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把干部叫“父母官”？這暴露了多少人還沒走出舊時代

有些詞，乍一聽很親切，內里卻藏著時代的塵土，比如“父母官”；直到今天，我們仍在一些口頭表達、新聞評論、社交討論里，看到這個稱呼若隱若現地出現；說的人往往并不覺得有什么問題，聽的人也常常把它理解成一種贊許，它帶著一種溫情的濾鏡，好像說明這位干部很負責，很關心群眾，很像“替老百姓操心的人”。

但也正因為如此，它更值得認真辨析，這些帶著溫情、帶著熟悉感、甚至帶著某種“傳統美德”光澤的舊詞，不但容易遮蔽觀念上的錯位，其背后還隱藏，一種古老的社會結構、一套陳舊的權力倫理，以及一種至今仍未徹底退場的“子民”心態。

“父母官”能夠在中國社會中延續這么久，并非偶然，不僅因為它來自歷史，更因為它準確擊中了傳統社會中最基本、也最穩定的情感結構：家庭。

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叫“家國同構”；家與國并不是兩套截然分開的秩序，而是彼此映照、彼此借喻的；個人在家中要服從父親長輩，在鄉里要服從宗族，在社會中，自然而然的要服從朝廷，皇帝被稱為“君父”，地方官自然也就成了百姓的“父母”。

這種表述的高明之處，在于它把權力關系進行了倫理包裝，不是簡單的比喻，而是一種真實有效的治理想象：官員不僅管理百姓，也教化百姓；不僅處理事務，也承擔道德裁斷；不僅是行政角色，還是倫理角色，權力也就被賦予了道德光環；滿足了統治秩序對合法性的包裝，也滿足了普通百姓在不確定生活中的情感需求。

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交通閉塞，法治不完善，普通人面對災荒、賦稅、差役、訴訟，幾乎沒有多少穩定可靠的制度資源可供依靠；人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碰上一個好官”上。于是，“青天”“清官”“父母官”成為底層社會最樸素的政治愿望：盼望有人能聽冤、斷事、減負、伸張一點公道。

所以，“父母官”這個詞并不單純意味著壓迫，它也包含著民間對善政的樸素期待，歷史上，它也就長期帶著某種溫情甚至贊美色彩，但這也是其最有迷惑性的地方，用“關愛”的語言，把不平等說成一種溫暖。

幾千年的文化慣性是相當強大的，這也是為什么，直到今天，有些人說起“父母官”時，語氣里還帶著懷舊甚至感激。因為他們懷念的未必是專斷，而是“有人管、有人問、有人替我做主”的安全感；但問題在于，現代社會不能建立在這種安全感之上。

把官員稱作“父母官”，表面看是一種稱贊，實際卻在悄悄改變權力關系的性質，因為古代社會的“父母”權威似乎天然成立，他不需要向“子女”解釋太多，因為“總歸是為你好”本身就能構成一種正當性；管你，是因為愛你；替你決定，是因為你懂得太少；要求你服從，是因為我比你有經驗。

但現代社會，我們要培養的是獨立、平等、具有權利意識的公民，而不是等待照料、等待訓導的“孩子”。

現代社會的公共權力也不是來自倫理和等級秩序，而是來自法律授予、公共授權、制度安排；領導干部之所以擁有崗位職責，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高于公眾，更不是因為他們天然更懂得“替大家做主”，而是因為他們在制度中承擔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服務責任。

干部不是“父母長輩”，而是“崗位承擔者”；不是憑個人恩惠讓人感激，而是憑制度履職接受評價；換句話說，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父母官”，而是有沒有不必依賴“父母官”也能運轉的制度。

一個人如果總在贊美“父母官”，他其實還沒有真正告別對個人恩德的迷戀；一個成熟的社會，更應當追問的是：流程是否透明，權責是否清晰，服務是否可及，申訴是否有效，監督是否順暢。

現代公民，不應期待一位“像父母一樣愛自己”的官員，而是需要一個知道自己邊界、恪守程序、尊重權利的公共管理者；前者容易讓人感動，但不合時宜，因為它是舊秩序的語言殘影，而后者，才更讓人安心。

很多陳舊觀念之所以難以清除，并不在于它們看上去多么可怕，而在于它們披著溫情的外衣，官員是“父母”，民眾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變成“孩子”，孩子往往沒有充分的主體性，遇到問題，第一反應不是主張權利，而是尋求照料；不是依法主張邊界，而是希望有人體諒；不是平等協商，而是等待開恩。

這正是“父母官”最不利于現代公民意識的地方；公民不是被照料的對象，而是權利的主體。公民可以尋求公共服務，但不應把服務理解為恩賜；可以期待治理有效，但不應把效率誤認為施恩；可以尊重公職人員，但不應在心理上自動低自己一等。

現實中，有些人一遇到問題，不是先問規則、程序，而是先想“能不能找個說得上話的人”，盼望“有個好領導做主”；這不能簡單怪個人“法治意識不強”，因為它背后確實有很深的文化慣性；現仍有不少人太習慣把公共問題私人化，把制度問題情感化，把應得的權利說成“照顧”，把本來的職責說成“關懷”。

語言不是無關緊要的。你怎么稱呼一種關系，就會怎么理解一種關系；你怎么理解一種關系，就會怎么期待它、接受它，甚至容忍它。

長期把官員稱作“父母官”，實際上會削弱公眾對平等、公民、契約、權利這些現代概念的敏感度。人們會更容易接受“他是為我好，所以我應該聽”；更難形成“他必須依法辦事，我有權質詢”的習慣。

一個社會的現代化，往往不是從宏大口號開始，而是從人們日常說話時，是否已經不再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開始。

而且，“父母官”這種稱呼，對于部分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來說，也不是贊美，而是一種很強的誘惑。

因為“父母”這個角色太容易帶來一種心理優越感，很容易演變成一種家長式治理心態：重管理、輕協商，重命令、輕程序，重“替你想好了”，輕“讓你來表達”；并不一定都出于惡意，很多時候恰恰出于一種自認為負責、善意、有效率的沖動；但公共領域里，越是出于“為你好”的善意，越要警惕它會不會繞開必要的程序規則。

它會讓一部分人誤以為自己擁有額外的倫理正當性，而公共權力最需要克制的，恰恰就是這種“我天然比你更知道什么對你最好”的沖動。

社會觀念往往就是通過這些“不過是個詞”的東西，一點點被塑造出來的；語言從來不只是表達現實，它也參與制造現實。

稱一個官員為“父母官”，和稱其為“干部”“公職人員”“工作人員”，聽上去只是用詞不同，但背后默認的關系完全不同。

前者意味著道德上的高位、情感上的依賴和身份上的不對等；后者則更接近職責、角色和制度位置。前者容易讓人帶著敬畏與感恩，后者提醒人們這是一個公共崗位。前者喚起的是“你要照顧我”，后者喚起的是“你應履職，我可監督”。

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在辨認一個社會到底把公共權力放在什么位置。

成熟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盡量用制度語言替代倫理語言，用公民語言替代子民語言，用職責語言替代恩惠語言。

這并不意味著公共治理必須冷冰冰。恰恰相反，一個現代社會同樣需要溫度，需要同理心，需要真正站在群眾角度解決問題的能力。但這種溫度，不應來自“父母式的憐愛”，而應來自制度化、普遍化、可持續的尊重與服務。

真正可靠的善意，不是“看你可憐所以幫你一把”，而是“無論你是誰，都能獲得應有的對待”。

這才是現代文明的溫度。

從“子民”到“公民”，從“盼清官”到“信規則”，從“為民做主”到“由民作主”，這條路也許漫長，但每一個詞語的糾正，每一次觀念的澄清，都是在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