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島就是今天吉林延邊一帶,北邊靠圖們江,南邊到海蘭江,土地適合種水稻和玉米。清朝時候圖們江是中朝界河,這地方歸吉林將軍管。從漢唐到清代,歷朝都把這里算在中國境內。19世紀后期朝鮮鬧災荒和戰亂,好多農民過江來開荒種地。
清政府準許他們住下,發地契確認居住。到19世紀末,當地朝鮮族人越來越多,成了多數。朝鮮就拿人口說事,主張間島歸他們。中國堅持歷代管轄記錄,反駁說主權從來沒丟過。雙方爭論越來越大,日本后來插一腳,事情就復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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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島”這個名稱,最初與朝鮮邊民的越境開墾密切相關。清初以來,朝鮮人不得擅自越過鴨綠江、圖們江,違者處以極刑。但1869年至1870年,朝鮮發生“己庚大災”,饑民沖破兩百多年的江禁,越過圖們江開墾江北土地。
這些朝鮮邊民最初在圖們江中的沙洲上耕種,這塊沙洲“縱十里,寬一里,計有地二千余畝”,他們稱之為“間島”或“墾島”。后來開墾范圍擴大到圖們江以北的廣大地區,當地人便把這片朝鮮人聚居區統稱為“間島”,涵蓋今天吉林省延邊地區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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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將朝鮮變為“保護國”,隨即把目光投向圖們江以北地區。日本駐朝鮮軍經過調查發現,圖們江以北的朝鮮人占當地居民的七到九成,而清朝的行政設施還不夠完備——琿春雖有駐防八旗,但管理地方民政的延吉廳直到1902年才設立。日本認為有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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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日本陸軍中佐齋藤季治郎帶領憲兵和朝鮮巡檢進入延吉,在龍井村掛牌設立“統監府間島派出所”。
派出所成立后,將“間島”劃分為四個區,下設41社、290村,任命社長和村長,還在重要地點設立14個憲兵分遣所。他們擅改地名,沿途釘立寫有“大韓國北間島某某社”的木樁,甚至鼓動朝鮮墾民拒絕向清政府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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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反應迅速而堅決。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派陳昭常、吳祿貞帶領約400名軍警趕到局子街,建立“吉林邊務公署”。此后中方陸續增兵,最多時達到4000余人,在人數上壓倒了日方。
吳祿貞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曾在1906年赴西北考察邊務,熟悉邊疆事務。到任后,他組織人員冒著酷暑跋涉,歷時兩個多月,行程2600多里,從敦化、延吉到琿春,沿圖們江直至長白山,結合數十種官私書籍,完成了11萬字的《延吉邊務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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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用五十萬分之一的比例繪制了《延吉邊務圖》,從歷史、地理、民族、經濟各方面論證延吉自古是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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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地圖后來成為中日談判桌上的鐵證。地圖出自朝鮮地理學家之手,標注的是朝鮮人自己承認的邊界,日本代表無法反駁,韓國代表也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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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2月,日本駐京公使林權助與清外務部尚書那桐、袁世凱開始正式會談。日方的策略很明確:以“間島所屬未定”為籌碼,換取在東北的利權。他們甚至提出所謂“土門、豆滿二江說”,認為“土門江”(指松花江上流)與“豆滿江”(圖們江)是兩條不同的江,間島介于其間,應屬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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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清晰標注圖們江為中朝界河,江北間島地區在中國境內。日韓代表雖然質疑地圖真實性,但金正浩在朝鮮地理學界的權威地位擺在那里,難以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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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兩年的談判,1909年9月4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日本稱《間島協約》)。條約明確規定:中韓兩國國境以圖們江為界,完全承認間島為中國領土。
日本撤走統監府派出所人員,中國開放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四地通商,允許日本設立領事館。朝鮮人在間島可繼續居住,但須服從中國法律,履行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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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的簽訂,結束了“間島問題”的爭議。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沒有讓步——日本最終承認了圖們江為中朝界河,間島歸中國所有。在清政府國力衰微、列強環伺的背景下,這是清末少有的維護領土主權的對外條約。
當然,中方也付出了代價。日本獲得了在商埠地設立領事館的權利,對商埠內朝鮮人行使領事裁判權,還取得了吉會鐵路修筑權。但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日方最初的意圖是使“間島”屬于朝鮮進而由日本統治,最終這個妄想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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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參與非法設立統監府派出所的日本總務課長篠田治策,在1938年撰寫的《白頭山定界碑》一書中,仍然對未能實現“間島”統治而懊惱不已。他的遺憾,恰恰證明了中方在這場外交博弈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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