了自己過去的全部履歷，也在戰(zhàn)友心里劃出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痕。

如果把視野再拉開一些，就會發(fā)現這次遭遇戰(zhàn)并不是孤例。當天，懷遠一帶的征糧工作隊在姜杰等人的帶領下，也遭遇另一股土匪伏擊，六名隊員中一人重傷，好在憑借頑強還擊成功脫離險境。街子鄉(xiāng)、雙河鄉(xiāng)一線的征糧隊和解放軍11人誤入敵人包圍圈，遭受重大損失，觀音鄉(xiāng)征糧隊更是被叛匪屠戮。短短一天時間，解放軍和征糧隊共有三十八人犧牲。

這些鮮血，成為后來審判趙希榮時最重要的一項事實背景：他的行為，不僅限于“臨陣退縮”，而是在關鍵時刻縱容敵人、動搖軍心，直接放大了我軍傷亡。

四、崇慶保衛(wèi)戰(zhàn)與趙希榮被擒

二江橋一役之后，黃光輝等匪首以為崇慶守軍已經被打殘，局勢對自己十分有利。2月12日起，他們開始大規(guī)模集結人馬。黃光輝、李澤如為首的匪眾達千余人，又糾集當地流氓、散兵、偽鄉(xiāng)保、偽警及被脅迫的群眾，號稱要“占地奪城”。街頭巷尾流傳一句口號：“攻下崇慶過大年。”

那時候年關將近，臘月氣息漸濃，而崇慶縣城卻籠罩在一片緊張氣氛中。城內可用兵力有限，主要是60軍180師538團一營兩個連，以及師征糧工作隊，加上川康邊游擊支隊，合計也就幾百人，武器彈藥都不充裕。

2月15日，臘月二十九，土匪兵分三路圍攻崇慶。黃光輝打著“川西反共救國軍第二縱隊司令”的旗號，以白馬場為指揮部，率約兩千匪眾進攻北門；余海如自稱“反共救國軍川康邊區(qū)總指揮”，糾集一千多人攻西門；李澤儒則率“反共游擊隊第十六支隊”三個大隊猛攻東門。三路匪徒數以千計，加上被迫參與的群眾，總數接近萬人。

面對這種場面，很多親歷者后來都承認，城頭一度壓力非常大。土匪中不少人信奉某些“刀槍不入”的邪門道會，敢在炮火下盲目沖鋒，一邊高喊“槍打不進”，一邊向城墻逼近。周四維等匪頭親自督戰(zhàn)，希望通過一次猛攻一舉破城。

不過，人數多并不等于戰(zhàn)斗力強。守城的解放軍官兵雖然只有幾個連，卻都是經過長期戰(zhàn)爭考驗的部隊，火力配置也相對合理。在迫擊炮和重機槍的配合下，一輪輪火力覆蓋打下來，土匪隊形屢屢被打散，沖擊梯隊亂成一團，許多人連滾帶爬往后逃。

這種消耗戰(zhàn)持續(xù)了好幾天。崇慶守軍一邊堅守，一邊盼望援軍。趙希榮叛變的消息，也在這段時間內層層上報，引起軍區(qū)高度關注。對于前線將士而言，內心的憤怒和恥辱感，反而激發(fā)出更強烈的守城意志。

2月16日上午，援軍終于趕到。西南軍區(qū)調動60軍180師540團一營、二營火速馳援，在羊馬場與匪眾遭遇。戰(zhàn)斗一打響，土匪陣腳很快被擊亂，未能形成有效防線。經過一番激戰(zhàn)，540團奪占了羊馬場，切斷了部分匪徒的退路。

與此同時，崇慶城內守軍也主動出擊。一連連長孫家興、二連連長吉家俊分別組織部隊，從不同方向攻擊西關外的匪徒，打得敵人措手不及。城內外形成夾擊態(tài)勢，土匪的攻城企圖徹底落空。

2月17日，崇慶解圍。我軍在此次作戰(zhàn)中殲匪四百余人，俘虜一百五十余人，保住了崇慶這座川西重鎮(zhèn)。這場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為隨后川西地區(qū)的剿匪行動贏得了主動權。

崇慶解圍后，60軍180師540團和538團主力，以及170師536團一部沒有停歇，而是抓住敵人潰散之機，展開主動進剿。打亂土匪大股集結，成為接下來幾天的重點。

2月21日，540團在仁義鎮(zhèn)一帶與匪徒展開激戰(zhàn)，摧毀了“四爺子”和劉精本等匪部。戰(zhàn)斗結束后，部隊在審問俘虜時，突然發(fā)現一個熟面孔——昔日在538團3營任副營長的趙希榮，此時身著匪服，縮在俘虜群中瑟瑟發(fā)抖。

那一刻，許多戰(zhàn)士心里五味雜陳。一位曾與他共事的干部冷冷地問了一句：“你也配穿這身衣服？”趙希榮不敢抬頭，嘴唇發(fā)抖，卻說不出完整一句話。很快，他被當場押解，隨即送往重慶，再轉押成都。

這名副營長的叛變，已經不再是一個連隊內部的問題，而是影響軍心、影響剿匪大局的重大案件。川西軍區(qū)副司令員張祖諒接到報告，當即打電話向西南軍區(qū)司令員賀龍匯報。

電話里，張祖諒把相關情況詳細說了一遍，包括二江橋一戰(zhàn)的過程、我軍傷亡情況，以及趙希榮投敵后在土匪中的表現。對面聽完，沉默了片刻，才開口問了一句：“你準備怎么辦？”

張祖諒毫不猶豫：“軍事法庭已經逮捕歸案。現在這個時候，對這種率部向土匪投降的無恥行為，不嚴懲不夠以教育全軍，不殺不足以平眾心。”

賀龍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據當時在場人員回憶，他一邊聽電話，一邊想點煙，結果接連劃了幾次火柴都沒點著，手一直在抖。等聽到“軍事法庭”“嚴懲”這幾個詞，他才重重吐出一句話：“殺，一定要殺。留著這樣的混蛋，只會是部隊的禍害，是人民軍隊的恥辱。”

對于一個久經戰(zhàn)火的老司令來說，這句“殺，一定要殺”，并非情緒化發(fā)泄，而是出于維護軍紀、穩(wěn)住軍心的考慮。幾十年戰(zhàn)爭年代，臨陣不支撐的情況并非從未出現過，但堂堂副營長，當著戰(zhàn)士的面要求放下武器、帶部隊向敵投降，這種性質，就已經超出了普通“畏戰(zhàn)”的范疇。

五、軍事審判與西南剿匪總結

趙希榮被押到成都后，軍內展開了細致的調查取證工作。1950年春夏之交，相關證人證言、戰(zhàn)斗報告、部隊記錄相繼收集完成。調查方向主要圍繞幾個關鍵點：戰(zhàn)斗前后的命令傳達情況，實際傷亡狀況，他與土匪聯絡的過程，以及被俘后是否參與敵方活動等。

在軍事法庭審理過程中，許多原8連官兵作證，詳細回憶了當時的情形。有戰(zhàn)士提到，當土匪要求交槍時，趙希榮并沒有任何反對，反而強調“先保存性命再說”；也有人回憶，連隊準備繼續(xù)抵抗時，他甚至露出不耐煩神色。這些細節(jié)看似瑣碎，卻共同構成了一個基本輪廓：在生死關頭，他選擇的是投敵，而不是堅持抵抗。

1950年7月15日，軍事法庭作出判決，認定趙希榮叛變投敵、嚴重破壞軍紀、致使部隊遭重大傷亡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法判處死刑。當日，在成都北教場執(zhí)行槍決。與他有關的其他責任人，也分別被判處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

槍決并不是故事的終點。對西南軍區(qū)而言，這一案件像一記警鐘，直接推動了部隊在作風和紀律方面的再整頓。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干部戰(zhàn)士確實產生了“天下大定”的思想，認為大戰(zhàn)已經結束，警惕性有所下降。再疊加西南山地復雜的環(huán)境、敵情多變的特點，這種放松就顯得格外危險。

有意思的是，趙希榮案發(fā)的同一年，西南地區(qū)的剿匪作戰(zhàn)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西南軍區(qū)開始調整原有戰(zhàn)術部署，由過去的分兵推進，轉為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大股、破骨干。與此同時，對政治工作和群眾發(fā)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950年5月，鄧小平在西南軍區(qū)高級干部會議上專門強調，剿匪斗爭不能只看軍事上的勝負，還要有步驟、有策略、有方法，必須發(fā)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形成軍民結合的格局。他點名指出，過去有些部隊只顧打仗，忽略了開戰(zhàn)前的政治攻勢，沒能充分向群眾說明政策，結果容易陷入“打一仗、散一片”的被動局面。

根據這一思路，各省剿匪部隊陸續(xù)成立群眾工作隊和工作組，深入鄉(xiāng)村召開群眾代表會，宣傳減租減息、保護生產等政策，鼓勵群眾主動報告匪情，配合部隊圍剿。同時，對土匪內部也展開心理攻勢，公布寬待自首的政策，鼓勵中下層匪徒脫離匪幫，爭取一部分人回到正常生活軌道。

從1950年2月到當年年底，西南地區(qū)的剿匪戰(zhàn)果非常顯著。根據統(tǒng)計，累計消滅匪特八十五萬余人，著名匪首大都被擊斃或俘獲，繳獲各類炮七百九十余門，輕重機槍三千七百余挺，長短槍四十余萬支。到1951年初，西南廣大農村的治安局面，已有了明顯好轉。

1951年1月5日，鄧小平向中央、向毛澤東匯報西南剿匪工作的成績。1月28日，毛澤東專門復電嘉獎，肯定西南軍區(qū)在路線和方法上的把握，稱“剿滅匪眾八十五萬人，繳槍四十余萬支，成績極大，甚為欣慰”，并要求通令全區(qū)給予表揚。

在這一長串數字和電文背后，像朱向離那樣堅守使命的干部，像秦國泰這樣負傷突圍的連長，像普通征糧隊員那樣在山道上與土匪短兵相接的無名戰(zhàn)士，都構成了西南剿匪史中最真實的一部分。

而趙希榮的名字，則停留在1950年的那幾份審判文書里。對于部隊來說，他的結局固然已經塵埃落定，但圍繞這一事件引出的軍紀問題，卻在很長時間里被一再提起。對于任何一支軍隊而言，在亂局中穩(wěn)住軍心，在險境中守住底線，比一時的勝敗，更顯得沉重而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