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封鎖制造饑荒，加沙嬰兒餓到哭不出，屏幕還在吹捧骨感美

在加沙，我們目睹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斷絕糧食；在富裕國家，我們看到人們主動挨餓。這兩種境況截然不同，卻又暗含著某種隱秘的聯系。

去年夏天，我注意到我的Instagram動態里，似乎沒有人還在進食。

我看到的內容里，一半與時尚和美容相關：要么是骨瘦如柴的模特廣告，要么是探討“支持厭食癥”內容死灰復燃的圖文，或者是關于抑制食欲的減肥針需求永不滿足的新聞報道。如今，極度骨感的風潮在名流和網紅圈中已然泛濫，《The Cut》雜志甚至將當下稱為“消瘦時代”。在那篇報道中，母親們憂心忡忡地談到，她們甚至不敢帶女兒去電影院。我完全能體會那種感覺——我腦海中總有個聲音在不斷放大，催促我應該減肥。通常情況下，這個聲音微弱但卻如影隨形；畢竟，我屬于那種不需要去谷歌搜索“支持厭食癥”是什么意思的群體。

而我動態里的另一半內容，則關乎加沙地帶人為制造的饑荒。2025年3月，以色列對進入加沙的物資實施了近乎全面的封鎖，隨后又將那些僅存的、為數不多的援助分發點變成了屠戮場。到了8月，據報道面粉的價格已經暴漲了30倍，嚴重的營養不良病例隨之激增。五個月大的嬰兒西瓦爾·阿舒爾因為極度饑餓，連“哭泣的力氣都沒有了”。像她這樣奄奄一息的孩子，以及他們絕望父母的照片，在我的屏幕上泛濫成災。

一遍又一遍，這些帖子在幾秒鐘內交替出現：前一秒是饑腸轆轆的加沙兒童，后一秒便是形銷骨立的時尚模特。它們所代表的現實，在緊迫性和暴力程度上，過去和現在都毫無可比性；無論倡導者如何粉飾，種族滅絕的沖動與時尚或健康都扯不上半點關系。但在我看來，由于它們在信息流中的比鄰而居，兩者似乎產生了一種詭異的關聯——我經歷著一種荒誕的割裂感：一方面，我被鼓勵為了所謂的美感而自我挨餓；另一方面，真實饑餓的慘狀又在不斷沖擊著我的神經。首先，這兩者都是一種引人注目的饑餓形式，其目的都在于傳達或實現某種訴求，而非單純的食物匱乏。兩者都將人類的身體淪為實現生存之外目的的工具。

在加沙的悲劇中，以色列的目的昭然若揭。以色列將所有健全的巴勒斯坦人身體視為對以色列社會、甚至對全體猶太人的威脅，以此為其將饑餓武器化奠定了基礎——盡管以色列顯然擁有切斷這些身體生存所需物資的絕對主導權。在以色列領導人看來，對付這種被定義為既強壯又虛弱、既具威脅又脆弱的身體，最有效的手段似乎就是讓其自我消耗，讓其自身的需求耗盡其反抗的能力。由此產生的絕望畫面，也成了以色列展示其冷酷無情和毫不妥協的宣言。這種效果或許是無心插柳，但在一個崇尚暴力的圈子里，這些特質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相比之下，時尚界的骨感則是在彰顯個體的某種特質。身體淪為一種身份的象征，證明其能夠以當下所謂的“美”的名義忍受痛苦。即便是在上一輪“以瘦為美”的風潮中，當時還是個青春期前小女孩的我也明白，這種美源于刻意的自我剝奪，而非真正的需求。這一次，沒有人會把加沙人的照片當作“瘦身靈感”來分享。對于骨感風潮的追隨者來說，正是因為“瘦”存在于一個物質豐饒的環境中，才顯得尤為特別。

任何關于食物的故事，本質上都是關于控制的故事。或許，這正是我在看著這些故事相互交織時最強烈的感受：我意識到一種在全球范圍內不斷蔓延的控制氛圍。這種控制既有赤裸裸的軍事壓迫，也有隱蔽柔和的規訓；它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實施，他們憑借對高科技武器、資本和媒體關注等特定資源的掌控，得以主宰他人的命運。而其他所有人則被禁錮在一種匱乏和不滿的狀態中，這使得他們變得無比脆弱：在一種情況下，他們面臨死亡的威脅；在另一種情況下，他們淪為營銷掠奪的獵物。

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是資源集中的進一步加劇。占領軍在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敵人”尸體越少，掠奪的土地就越多。價值均高達約5000億美元的全球美容和健身產業，則不斷將你口袋里的錢轉移到他們自己囊中。放眼全球，這些事態的發展加劇了不平等的鴻溝，這意味著世界上不僅有“擁有者”和“一無所有者”，還出現了“選擇不擁有者”——在這些圈子里，食物如此唾手可得，以至于能夠拒絕食物反而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

誠然，這兩種體驗有著天壤之別——但我有時不禁會想，美容產業所煽動的自我沉迷，本身不也是一種變相的死亡嗎？我每花一分鐘盯著自己身體上那些所謂的審美缺陷，我就有一分鐘從周圍的世界中抽離出來；這等同于在砍削掉生命中龐大而珍貴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恰恰建立在將他人視為超越比較對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基礎之上。其政治后果不言而喻：這種注意力的分散，也轉移了我對其他人類遭受苦難時本能感到的恐懼，并讓我忘記了自己本可以伸出援手，幫助制止這一切。

我不認為這股死灰復燃的骨感風潮背后有什么蓄謀已久的陰謀。潮流不過是在循環往復，正如最近引入的人工智能模型一樣，這讓我感到一種詭異的暴露感——這清楚地表明，遙不可及正是其目的所在，真正的目標是讓你永遠在追逐的路上疲于奔命。然而，這種效果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它還可以反向起作用。加沙慘劇的暴力畫面也是一種警告，提醒人們：如果這種不平等遭到過于強烈的抗議，其他政府也可能動用類似的武力。壓抑像饑餓這樣本能的沖動需要持續的努力和專注，但將目光轉向內在依然能帶來某種病態的安慰。畢竟，改變自己總是比改變世界來得容易。

事實上，在這些境況下，消瘦還有一個額外的吸引力：它看起來像是一種你可以主動施加的控制，而不僅僅是被動承受的苦難。我認為，盲目追隨潮流通常不僅僅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作祟。時尚建立在這樣一種認知之上：特定的外表能幫你的人生開掛——比如，它能增加你獲得愛情或事業成功的籌碼。當背景是那些展示你的身體本質上和其他人一樣脆弱、隨時可能遭受巨大痛苦的畫面，并且世界上有些人隨時準備并樂于施加這種痛苦時，這種承諾就變得更加誘人。

去年11月，被關押在英國監獄里的八名人士采取了一項行動，將這些殘酷的真相轉化為更有力的武器。他們被指控參與了“巴勒斯坦行動”聲稱負責的事件。盡管他們被指控的非暴力活動發生在7月份該組織被定性為“恐怖組織”之前，盡管政府的這一決定引發了廣泛的憤怒，但這八人已經在與該定性相關的條件下被審前拘留了一年多。

具體來說，這八人開始了絕食抗議。這場協調一致的拒絕進食行動——其訴求包括關閉以色列武器公司埃爾比特在英國的業務，以及撤銷恐怖組織定性和獲得保釋——持續了兩個多月，遠遠超過了饑餓致死的臨界點；其中時間最長的是赫巴·穆拉伊西的罷工，長達73天。有那么一段時間，看起來有些絕食者真的會餓死。最終他們贏得了一些讓步，但當行動被叫停時，我估計大多數旁觀者和我一樣，都認為這是一個理性的決定，為了拯救那些已經為事業犧牲了健康和自由的人的生命。

在這種引人注目的饑餓語境下，這種犧牲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通過將加沙正在發生的同等苦難施加在自己身上，絕食者證明了那些讓一些人能吃飽而另一些人挨餓的界限是多么脆弱，也揭示了在看似迥異的環境中，身體壓迫形式的共通性。這是用血肉之軀在踐行一種信念：對一個人的攻擊，就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這場罷工在認識到故意自我設限的展示力量方面，依然與審美性饑餓有共通之處。絕食抗議作為一種機制，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有意地、清醒地陷入身體的虛弱狀態，能夠傳達出一種抽象的力量。但它同時也從那些通常將其用作工具的勢力手中，奪回了“身體作為工具”的控制權。它不再服務于那些自上而下強加的范式：在這個案例中，它堅持身體有被尊嚴對待的自然權利，并將任何因在這方面失敗而導致的死亡或殘疾的責任，堅定地推給那些幾乎總是試圖逃避責任的群體。

當然，這正是任何關于特定地區和社會階層中饑餓普遍性討論的必要背景：這些死亡和致殘事件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大多數饑餓，那些由貧困引發的饑餓，都被掩蓋在視線之外，僅僅偶爾被視為有新聞價值，盡管單單在英國，它就塑造了1400萬人的日常生活。那里大多數挨餓的人，并不是出于自愿。

抹殺這一事實所制造的錯覺，即強加的饑餓只發生在“那里”，只會進一步鞏固那些注定災難的系統性神話——正是這些神話一直讓饑荒成為如此有效的殖民工具。它也模糊了更日常的控制與服從關系，模糊了這些力量如何在極致的奢華與種族滅絕戰爭的極端狀況之間，持續制造著一種恒久而無聲的苦難。

焦慮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感覺，而現在每個人都深陷其中。也許，這也是人們重新渴望骨感的另一個因素。環顧這個世界，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樣一種情感層面：一個人努力不吃東西，甚至努力克制進食的欲望，盡管食物無比豐盛。這實際上并不是為了通過特定的外表來達到某種結果，而是為了徹底逃離這具人類的肉身。我指的并不是死亡——盡管對某些人來說確實有這種沖動——而是像伊卡洛斯那樣，試圖掙脫生物極限的束縛。如果我從無休止的滑動屏幕中學到了什么，那就是：生而為人，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在缺乏互助關懷和公平分配的世界里，也許變成某種更堅硬的東西，比如一個人工智能模型，或者一架狙擊無人機，會讓人感覺更好些。

作者：弗朗西斯卡·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