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節，紀登奎去安徽見李葆華，要給李大釗的兒子拜個年

1964年2月，中原大地的年味還沒散盡，皖北和豫東交界的一些村莊里，卻有人一聽起淮河水就皺眉。院子里的炕還熱著，屋外堤壩邊的積雪卻被踩成了泥。年可以慢慢過，水患卻不等人。

就在這個年后不久，一件看似尋常的人情往來，在安徽合肥悄然展開，卻為豫皖邊界水利格局帶來了關鍵一筆。農歷正月初二，中共商丘地委第一書記紀登奎，踏上去安徽合肥的列車，名義上，是去給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拜年”。

這次“拜年”，說是拜年，其實一點都不輕松。

一

農歷正月初二，也就是公歷1964年2月14日一早，合肥火車站的寒氣還挺重。紀登奎一行人從車廂里下來，身邊帶著河南省水利廳廳長等幾位同志，步子不算快，卻格外堅定。

到了火車站附近，他讓身邊同志找電話。接通后，他開門見山：“我是紀登奎，從商丘來，代表商丘地委領導，給你拜年來了。”

電話那頭稍稍一愣，是李葆華的聲音：“你不是說，打算等春節以后再來嗎？”

“今天已經是正月初二，算春節以后了嘛。”紀登奎半帶笑意，又不失認真。

看起來是個小小的“玩笑”，其實話里有話。時間選在正月初二，當然有考慮。節日里，地方一把手的日程相對寬裕些，既可以說拜年，又便于坐下來把話談透；更重要的是，這種時點見面，少了些正式場合的拘謹，多了幾分“家里人”的氛圍。

而那時的他，心里盤算的不是合肥今天吃什么年飯，而是商丘老百姓去年在水里“泡”的那幾個月。

1963年夏天，商丘遭遇了一場少見的大暴雨。雨一下來，地里莊稼被淹，低洼村莊的房屋被泡塌，河水沖毀田埂，沿岸群眾叫苦不迭。災情的報道一件件往上送，商丘漸漸成了全國關注的重災區。

也就是在這個當口，紀登奎奉調到商丘，出任地委第一書記。此前，他一直在河南工作，先后干過許昌地委書記、洛陽地委第一書記，都算苦地方出來的干部，對農田水利的重要性心里有數。

到了商丘，他看到的，是一幅非常刺眼的現實畫面：一邊是洪水留下的大量損失，一邊是各地調來的救濟糧。社員們端著碗，一碗飯里有十幾個省“拼出來”的糧食。這當然是全國一盤棋的具體體現，但在紀登奎心里，總有個疙瘩。

他后來講得很坦率：“不能讓商丘人總躺在政府懷里，像叫花子似的，讓全國人民養活。”

要想擺脫這種局面，關鍵在一個字：水。

二

要說起這次“拜年”的真正背景，還得從豫東、皖北一帶長期存在的水利矛盾說起。

地理上看，河南商丘在上游，安徽淮北在下游，兩地挨得很近。解放前，這一帶年年都受水患困擾，洪水來了，別說豐收，能保住人命牲畜就算萬幸。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始大規模治理淮河，安徽在淮北地區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水庫、堤壩、排澇工程一項接一項上馬。

1958年，毛澤東到安徽視察時，參觀了安徽省博物館里的水利展覽。工作人員向他介紹，整個淮北地區已經挖成的大、中、小河道就有九千多條。聽到這個數字，毛澤東評價了一句“大工程”，可見當時對這項建設的重視程度。

這些水利設施，對安徽農業生產的支撐作用不言而喻。蓄水、灌溉、防洪，多方面發揮了效益。問題在于，水系是連著的，河南、安徽不可能彼此“絕緣”。

隨著安徽上了一批水庫和攔河工程，情況慢慢起了變化：來自商丘一帶的水，在一部分河段下瀉不暢，水在邊界一線攔住，開始往兩岸漫。水漫出去，先受苦的往往是上游、河道附近的群眾，而商丘，就成了“頂水”的地方。

可以說，一邊是安徽“留水蓄水”的需要，一邊是河南“排水泄洪”的現實壓力。兩地群眾都沒有錯，哪一頭放松，都要有人吃虧。

三

這時候再看紀登奎那句“拜年”的電話，就顯得意味深長。他清楚，問題不可能只靠河南一家拍板，非得兩省坐下來談，才能拿出兩邊都能接受的方案。

而接電話的那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其身份也極有分量。

李葆華是李大釗的長子。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時，他年僅18歲。父親的犧牲，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1931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長期在革命根據地工作，特別是在晉察冀根據地，參與創建和鞏固邊區政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承擔了不少重要任務。

新中國成立后，李葆華先在中央水利部工作，對水利工作并不陌生。1962年，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調離后，他奉調赴皖，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開始直接領導一個農業大省的全面工作。

從個人經歷來看，他既有老一輩革命家庭的傳承，又在水利戰線干過多年，理解水利問題的復雜性，這就為他與紀登奎的會談，打下了一個很特殊的基礎。

三者疊加——時間是春節，地點在安徽，人物是一位邊界地區的地委書記和一位烈士之子出身的省委第一書記，這場“拜年”，注定不會只是說幾句吉祥話就結束。

三

紀登奎一行被引到李葆華住處時，屋里年味還在。簡單寒暄之后，紀登奎先說了一句讓人印象很深的話：“春節，本來是家里人團聚的時候，我們這個時候來，有點打擾。”

李葆華沒等他說完，就接了過去：“共產黨人本來就是一家人，你來，也是團聚。”

一句“共產黨人是一家人”，看上去像客套，實則是定調：既然是一家人，就不是誰告誰的狀，而是坐下來解決一家人的事。

有意思的是，兩人談話沒繞圈子，很快就切進了水利問題。李葆華開玩笑似的說：“安徽把河南的水堵了，你們這是來告狀的吧？”這句話說出來，有自我解嘲，也帶點試探。

紀登奎連連擺手：“不不不，我們哪是來告狀的，是來向李書記匯報情況，商量怎么辦。”

言下之意，問題客觀存在，但不是來“拉清單”的，而是來找出路的。

氣氛一穩住，真正的討論就展開了。河南省水利廳的同志拿出準備好的邊界水利設施圖，圖上標明了兩省邊界一帶的大大小小堤壩、河道、涵閘。乍一看，密密麻麻，像幾道平行又交錯的長城，把原本一個完整的水系切割得支離破碎。

紀登奎對著圖，講了商丘的遭遇。他提到一個判斷：這次商丘的洪澇，一半是天災，一半是人禍。天災不用說，暴雨強度大、時間集中；“人禍”并不是誰有意坑害誰，而是多年間兩省水利建設缺乏整體統籌，重“各自為戰”，輕“統籌上下游”。

這一番話，分寸不易拿捏，說重了容易引起對方防備，說輕了又難以推動改動。紀登奎的說法，既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又把責任落在“歷史形成的格局”和“統籌不夠”上，而不是簡單劃定哪一方“有錯”。

四

說到這里，話題不自覺地回到一個根本命題上：水利工程究竟為誰服務？

在安徽一側，堤壩、水庫的確保護了不少農田，也為農業增產提供了條件；在河南一側，部分河道下游收窄、蓄水過多，讓上游的洪水排泄不暢。要是簡單拆掉堤壩，固然能讓商丘那邊的水順勢東去，可淮北一側勢必又要承受新的水患壓力。

換句話說，單純“顧這一頭不顧那一頭”的方案，都難以作為真正的出路。

這一點，李葆華并不陌生。畢竟，他曾在中央水利部門工作，對流域治理的整體性要求有基本把握。在聽完紀登奎的介紹后，他當場把安徽省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叫過來，一起聽情況，一起看圖紙。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他有一句話說得很直接：“過節有什么要緊的？商丘的老百姓還泡在水里，怎么放心過節？”

這句話的味道很樸素，卻點明了一個價值取向：節可以先放一放，先把關系到十幾萬、幾十萬人的安危問題理清楚。

于是，在正月的氣氛里，兩省的干部圍坐在一起，對著圖紙和資料，一項一項研究可行方案。氣氛不熱鬧，卻格外緊張。

五

在那次合肥會談中，真正起到轉折作用的，是一個看似簡單，但影響深遠的建議。

紀登奎提出，考慮在邊界一帶新開挖一條河道，把豫東商丘以及皖北鄰近縣份的洪水，從原有的淤塞河道中分流出來，直接引向洪澤湖，形成一個清晰、穩定、可控的泄洪通道。

這一設想的巧妙之處在于，它既不要求安徽完全拆掉既有水利工程，也不把所有壓力推給下游，而是在原有水系基礎上，另辟一條“出路”。只要新河道挖通，洪水多了一條安全通道，兩邊的矛盾就有了化解的可能。

當時在場的水利專家和負責同志，一邊翻看地圖，一邊核算地形高差和水量，來回推敲。討論持續了很長時間，從不同方向對這個方案進行論證。

不得不說，這類工程的技術難度并不小。牽扯到沿線村莊遷移、土地占用、堤防加固、河道寬度控制等等，還涉及工期、投資等一串問題。不過，從流域治理的角度看，這的確是一條可行之路。

討論的結果，是大家在大方向上形成了共識：新開河道，把上游的洪水引向洪澤湖，是一條值得付諸實施的辦法。

這，也就是后來“新汴河工程”的雛形。

六

合肥的會談沒有儀式感，也沒有冗長的文字記錄，卻在當時的實際工作中掀開了新的一頁。

很快，河南、安徽兩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正式意見，共同向中央上報了一份題為《關于豫東地區與安徽省邊界水利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建議由兩省協同，建設一條新的泄洪河道，并對邊界地帶的原有工程作必要調整。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對這個報告作出批示，同意由河南省、安徽省協同作戰，開挖新河道。這條河，后來被正式命名為“新汴河”。

中央的批示，意味著這項原本只在兩省層面醞釀的構想，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水利工程。對于長期飽受水患困擾的豫東、皖北地區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策。

值得一提的是，新汴河工程既不是簡單的“挖條溝”，也不是單純的“疏通舊河”，而是一整套系統工程。河南要負責疏通舊有河道和配套設施，安徽則需拆除部分阻水工程，為新河道預留足夠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雙方都要拿出不小的決心。誰都不能只講自己的方便，而不顧對方的安全。

七

時間往前推一點，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件事的罕見之處。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國民經濟剛剛走出困難時期，糧食緊張，物資匱乏，各地手頭都不寬裕。多數地方干部心里頭都盤算著如何在有限資源里，把本地的日子先撐起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兩省一起抽人力、物力，集中投入到一個看不見立竿見影收益的大型水利工程中，本身就需要政治上的魄力和眼光。因為大多數群眾更容易看見當年的收成多少，對未來十年、二十年的防洪格局，往往沒那么直觀的感受。

但從長遠來看，新汴河一旦建成，豫東和皖北在面對大洪水時，底氣就要足得多。這個賬，紀登奎和李葆華算得很清楚。

他們之間的共識，其實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與其年年被水“追”，不如集中幾年，下定決心徹底改變格局。

八

從1964年中央批示，到工程真正轟轟烈烈地展開，中間還經歷了一段準備過程。設計方案的細化、沿線群眾的動員、施工力量的調配，一件件都需要時間。

1969年，新汴河工程進入一個關鍵階段。那一年，商丘地區組織大批干部群眾，舉著“豫皖人民心連心，團結治水挖窮根”的橫幅，奔赴安徽濉溪縣北部施工現場。

這一幕在當時的照片和回憶中，出現得非常頻繁。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原來邊界上的那條新河，不只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是要靠無數鋤頭、鐵鍬、肩膀，一段一段挖出來的。

在濉溪縣北部，新汴河橫穿而過。這條新河道一旦貫通，上游來水就不再在原來的“瓶頸地帶”打圈，而是有序地向下游輸送。隨著河道逐漸成型，周邊村莊對洪水的恐懼，慢慢減弱。

九

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這項工程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挖一條河”本身。

一方面，它實實在在改變了豫皖邊界一帶的水患面貌。商丘人擺脫了“全國救濟糧集中投放地”的被動局面，當地農業生產的穩定性逐步提高。安徽淮北一側，在調整部分攔水工程的基礎上，也通過新汴河分擔了部分洪水壓力，整體防洪格局更加穩健。

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個值得回味的治理樣本：面對跨區域的自然問題，單靠行政分界線內的“小算盤”很難奏效，必須以流域為單位，靠協商、靠統籌、靠共同決策來推進。

如果把這件事抽象一下，會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地方：邊界原本是一條“線”，容易成為矛盾的集中地；一旦在這條線附近開出一條新河，邊界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連接兩地的“紐帶”。水流從上游走向下游，按規律行事，而不是被人為截斷、改道。

十

回到1964年那場看似普通的“拜年”，不少細節也值得琢磨。

紀登奎選擇把“拜年”和“治水”放在同一個行程中，說明他很清楚，很多重大問題的推動，需要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單靠文來文往，很難形成那種面對面“把問題攤開說”的坦誠氛圍。

而李葆華，身為李大釗的長子，又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節日期間把主要省級水利干部喊到家中，把商丘的水利問題當成“自家事”來處理，這種態度也并非人人都做得到。尤其是在地方利益和整體利益發生碰撞時，能主動站在更大范圍去考慮，確實需要膽識。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兩人只是互致祝福，簡單客套幾句，把問題交給下級慢慢去“協商”，很可能又要拖上幾年；拖得久了，洪水照常來，老百姓照舊受罪。

十一

再往深里看，紀登奎對“災后救濟”的理解，也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災情發生后，中央和許多省份給商丘提供了大量支援，這是新中國制度優勢的一種體現。可是，在紀登奎看來，如果一個地方長期陷在“靠救濟生存”的狀態里，那不算真本事，也不是一個地區領導該滿足的結果。

他的那句“不能讓商丘人像叫花子一樣，讓全國人民養活”，聽上去有點“狠”，卻直指問題的關鍵：要想改變命運，必須在根子上動手術，把災害頻發的結構性問題解決掉，而不是年年等別人救濟。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汴河工程既是水利工程，也是一個地區擺脫“被救濟感”的心理工程。洪水不來，莊稼能穩穩當當長出來，人心才真正踏實。

十二

再看李葆華，他身上有一種頗為明顯的“傳承感”。

父親李大釗在20年代投身革命時，常講的一句話是“為民眾謀幸福”。這句話看似抽象，落實到新中國建設時期的具體工作中，就變成了一個個實在的指標：糧食產量、災害損失、農民收入、基礎設施。

1960年代，安徽經歷過艱難的經濟時期，對水利的重視幾乎寫在每一項工作部署中。李葆華從水利部到安徽，再到面對商丘來客時毫不猶豫地抽出時間，把治水問題擺到桌面上，多少能看到早年家庭教育與革命傳統的影子。

有人回憶他說過這樣的大意：“邊界兩頭的老百姓，受的是同一條河的罪，不能只管自己一邊田里的收成。”這種說法，既是站在省委書記的位置說話，也多少帶著烈士后代那種對公共利益的敏感。

十三

在許多地方志和后來的回憶文章中，1964年這次會面常被提起。它并沒有留下激昂慷慨的演講記錄，也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因其結果而顯得尤為重要。

如果把1963年的那場洪水視作一個轉折點，那么1964年正月初二的這次合肥會談，就是從“被動應付災情”走向“主動系統治理”的起始時刻。此后幾年間，新汴河工程的推進，逐漸改變了豫東、皖北一帶的防洪版圖。

水患減少，不只是災情數據變漂亮這么簡單，還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當地經濟結構和生活習慣。農民敢種、愛種，對土地有信心，才可能逐步從“勉強糊口”邁向“穩步增產”。

十四

從歷史書寫的角度看，這類事件容易被簡單歸納為“某年某月，兩省協同治理水利，取得顯著成效”，寥寥數語，一筆帶過。可在當事人那里，這是一段漫長、瑣碎卻極具壓力的道路。

從紀登奎受命到商丘，到他反復調研、奔走呼吁，再到正月初二走進合肥，到中央批示，再到1969年群眾揮鍬上陣，每一個節點都不是自然發生，而是選擇的結果。

而之所以在正月這個原本適合團聚的日子里，出現那樣一番“拜年兼議事”的場景，背后正是對“遲辦一天，多受一年罪”這種樸素道理的重視。

十五

一、從“拜年”到議事：非常時點的非常選擇

按照一般習慣，地委書記給省委書記拜年，多半是禮節性拜訪。1964年的這次，卻被賦予了另一層含義。

紀登奎把“拜年”的時機利用起來，把本來可能需要多次會議、層層請示才能說清楚的問題，集中在一次面對面的談話中打開。他沒有把話題停留在“災后慰問”“工作支持”的套話上，而是直接切向豫皖邊界水利的結構性矛盾。

這種做法，在當時算是比較少見的。它繞開了部分“文案程序”，讓真實情況盡可能快、盡可能原汁原味地傳遞到安徽省委主要負責人的面前。對于時間緊迫、復雜多方的水利問題來說，這種效率有時比形式更重要。

從結果看，這種“不按常規”的安排，為后續豫皖兩省聯合上報、中央及時批示爭取了時間。可以說，沒有那次春節里的會面，新汴河工程的啟動時間，很可能又要向后推延幾年。

十六

二、邊界水利與“整體觀念”的形成

要理解新汴河的出現，離不開一個關鍵詞：整體觀念。

從技術上講，水總是沿著最低處流，河道、堤壩只是“引導”和“約束”的手段；從行政管理上看，一個省往往更關心省界以內的指標。這兩種邏輯交匯在邊界地區，就容易產生矛盾。

豫東與皖北的關系，恰恰暴露了這個矛盾：同一條水系，流經兩個行政區；上游排洪的訴求，與下游蓄水、灌溉的需求并存。要是沒有一個站在全流域高度的平臺來權衡，矛盾難免長期存在。

新汴河工程的提出和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種“整體觀”的形成。它要求兩省共同規劃、共同施工、共同維護，對每一次截洪、分洪，都要考慮另一個省的承受能力，而不是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從這個意義上看，1964年的那份聯合報告，不只是一個工程立項申請書，更是一次觀念的調整：把“我這邊的水”變成“我們共同面對的水”。

十七

三、人物與時代：個人選擇中的時代印記

紀登奎、李葆華，都是在革命年代走出來的人。一個長期在河南基層轉戰，一個從烈士子女成長為省委書記，兩人的人生軌跡都深深嵌入時代背景。

在他們的共同選擇中，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干部群體的一些特質：敢吃苦、重實際、講集體、不怕擔責任。有時候，這些詞聽多了會顯得空泛，但放在具體事件里，就有了很鮮明的輪廓。

比如，紀登奎在談及洪災時，并沒有只強調困難有多大、中央支援多重要，而是強調“不能長期靠別人養活”的危機感。這種說法，帶著明顯的自我加壓色彩。

又比如，李葆華在節日期間把水利干部叫到家里，邊吃簡單飯邊研究圖紙，并沒有任何排場，只盯著一件事：如何讓邊界兩邊的老百姓少受水患之苦。這種做派，在那一代干部中并不罕見，卻很難被簡單復制。

可以說，新汴河的出現，是時代需求、制度安排與個人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個人并不能脫離時代單獨“創造奇跡”，但在關鍵節點上的態度與決斷，往往會左右事件的發展方向。

十八

新汴河工程完工后，關于這條河的記述，更多集中在其水文指標、防洪能力、灌溉面積等方面。這些固然重要，卻容易把人的因素淡化。

而1964年春節那次“拜年”，讓人重新看到，在宏大的工程背后，有過那樣一個畫面：一位剛到重災區不久的地委書記，在正月初二走進合肥；一位烈士長子出身的省委書記，將“家里人的拜年”變成“家里人的議事”。

他們對話不多，卻把關鍵問題點透；他們身后的工作人員，對著地圖、圖紙、水文資料一遍又一遍推敲，直到一個兼顧上下游、左右岸的方案漸漸清晰。

如果把這一切放回1960年代中國的歷史坐標上，就不難理解，為何后來不少地方在總結流域治理經驗時，總愛提到“豫皖協同治水”的案例。它不是轟轟烈烈的戰爭故事，也不是一揮手就能解決的高調決策，而是一群人圍繞一條河，在困境中硬生生擠出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