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周年特贏元年：非理性政治現實主義與歷史辯證法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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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 上臺一周年：

帝國的“米洛斯島陷阱”與特朗普的“武關會盟”（一）

——強權的“真理”幻像與歷史辯證法的韌性

“修昔底德”真理？——“強權者行其所能行”

當亞伯拉罕·林肯號航母戰斗群的陰影正從南中國海悄然挪向波斯灣時，特朗普優雅地“笑納”了委內瑞拉馬查多女士敬奉的“和平獎章”，然后上癮般地在“國際會盟”的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反復提及our big pice of ice（我們的大塊冰）和Iceland（冰的島），雖然他所指應該是“格陵蘭島”——充滿冰雪的“綠島”（Greenland），而不是其千里之外的鄰居——遍布火山與溫泉的冰島（Iceland），也不是正在美國國內如納粹沖鋒隊般橫沖直撞的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海外媒體想象美國航母戰斗群打擊伊朗模擬圖

面對不斷增兵中東的美軍，和帝國軍隊于“百萬“委”軍中取元首夫婦”的武威。波斯的黑衣教士們仿佛也在認真思考，若想避免成為下一個“粽子式跨洋快遞”或者“驚悚的路燈掛飾”，也許還來得及在導彈降臨德黑蘭前學會跳一曲“屈膝舞”；林肯號甲板上的“白頭鷹”們因為“閱讀障礙”從來區分不了“解放”（Liberation）與“占領”（Occupation）的差別，正如美國本土上的ICE隊員們分不清“執法”與“枉法”，也拎不清作為不請自來的“外來移民”的自己與“美洲印第安土著”的差異；在他們的眼中只認得紅色的血和黑色的油。

根據新華社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1月22日與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正式“會盟”，在瑞士達沃斯簽署文件，啟動所謂“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本為解決加沙問題設立的“和平委員會”的簽字方并不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要解決給更大范圍內的“國際沖突問題”，也不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不包括美國在歐洲的傳統盟友，不包括其他區域新興大國，參加者大都為美國挾持下，不得不虛與委蛇的中小國家。

特朗普參與啟動“和平委員會”的簽字儀式

歐洲諸盟邦首腦們稍作辯解，就被“美國爹地”（特朗普“笑納”的來自北約秘書長呂特對奉承之語）嚴詞訓誡：

“鑒于貴國決定不授予我諾貝爾和平獎，盡管我曾阻止了八場以上的戰爭，我不再覺得有義務僅僅思考和平。”（Considering your Country decided not to give me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aving stopped 8 Wars PLUS, I no longer feel an obligation to think purely of Peace.”）。……“除非我們完全控制格陵蘭島，否則世界不會安全。”（The World is not secure unless we have Complete and Total Control of Greenland.）

——特朗普1月18日回復挪威首相關于格陵蘭島爭端的短信

“你們可以說‘是’，我們將非常感激，或者你們可以說‘不’，我們將記住，一個強大和安全的美國才意味著一個強大的北約。”（You can say yes, and we will be very appreciative, or you can say no, and we will remember a strong and secure America means a strong NATO）

——特朗普1月21日達沃斯論壇演講

作為美國最親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公開發言：那段“令人愉快的虛構”正在終結，而一場殘酷現實正在開啟。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瓦解，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修昔底德的這句格言，被包裝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在重新占據主導地位，仿佛這就是國際關系的“自然邏輯”。

1月22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演講

“米洛斯對話”與“武關會盟”后的故事

也許今天的人們感覺如此詫異，很少見到“國家領袖們”能像特朗普2.0這樣入戲，可以表現得如此厚顏無恥、肆無忌憚？但是，事實上特朗普的這些言行的內在邏輯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而且與古希臘歷史上雅典人所做的經典“米洛斯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如出一轍。

在西方語境中“文明”與“古希臘”兩詞本身就是“同義反復”，不理解古希臘歷史，恐怕無法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基因密碼。今天西方社會強調的政治民主、市場經濟與多元文化等概念似乎都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大量的日常用語與學術詞匯都來自希臘語，包括民主（Democracy）、經濟（Economy）、歷史（Hisitory）、哲學（Philosophy）乃至奧運會（Olympic）等等。

伯羅奔尼撒戰爭（BC431年-BC404年）示意圖

黃色區域為雅典及其盟友（提洛同盟 Delian League）

紅色區域為斯巴達及其盟友（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

藍色區域為中立的希臘城邦（Neutral Greek States)

紫色區域為波斯帝國 (Persian Empier)

橙色區域為新興的馬其頓王國 (Kingdom of Macedonia)

大約2500年（BC 431年）前，希臘半島上的“兩霸”雅典與斯巴達曾發生過一場長達27年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漫長的戰爭打垮了文明的古希臘（古希臘的文明），教會了鐵血的羅馬，也塑造了此后2000多年西方文明看待權力與權利、沖突與和平的方式。今天人們熱衷的新名詞“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2012年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就來源于對前雅典將軍修昔底德的經典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核心命題的歸納：

“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及其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即一個崛起大國對一個守成大國必將構成結構性的威脅，由此導致兩者的沖突在挑戰與反制中螺旋形上升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戰爭。）

就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記載了標志著雅典霸權由盛轉衰的標志性事件——米洛斯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

公元前416年，正值伯羅奔尼撒戰爭相持階段，雅典艦隊兵臨中立城邦米洛斯島。談判桌上，雅典使者撕下了所有關于“正義”、“自由”、“同盟”的華麗外衣，直言不諱：“世間常理，惟力均者可論是非；強權者行其所能行，孱弱者受其所必受。”（Right, as the world goes, is only in question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直白地翻譯就是，“權利”（Right）在“權力”（Power）面前算個X。

米洛斯人基于“正義”與“中立”的申辯，在雅典人看來，不過是弱者不識時務的天真幼稚。最終，這座斯巴達人的親族城邦遭遇了滅頂之災：成年男子被屠殺，婦孺被賣為奴，土地被雅典殖民者占據。

當時的雅典城邦是所謂“政治民主制國家”（10%的成年男性公民平等參與政治決策，也向有貢獻的外邦人開放國籍），經濟依靠海商貿易和手工業極其繁榮，社會文化上相對多元開放；而斯巴達與米洛斯在政治上都是封閉的以血統為基礎的軍事貴族寡頭專制，經濟嚴重依賴國有奴隸（希洛人）耕種集體農莊和邊緣人口從事商業與手工業，社會文化上相對更為壓制保守。無論雅典還是斯巴達其經濟和政治基礎都建立在對外部異族奴役與剝削的奴隸制經濟上。

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事實上，雅典自詡的“文明燈塔”形象，已經在米洛斯的血火中崩塌。歷史上，雅典和其盟友組成的提洛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體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臘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但此后，雅典成為事實上的盟主后，逐漸將提洛同盟變為它控制和剝削盟國的工具，原本各城邦自愿的盟捐成為雅典強令繳納并隨意用于本國需要的貢款。雅典向盟國派出大批軍事殖民者，嚴厲鎮壓宣布退盟的城邦，強令盟國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審理，規定盟國必須使用雅典的鑄幣，支持建立親雅典的民主政體。

而雅典的霸權由盛轉衰，并非因為軍事失敗首先到來，而是其道德權威與政治信譽的破產，使盟友離心，中立者恐懼，最終在戰略上陷入孤立。而且，不久雅典在國內好戰民粹鼓噪下出兵遠征西西里島，述拉古等島上諸邦屢敗屢戰，卻始終不降，最終西西里諸邦在斯巴達的支持下獲得勝利，雅典派遣的兩萬遠征軍全軍覆滅，其稱霸愛琴海的主力艦隊遭到毀滅性打擊。雅典的“西西里遠征”慘敗，不過是這一“強權”邏輯的第一次結算而已。

被戰火摧毀的雅典城邦衛城神殿油畫

頗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以“捍衛希臘自由”為口號、將斯巴達污名化為“專制奴隸販子”、“波斯代理人”的雅典，最終因其過度擴張與殘酷統治走向失敗，而斯巴達在這場馬拉松式（又一個流傳至今的古希臘文明的詞匯）的戰爭依靠與“東方專制”波斯帝國結盟中獲得“慘勝”。這場戰爭的代價是整個希臘城邦體系的筋疲力盡與道德破產，他們徹底輸掉了希臘世界的未來，為北方新興的馬其頓王國和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充當了“歷史清道夫”，成為西方后起帝國們的“文明學校”。

“米洛斯島屠殺”事件之所以成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經典案例，不僅在于其殘酷，更在于其成為一把穿透所有時代政治修辭的現實主義的鋒利匕首，徹底地刺穿了“理性”與“民主”外殼。誕生了哲學、戲劇與民主制度的雅典，用最“文明”的程序，執行了最野蠻的律法。雅典人屠殺和奴役同為希臘城邦的米洛斯人的命令并非出自某個暴君的獨斷，而是經過雅典公民大會的民主表決。這無情地揭露了一個真相：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動導出仁慈的理性的政策；它反而可能放大內部的民粹情緒，將“多數人的暴政”（這個所謂“多數人”在當時不過是約占雅典10%人口的成年男性）精準地投向外部弱者，必要時也可以“制造”群氓需要的“他者”。

當然，修昔底德所強調的“世間常理”并不是所謂歐洲文明的獨特性，東方的歷史鏡鑒同樣清晰。今天在特朗普在外交舞臺上的”變臉“演出不過是昔日戰國舊事的重演而已。大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同時代的中國戰國時期，中國古人對此評論是“禮崩樂壞”、“王霸相雜”，《韓非子》里的總結只有六個字：“當今爭于氣力”。

戰國后期大致區域圖

其時秦楚兩國關系密切，且都有望稱霸中國；BC 299年，秦昭襄王以結盟為名，誘騙楚懷王“武關會盟”，將其綁架到咸陽；以割讓巫郡和黔中郡作為釋放條件，楚懷王拒絕妥協被囚三年郁郁而終（BC296年）；此后楚國大衰、一蹶不振。（順帶說一句，由于楚懷王的“壯舉”間接為中華文明貢獻了端午節的粽子，因他不聽屈原等人的勸說一意孤行，導致屈原被流放而最終投河汨羅江中。屈原的自盡本身也宣告了楚國企圖獨立自強的貴族精英階層的隕落。）

秦昭襄王誘捕楚懷王，正是“爭于氣力”的典范操作。秦國此后經過三代君王努力得以在嬴政時期滅六國而統一天下。這一背信棄義的權術，雖然在短期內重創了楚國，為秦統一掃平了主要障礙；然而，秦國純粹依賴法家嚴刑峻法與軍事強權的統治，將“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在國內與國際用到極致，但霸主們忘了：鎖鏈能囚禁一個楚懷王，卻鎖不住‘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詛咒與滔天恨意。”

秦末農民戰爭示意圖

秦帝國二世而亡，其崩潰速度之快，正說明了僅依靠強力與恐懼粘合的權力結構是何等脆弱。在楚懷王熊槐死后八十八年，秦末天下大亂，點燃焚毀這座巨廈第一把火是兩個被雨困住、面臨死刑的卑微戍卒。他們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底層力量對血統精英論最石破天驚的哲學爆破。隨后，六國舊貴族精英加入反抗，更像是被這股底層洪流奔涌推動的浪花。楚國將領項燕之后項梁、項羽尋訪流落民間的所謂楚懷王熊槐的孫子熊心，再立其為“楚懷王”，雖為傀儡，“楚懷王”卻成為反秦大業最具號召力的精神符號。

這本身就是對純粹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一次歷史性反諷：被剝奪的權利（Right），會以記憶、仇恨與認同的形式，轉化為顛覆性權力（Power）的源泉。

類似的歷史性大劇曾屢屢演出，正如馬克思在其杰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利用歷史辯證法所進行的精彩洞察：

一方面，歷史創造始終受制于既定條件與傳統重負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另一方面，歷史變革的根本動力深藏于階級結構之中 —— 當統治階級精英忙于臺前進行 “世界歷史性的” 權力斗爭時，真正改變世界面貌的，往往是臺下那些看似被動 “被歷史拖著走” 的廣大人群，一旦他們的生存底線被突破，便會從歷史的客體驟然轉變為主體，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

這雙重洞察共同構成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命題：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并非隨心所欲，而是在既定條件下創造；而歷史條件的根本改變，最終取決于被壓迫階級的生存斗爭與主體覺醒。

本雅明在馬克思分析的基礎上，在《歷史哲學論綱》中進一步提出他的警告，“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

事實上任何打著“進步”名義進行的征服，在其身后都積堆著累累受害者的尸骸，習以為常的被壓迫傳統，會在某個歷史“緊急狀態”時期，由新的革命階級所激活，只有“斗爭著的、受壓迫的階級本身，才是歷史知識的貯藏者。 —— 它會以歷代受壓迫者的名義完成解放的使命”。

————待續————

帝國的“米洛斯島陷阱”與特朗普的“武關會盟”（二）

“不理性”的政治現實主義與歷史辯證法的反噬

帝國的“米洛斯島陷阱”與特朗普的“武關會盟”（一）——強權的“真理”幻像與歷史辯證法的韌性

特贏365個日日夜夜與暴力回歸

特贏元年（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第二任就職），其執政一年以來，白宮發給記者的簡報回顧是特朗普總統365天贏了365次，“贏學大師”當之無愧。其中包括在白宮豎立一面巨大美國國旗，禁止使用紙吸管等“小勝”，當然也包括所謂促進世界8個沖突地區實現和平，實現美國外來移民負增長等“大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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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西方媒體對特朗普2.0一周年的評價是，不可想象的一年與不可想象的變化。并且大量使用“斷裂”和“不可逆轉”、“不可修復的傷害”等詞匯來表達。

特朗普不僅貫徹美國一直以來武力干預他國主權、掠奪資源的戰略決策，也毫不掩飾地回歸美國建國以來“開疆拓土”的野心，甚至自己命名為“唐羅主義”（特朗普-門羅主義）。美國為控制“后花園”拉丁美洲、類似于空襲委內瑞拉、抓捕其總統馬杜羅夫婦等行為不絕于史；至于對大洋彼岸的戰略重地，美國也一向覬覦。美國在19世紀初擺脫英國控制未久，國力未隆就敢派遣艦隊遠赴地中海北非打擊海盜控制商道，并因此寫入《海軍陸戰隊贊歌》之中。迄今，美國通過7大艦隊與11個航母打擊群常態化巡航，鎖定16 條全球關鍵海上航道，在約8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約800處海外軍事基地。

特朗普和美國政府全然無視格陵蘭島作為其盟友丹麥的自治領地的基本事實，視為必須獲取的“國家安全資產”，不過是美國傳統擴張主義基因的一部分，特朗普2.0當局表現得更為橫行無忌而已。因美國（或者說“特朗普”）需要并自認強大，便可決定他人歸屬，不惜武力威脅和金錢收買，此種赤裸裸的帝國行徑舉不僅踐踏了國際法與主權原則，而且在盟友體系內部制造了最深的信任裂痕，即使一貫面對美國“溫順如綿羊”的歐洲盟邦也不得不表達某種形式的反對。

特朗普2.0當局“輕慢教化，而唯重霸道”的特征表現日益明顯，主動放棄“徒有虛名，毫無實利”的“民主燈塔形象”，以“美國優先”為名，系統性地從美國主導建立的多邊秩序中抽身。根據其官方聲明，特朗普總統簽署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其中包括31個聯合國機構，理由是它們“推動全球主義議程”、“有悖于美國利益”。具體行動包括：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再度退出《巴黎協定》、第三次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大幅削減對外發展援助，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等等，覆蓋全球公共衛生、氣候變化、文化教育與人權和對外援助與司法各領域。這一系列行為標志著一種極端的單邊主義，其動機根植于美國外交傳統中的霸權思維與國內政治算計。其核心并非簡單的政策調整，而是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霸權邏輯的極端實踐。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并非是對美國政治傳統的“顛覆”，只是將美國外交一貫的霸權底色表現得更加直白和赤裸，是某種“古典主義修復”，二戰后民主黨為首的美國統治集團的對外政治關系本身是一種對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調整“。其動因混合了國內政治動員（鞏固保守派選民支持）、經濟民族主義（節省開支、保護產業）以及重塑國際規則的霸權策略（脅迫國際組織按美國意圖改革，或者另起爐灶建造替代機構）。例如在加沙問題上，特朗普當局通過邀請其他有影響力大國和區域國家加入其建立“和平委員會”以替代聯合國既有架構和巴以直接談判，甚至不顧盟友以色列和中東阿拉伯強國反對，以確保對于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導權。

特朗普2.0當局的卷土重來標志著一種極端現實的實用主義在國際關系中的全面惡化，視國際承諾為兒戲，透支國家的“信用積分”。這種將國際承諾工具化、視盟友關系為負擔的“交易外交”，雖在短期內展現了不受約束的霸權姿態，但長遠來看卻是在自毀長城。據民調顯示，高達60%的歐盟民眾認為美國“不再是可靠的伙伴”；同時主動放棄了在全球治理中的議程設置權和道義權威，迫使國際社會尋求替代方案，實質上是一種戰略上的“自我放逐”，最終將國際舞臺的中心位置拱手讓人。

特朗普2.0當局不僅在對外擴張與干涉中如此；對內也表現日益專制蠻橫、撕毀維系作為“應許之地”的美國的“憲政民主”偽裝，在社會內部不斷制造“他者”與“國家敵人”。全面推行 “單一行政權理論”，計劃大規模清洗聯邦官僚系統，用效忠者取代職業官員，以政治控制行政。在經濟政策上延續并擴大減稅（主要使富人和企業受益），同時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進一步擴大美國貧富差距與階級鴻溝，引發關于美國國內關于“K型經濟”的討論，這反映的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裂痕，美國政策制定日益偏袒頂層利益，精英圈子形成“回音室”，忽視了底層民眾的困境。長期分化可能導致社會政治動蕩，年輕人因缺乏機會而變得絕望。通過保守主義與反智民粹主義動員，強調移民威脅、文化戰爭等議題，鞏固基本盤，將國內矛盾轉化為身份對立。并將這些政治策略直接使用暴力機器貫徹執行。

今年1月份迄今在明尼那波利斯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已經槍殺兩名擔任的美國公民，“公民觀察員”（Civil Observer）單親母親雷妮·古德和ICU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兩人都是無犯罪記錄，且所謂“良好背景”的白人基督教徒。從芝加哥到明尼那波利斯等地，被當做“特朗普家丁”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探員大規模部署，進行遠超常規的暴力街頭執法：蒙面隱匿身份、軍事化裝束、擅闖民宅和車輛，“以非法移民為名”抓捕印第安原著居民、并導致被槍殺等致命事件。（而在美國明州被槍殺的兩人恰恰是所謂的“白左” （尤其是類似與“公民觀察員”和抗議者身份，被特朗普等稱為“國內恐怖分子”），并由于他們的犧牲在明州零下二十多度的刺骨寒風中引發數萬民眾參與的游行示威、罷市罷工等抗議行為，這是對于那些以種成立或不成立的理由批判”白左“多樣性社會的人最好反擊。）

ICE甚至已經被抗議者直接斥責為美國翻版的“納粹沖鋒隊”與“法西斯蓋世太保”。政府高層系統性地直接將部分社區——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移民和少數族裔社區——乃至行使抗議權的普通公民，置于國家暴力機器的對立面，使其淪為國內的“邊緣人”與“國家敵人”，給橫沖直撞的武裝力量“絕對豁免權”的背書，并威脅援引《叛亂法》直接部署國防軍空降師鎮壓抗議，這本身就是對于美國今天瓦解中的”民治社會“的進一步訓誡，而在危機日益加深與沖突對立上升的情況下，美國國內社會也被推向“內戰戰場”般的割裂。

看起來特朗普言必稱“利”，而民主黨大佬們言必稱“義”，似乎“美利堅帝國”兩派的言辭與手法頗為不同。例如，特朗普1.0政府時代已經“退群為癖”，而拜登當局則積極重新融入“國際大家庭”。特朗普嘮叨著“老登對你們夠好了，你們要有眼力見，知恩圖報”，而民主黨們大講特講“民主大燈塔、繁榮新世紀”，而且，民主黨大佬，最近包括前總統奧巴馬和克林頓等都違反傳統慣例，開始公開發言質疑特朗普目前執行的一系列政策。這是否是美國版的“義利之爭”？

特朗普時代大行其道的“美國優先”與“利益優先（嘴炮靠邊）”是在當下條件下為維護美國本土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區域霸權利益、轉移國內日益嚴重的階級鬧矛盾而不得已進行的“新古典主義修復”。而民主黨為首昔日推行的“普世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樣是為適合當時條件下美國金融壟斷資本與技術資本進行全球化擴張，吸引外國投資、海外剝削人力成本與廉價資源而進行的“精巧治理技術”。

雖然兩者的的言辭、手法、表達形式與力度看似截然不同，但不過都是適應當時當地資本主義體系不同階段的“一體兩面的符咒”而已，是經過理性計算得出“最小成本下的最大收益”的政治工具。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擁有壟斷性暴力。危機中，為維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私有制），國家權力可能更直接地表現為“公權暴力”。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如今的亂像是執意于對剩余價值和放任資本主義體系追求的必然結果，而全球性的世界資本主義增長性危機這個霸權國家表現尤其明顯。當危機觸及資產階級根本經濟利益時，后者便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民主規則，動用國家一切強制力量（如軍隊、官僚體系）進行鎮壓。法西斯主義正是壟斷資本主義在危機時期，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將自身意志強加于社會的暴力統治形式。

特朗普政權雖然尚未符合歷史上“經典法西斯主義特征”，但特朗普當局當前的種種言行都表明“危機越深、手段越赤裸”的邏輯；而且與特朗普1.0時期不同的是，其政策正從 “個人化風格”向“制度化重塑” ；上一次選戰失敗后特朗普支持者發動的國會山暴動，特朗普上臺后將參與有的核心人員大部特赦，白宮已經將此重新定義為“和平抗議”，大量參與成員成為特朗普陣營院外網絡體系的活躍分子，根據美國民間調查，認為相當參與者特赦后（無犯罪記錄）正在加入ICE等美國政府強力執法機構，而國土安全部一再拒絕向國會遞交有關人員背景資料；這些非體制力量正在持續為特朗普的議程提供外圍支持并制造壓力。

特朗普2.0的執政一年并非是特朗普1.0執政風格的戰術性調整，而是一次戰略性轉向，旨在將非常時期的統治方式“正常化”。這種惡性示范效應日益成為后21世紀國際政治和國內治理的新通行法則，也是當代國際政治對于19世紀強權政治與現實主義的回歸。

不理性的“理性”現實主義與不永恒的“永恒的利益”

有一句今天被越來越多的人視作社會中生存的“不二法門”的19世紀的英國格言：

“沒有永恒的朋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這是來自于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首相帕默斯頓（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年10月20日～1865年10月18日，中文又譯巴麥尊Lord Palmerston）于1848 年3月1日在下議院的演講內容。

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他本人則是大英帝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帝國主義者。他是兩次對華鴉片戰爭的發起人，他決策派遣華爾領導洋槍隊軍事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在印度、南非等地多次直接鎮壓當地民眾起義；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支持南方奴隸主分離主義集團，甚至計劃直接軍事干預美國內戰，扶持南方邦聯，因為遭到英國工人階級罷工抵制而被挫敗。

馬克思對巴麥尊的評價：“依靠對外沖突和沙文主義情緒來維持……英國寡頭政治最典型的代表和最能干的工具”。巴麥尊的歷史言行恰恰代表的就是諸強爭霸時代的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原則。

而這種霸權意識的灌輸，不僅在對內的政治統治中，也包含在國際政治格局的搭建和話語體系的建立。

從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使者，到馬基雅維利筆下的君主，到巴麥尊所談的“永恒的利益”，再到今日特朗普等信奉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這一脈思想將“爭于氣力”視為永恒的、不可撼動的自然狀態。政治現實主義就是這樣將自身包裝為超越道德、直面人性與世情冷酷真相的“終極智慧”，將世界簡化為力量的角斗場，將“權利”（Right）視為“權力”（Power）的卑微附庸。

不過這種看似冷酷的“客觀理性”，本身即是特定歷史階段、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產物，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去歷史化的、服務于既定權力結構的偽普遍理性，絕非是不可戰勝的終極真理。

這種蓄意將特定歷史和空間構造的利益邏輯與暫時的力量對比狀態，偽裝稱為“永恒的自然法則”，恰恰是對真實剝削關系進行“意識形態遮蔽”。它告訴弱者，反抗是徒勞的；它暗示強者，跋扈是合理的。這正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要害所在。所謂“雷霆、雨露皆為恩典”，只需要弱者默默承受便是。當世界普遍接受“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時，霸權國的擴軍備戰國、遏制行動就被預先賦予了“防御性”與“必然性”的光環。今天大行其道的政治現實主義理論本身就是這種霸權敘事的知識形態組成部分，它讓對抗與壓制顯得像自然規律一樣無可指摘，從而在理論上解除了對強權進行道德與政治批判的武裝。

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葛蘭西曾提出過“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真正的統治，不僅依靠軍隊、法庭等“政治社會”的強制，更依賴于通過教育、媒體、文化塑造，讓被統治者自愿認同統治者的世界觀、價值觀，認為現存秩序是天然合理、別無選擇的。

雅典自詡的“文明”身份，斯巴達被塑造的“野蠻”形象，便是希臘世界內部的話語霸權爭奪。今天，“自由國際秩序”、“基于規則的體系”等話語，也是當初美蘇對峙期間大國、強國根據其各自實力范圍試圖建立的、使其權力行使顯得合法且理所當然的文化霸權。

從二戰結束1945年到2025年，區區80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但對于個體的而言確實是漫長的一生。正如加拿大總理卡尼所承認的，建立在美蘇對抗爭霸基礎上、而后前蘇聯解體美國獨大的對立穩定國際體系在今天早已岌岌可危。回首歷史，曾經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聯合國和諸國際組織下有規則的多邊主義秩序與框架”不過是在短暫的“特殊和平時期”的“非正常現象”。

從歐洲三十年戰爭滿地白骨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從法國大革命到維也納體系，從一戰的千萬死傷經過十月革命到全球億萬參與的二戰，在東西陣營對峙下，聯合國體系勉力成為“核威懾”時代的平衡木，前蘇聯解體后如今不過三十余年，美國獨大卻已經頹唐之勢難掩。

所謂“權利與文明”從來不是自然天賦的，而是歷史在血跡未干時畫下的、一道道總會重新涂抹的粉筆線。當“任何自詡的文明燈塔”對他者進行審決賞罰時，照向的往往只是選擇性集體失憶的深淵。

如今被稱為“戰斗民族的”俄羅斯起源于亞歐交界之處的數個斯拉夫人部族，初受東歐東正教文明影響百年，復為鐵血蒙古帝國仆役百年，幾經顛沛流離，滅族之險，于18-19世紀開疆拓土、文明爆發成為東歐一大區域性大帝國。近代沙俄帝國曾因屢屢代表歐洲最保守反動的力量被稱為“歐洲的憲兵”，“打破民族壓迫世界記錄（列寧語）”。如此不可一世橫跨歐亞的軍事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僅通過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被一群饑餓的婦孺與被壓迫邊緣群體癱瘓，巨廈土崩瓦解；人類社會由此走向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一個更為光明的“創世紀”。

但在列寧逝世后，或者說從革命勝利之時，舊世界的污血已開始侵入新生的肌體。前蘇聯這個昔日秉承馬克思主義宗旨、以所謂全人類解放為旗幟、用官僚計劃經濟與克格勃構建的二十世紀巨型帝國，雖然也曾讓半個地球臣服，半個地球感到震顫。但它的崩潰，同樣始于最脆弱的邊緣：波羅的海小國的歌唱革命，高加索山區的民族抗爭，以及莫斯科面包店前排隊主婦們無聲的怒火。不是華盛頓的精英戰略家，也不是持不同政見的學院知識分子，而是這些被帝國敘事視為“邊陲”或“背景”的普通人與被壓迫民族，用最具體的生活需求與身份認同，一寸寸地蝕空了龐然巨物的地基。

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看似強勢，實則嚴重損耗了美國經營數十年的聯盟體系與全球感召力，這正是“失道寡助”的當代寫照。所有帝國的崩塌，都始于內部的腐朽與權力的失控：當統治階層沉迷于權力博弈，無視民眾的生命與尊嚴；當武裝力量從“守護者”變成“鎮壓者”，用暴力維持統治；當制度失去約束權力的能力，淪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這樣的帝國，終將在自我消耗中走向崩塌。特朗普式的“永贏論”或任何霸權永續的迷夢，在歷史辯證法面前都顯得蒼白。

歷史從未完全按照現實主義的劇本上演。其最大的盲點在于，它嚴重低估了觀念、道義、合法性與歷史記憶所能激發的反抗力量，以及權力濫用必然引發的體系性反噬。現實主義只計算軍艦與GDP的“硬權力”，卻常常忽略民心向背所構成的、更深層次的權力地貌。它誤將暫時的力量對比當成了永恒的權力結構，誤將精英的密室棋局推演當成了歷史的全部動力。

強權與邊緣：歷史唯物辯證法的反噬

當林肯號的陰影掠過大洋之際，當“獎章”與恐嚇競相傳遞時，當明州鎮壓的槍聲響起之時，我們不必急于驚嘆或恐懼。不必僅僅報以一聲“我們還是把你們想得太好”的嘆息。歷史的低笑，不是在嘲笑反抗的徒勞，而是在嘲諷那些自以為手握永恒權柄的迷夢。

只需想起米洛斯島上未曾屈服的亡魂，想起武關之外未曾熄滅的楚歌，想起寒冬彼得格勒街頭的紅旗。強權的命運劇本早已寫滿了泛黃的羊皮紙與竹簡；其黃昏恰恰始于它對自己所制造的塵埃與陰影，投去那傲慢而盲目的一瞥之時。

“權利與文明”，誠然不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它們確實是人類在血與火的漫長征程中，用斗爭、反思與犧牲一點點劃下的“粉筆線”。這些線會被踐踏、被涂抹，但人類總會一次又一次地彎下腰，重新描畫。這不是天真，而是生存的必需。因為一個只剩下“強權即公理”的世界，將不再是任何人的家園，包括強者自己——它最終會吞噬所有的安全、繁榮與意義。

歷史上的帝國們統治邏輯（嚴刑峻法的絕對控制與意識形態的全面規劃）都曾達到了各自時代的“理性”巔峰，卻都因同一原因轟然倒塌：它們系統性地制造、忽略自己生產出來的“邊緣”與“破碎”，但最終被它們所吞噬。權力在無限擴張中，會遭遇地理的極限、補給的距離、統治成本的指數級上升，以及最為關鍵的——正如物理學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樣，壓迫與奴役必然導致抵抗力量的頑強滋。強權可以制造“恐懼的和平”，但無法消除仇恨的種子；種子一旦遇到歷史的雨水，便會破土而出。“國雖大，好戰必亡。” 這并非道德說教，而是對權力擴張必然導致內在矛盾崩潰的深刻洞察。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寫道：“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這意味著，改變世界，既需要認識到物質力量的客觀性（打破現實主義的神話），更需要將一種正確的、指向解放的理論，轉化為千百萬人的實踐。這種理論，承認斗爭的必要，但絕不崇拜斗爭的暴力；它計算力量，但更懂得力量最深厚的源泉在于人民的覺醒與聯合。

歷史這位最冷靜的裁判，終將再次證明：真正顛覆性的力量，新世界的晨光，從不來自劇本的中心，而是必然孕育自強權刻意忽略的邊緣，被陰影覆蓋的、默默生長于破碎之地中不屈的“邊緣人”與“失語者”。他們并不擁有巨艦導彈，更不書寫霸權劇本，但他們本身就是焚毀舊劇本的紅的火焰，也是書寫新歷史的、質樸而不褪色的黑的筆尖。

歷史的真正回響告訴我們：強權可以贏得戰役，卻未必能贏得戰爭；恐懼可以維持一時的統治，卻無法鑄就永恒的秩序。“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崛起國與守成國的結構性沖突或許難以避免，但陷阱最深處的獵物，往往是那些在追逐霸權過程中，率先拋棄自身文明內核與道義制約的一方。

審判帝國的，從來不應是另一個帝國，而是被帝國認為已經碾入塵土中的人民、規則、道義。這并非浪漫的想象，恰恰是被時空與血火反復驗證的歷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