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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突然被帶走,妻子敲開書記家門,官復原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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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有人說,體制內最可怕的不是犯錯,而是你什么都沒做錯,卻莫名其妙成了別人棋盤上的一顆子。

      這種事,在縣城的官場里其實不少見。誰上誰下,有時候跟對錯沒半點關系,跟站隊有關,跟利益有關,跟那些你看不見的暗流有關。

      我親眼經歷過一件事,到現在想起來,手心還會冒冷汗。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號,我這輩子都忘不了這個日子。

      那天下午三點多,我正在家里腌蘿卜。維民早上出門前還說晚上想吃紅燒排骨,我特意去菜市場挑了兩斤上好的肋排,骨頭上帶著薄薄一層肉,他最喜歡這種。

      手機響的時候,我手上全是鹽粒,擦了半天才接起來。

      電話那頭是維民的司機小劉,聲音發抖:"嫂子,張局長……被紀委的人帶走了。"

      我腦子"嗡"的一聲,手里的手機差點掉進蘿卜壇子里。

      "你說什么?"

      "就在半小時前,兩輛黑色轎車停在局門口,下來四個人,直接進了張局長的辦公室。張局長讓我先回來,說……沒事。"小劉聲音越說越低,"但是嫂子,我看見他們把張局長辦公室的門鎖了,文件柜也封了。"

      我站在廚房里,愣了足足有三分鐘。

      窗外的陽光照在灶臺上,排骨還泡在水里,血水慢慢洇開,把一盆清水染成了淡紅色。

      我張維民的妻子林晚秋,嫁給他十五年,從來沒想過"雙規"這個詞會跟我們家扯上關系。

      維民這個人,我太了解了。他當了八年局長,連過年別人送的煙酒都讓我一一退回去。家里開的還是十年前那輛桑塔納,孩子上的是普通公立學校,我到現在還在社區衛生站當護士。

      他怎么可能出事?

      我手忙腳亂地換了件衣服就往外跑,打車直奔縣紀委。到了門口,兩個年輕人攔住我,態度倒是客氣:"家屬目前不能見面,請您回去等通知。"

      "我就問一句,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沒人回答我。

      我站在紀委大樓門口,秋風刮得臉疼。天已經開始暗了,路燈還沒亮,整條街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層紗。

      回家的路上,我腦子里亂成一團。突然想起一件事——三天前,縣委劉書記也出事了。

      劉正邦,干了五年縣委書記,一直是維民的老領導,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三天前紀委宣布對劉正邦進行組織審查,整個縣城都傳開了。

      維民那晚回來,坐在沙發上抽了一整晚的煙,一句話沒說。

      我當時問他:"劉書記的事,跟你有關系嗎?"

      他滅了煙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記得——不是害怕,是一種說不清的無奈。

      "晚秋,有些事我沒法跟你解釋。但你記住,我張維民這輩子,對得起良心。"

      現在想想,他那句話不是安慰,是交代后事。

      維民被帶走后的第二天,家里的天就塌了一半。

      先是維民的手機被收走,我徹底聯系不上他。然后是單位來人,說是要例行公事,把家里的書房翻了個底朝天。幾個年輕人戴著手套,把維民的筆記本、賬本、甚至幾張舊照片都裝進了檔案袋。

      我站在旁邊看著,一句話不敢說。

      孩子放學回來,看見客廳里的狼藉,怯生生地問我:"媽,爸呢?"

      我蹲下來抱住他,眼淚忍不住往下掉:"爸爸出差了,過幾天就回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里全是維民這些年的樣子。

      我跟維民是經人介紹認識的,那年我二十四,他二十七,剛從鄉鎮調到縣里當科員。他話不多,人老實,第一次見面請我吃飯,點了四個菜,結賬的時候發現帶的錢不夠,臉漲得通紅,最后還是我悄悄幫他墊了十五塊。

      就沖他那個較真又死要面子的樣子,我覺得這人靠得住。

      結婚十五年,他從科員干到副科長、科長、副局長、局長,每一步都走得規規矩矩。別人送禮他不收,逢年過節有人往家里提東西他當場就翻臉。有一次一個包工頭送了兩條中華煙,維民連夜開車給人送回去,回來跟我說:"晚秋,收了人家的東西,說話腰桿子就直不起來了。"

      這樣的人,怎么會被雙規?

      我不信。

      可不信又能怎樣?在這個小縣城里,紀委帶走一個人,比判了刑還可怕。消息傳出去不到半天,平時跟我點頭笑臉的鄰居開始繞著我走,維民的幾個老同事打來電話,說了兩句安慰話就匆匆掛斷。

      最讓我心寒的是維民的副手,姓孫,叫孫洪濤。

      出事前一天,這個人還在我們家吃飯,一口一個"張哥張嫂"叫得親熱,還說要給我們家孩子報一個奧數班。維民被帶走第二天,他就在局里開了全體會議,宣布由他暫時主持工作,會上據說連維民的名字都沒提一句。

      有人把這話傳到我耳朵里,我氣得渾身發抖。

      但我沒有時間生氣。

      我必須想辦法。

      那天深夜,我翻遍了維民的舊通訊錄,翻到了一個名字——陳學良。

      現任市委書記。

      我和陳學良,是大學同學。

      不止是同學。

      說出來不怕人笑話。二十多年前,我和陳學良談過一段戀愛。那時候他還是政法系的學生會主席,高高瘦瘦,戴一副黑框眼鏡,在學校禮堂演講的時候,臺下的女生都看直了眼。

      我們在一起待了整整兩年。

      那兩年,他帶我去校門口的小飯館吃麻辣燙,冬天把自己的軍大衣披在我身上,下雪天騎自行車帶我穿過整個校園。有一次他生日,我攢了一個月的生活費給他買了一塊卡西歐電子表,他高興得像個孩子,說要戴一輩子。

      后來呢?

      后來他考上了省黨校的研究生,去了省城。分別那天我們在火車站抱了很久,他說等他安頓好了就來接我。

      他沒有來接我。

      再后來聽說他在省城結了婚,對方是某位領導的女兒。

      我一個人哭了整整一個星期,然后認命了。

      再后來就是嫁給維民,過普通日子。這些年偶爾能在新聞里看到陳學良的名字,從副鎮長到鎮長,從縣長到市委書記,仕途一路順風順水。

      我一次都沒找過他。

      可現在,我不得不找他了。

      不是為了我自己,是為了維民。



      維民是冤枉的,我比誰都清楚。但我一個衛生站的護士,在這個小縣城里,人微言輕,連紀委的門都進不去。而陳學良,是整個市說話最管用的人。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廳里,盯著通訊錄上那個號碼看了整整兩個小時。

      手指按上去,又縮回來。按上去,又縮回來。

      凌晨一點多,我終于撥了出去。

      電話響了很久。

      就在我以為沒人接的時候,那頭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喂?"

      二十多年了,那個聲音變了很多,帶著中年男人特有的沙啞和沉穩。但我一下就聽出來了。

      是他。

      我張了張嘴,聲音卻卡在嗓子里。

      "喂?哪位?"

      "學良……是我,林晚秋。"

      電話那頭沉默了整整十秒鐘。

      那十秒鐘,比十年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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