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萬祺兒子與榮毅仁女兒戀愛，葉劍英大喜：這樁婚事，我贊成

1973年初夏，北京的風還帶著些許涼意。就在這樣一個并不張揚的季節里，一樁后來在政商、港澳僑界都頗有意味的婚事，悄悄進入了籌劃階段。參與其中的，不只是兩位年輕人和兩家長輩，還牽動到幾位新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在那個年代并不多見。

若把視線拉長，會發現這場婚姻并不是突兀出現的孤立事件，而是幾條歷史脈絡交匯的結果。一條，是澳門愛國工商界代表人物馬萬祺幾十年如一日的家國情懷；另一條，是“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在風云變幻的近代史中，與共產黨人之間逐漸加深的信任。而居于兩條脈絡交匯處的，是葉劍英、周恩來這些共和國領袖對港澳臺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的真誠關懷。

有意思的是，直到1973年馬家、榮家真正談到親事時，很多過去看似偶然的相遇與相知，忽然都有了新的意義。

一、從1919到1950：一個愛國商人的路

1919年，對整個中國來說是多事的一年。巴黎和會、五四運動、舊秩序的搖搖欲墜，幾乎同時集中在這一年。而就在這一年，馬萬祺出生在廣東。彼時軍閥混戰，民生凋敝，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難想象自己將來會與共和國的將帥、領袖打成一片。

青年時期的馬萬祺，親眼見到周圍社會的動蕩。街頭罷工、游行、槍聲，幾乎成了那個時代許多南方城市的日常背景。他接觸報紙較多，從報道中逐漸知道了共產黨的存在，知道了廣州起義，也第一次看到“葉劍英、葉挺、聶榮臻”這些名字。起初只是名字，后來漸漸變成一種信任——在他心里，救國圖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這些人身上。

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局勢進一步惡化。日軍南侵，華南各地陰云密布。就在這樣的環境中，1942年，馬萬祺在前往澳門謀求發展時，結識了比他年長十八歲的柯麟。這位出身廣東的醫學教育家，同時又是中共地下黨員，與葉劍英、葉挺等革命者關系深厚。通過柯麟的介紹和敘述，葉劍英等人的革命經歷，被一段段、生動又嚴肅地講給他聽。

聽得多了，馬萬祺心中的愛國情緒也不再停留在感慨層面，而是轉化為實際行動。他與柯麟一道，在港澳一帶從事秘密救亡活動，籌措物資，支持抗日和隨后爆發的解放戰爭。這些行動不可能大張旗鼓，卻實實在在發揮了一定作用。有關他的情況，很快傳到延安和南方的共產黨領導人那里。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的葉劍英雖然與馬萬祺未曾謀面，卻已知其名，對這位“身在港澳、心在祖國”的商界人士頗多好感。彼此并不認識，卻已經在對方的履歷中留下印記，這種“先聞其名，后見其人”的交往方式，在當時的統戰工作中并不少見。

1949年新中國成立，戰火漸息，百廢待興。黨和國家并沒有忘記那些在艱難歲月中給予支持的港澳和海外人士。1950年，中央邀請港澳各界組成觀光團到東北參觀，既是慰問，也是增進了解的一種方式。由七十多名各界代表組成的觀光團中，副團長的名單里出現了馬萬祺的名字。

觀光團先到廣州，再北上東北。在廣州落腳時，前來接待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廖承志。他逐一與代表握手寒暄，見到馬萬祺時，笑著說：“馬先生，柯麟兄、連貫兄常提起你，為革命做了不少事嘛。”一句看似隨意的問候，其實已經是對過去那些隱秘貢獻的正式肯定。

就在廣州這一站，一個新的“歷史節點”悄然出現——葉劍英與馬萬祺，第一次面對面見上了。

那時葉劍英正在廣州主持工作，他與古大存等一起，到觀光團下榻的廣東迎賓館登門拜訪。場面不算隆重，卻實在親切。饒彰風負責逐一介紹來客，當介紹到馬萬祺時，葉劍英明顯笑著向前一步，握住他的手，直截了當地表達感謝：“你為祖國做了許多好事，黨和人民都記著。”

馬萬祺當時心情如何，很難完全復原，但從他隨后寫下的《將赴東北觀光首途廣州》一詩中，能夠窺出幾分欣喜與激動。簡單幾句詩，把迎賓館里那次“敘家常話”的場景保留下來，也把他對葉劍英的信任感牢牢固定下來。

隨后一個多月，觀光團在哈爾濱、沈陽、大連等城市參觀，親眼看到新政權在北方的重建情況。等返回南方后，馬萬祺更加堅定地動員、鼓勵港澳僑胞投資內地，參與經濟建設。這樣的建議與活動，得到中央方面的贊許，也得到葉劍英的明確支持。兩人不再只是“見過一次的客人”，而是逐漸成了在同一目標下并肩努力的伙伴。

二、病榻前的選擇與“葉家孩子”的日常

隨著時間推移，馬萬祺事業越做越大，名聲也越來越響，但身體的老毛病卻不像事業那樣節節上升。肺部問題困擾他二十多年，反復發作，時好時壞。年紀一大，病就更加折磨人。葉劍英調回北京工作后，兩人見面機會少了，可對老友身體的擔憂卻沒因此減弱。

在葉劍英看來，一個人想為國家多做些事情，前提是身體要能撐得住。他多次托人轉達問候，后來干脆直接邀請馬萬祺到北京治療。按照他的原話，大意就是：“身體不行，革命工作也做不好，先把病看好。”其中的邏輯非常樸素，卻極實在。

到北京后，中央安排了包括七位專家在內的醫療團隊，為馬萬祺做了詳細檢查。專家們形成的會診意見，先送到葉劍英那里，他認真看完，傾向于較為穩妥的藥物治療方案。而馬萬祺本人，因為被病痛折磨多年，反而更愿意接受一次性解決的外科手術，希望“切干凈，一了百了”。

關于治療方式，兩人專門坐下來商量。馬萬祺提出：“拖這么久了，要不干脆動手術？”葉劍英沒有急著表態，而是把專家意見、手術風險、藥物治療的可能性一條條分析給他聽。最后，他語氣不重，卻很明確：“胸科手術是大手術，總有風險。多位專家都贊成用內科新法，不如先按他們的意見來，你看呢？”

這一番勸說，既有朋友之間的關心，也有對專業意見的尊重。經過反復思量，馬萬祺最終決定接受藥物治療。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數月之后，他的病情明顯好轉，人漸漸恢復精力。對外人講起這段往事時，他總會提到一句：“多虧葉帥那次堅持。”

這份關照，并沒有停留在病房里。葉劍英對馬家的關心，很自然地延伸到下一代身上。馬萬祺的大兒子馬有建在首鋼工作時，住在北京，葉家曾把房門向他敞開，讓這位年輕人就近住在葉家，像家里孩子一樣照顧。二兒子馬有恒在暨南大學求學，情況類似，來北京時也常住在葉家。

在那樣的年代，能在元帥家中生活，對年輕人眼界和心性都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日常吃飯、聊天、聽長輩講過去的戰事與工作，都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時間一長，“葉家孩子”這個說法，在身邊人中也不再是玩笑，而變成一種親近的象征。

親近感不僅體現在生活照料上，也體現在一些細節之處。馬家添了第一位孫輩時，馬萬祺夫婦帶著兒子、兒媳和小寶寶去看望葉劍英。閑聊間，葉帥問起孩子的名字。馬萬祺笑著說：“還沒有起好名字，要不請您給點主意？”這話帶點半開玩笑的意味，卻也真心希望在這一代新生命身上留下一點老友的印跡。

葉劍英略一沉吟，說：“那就叫志剛吧，將來長大，希望像他爺爺一樣剛強。”不再多加修飾，簡單有力。隨后還順勢說，如果再有孫子，可以叫志強。多年之后，馬家的另一位孫子，的確就用了“志強”這個名字。這種看似尋常的命名故事，反映出兩家之間早已超過一般交情的人情往來。

說到底，不論是治病時的堅持，還是為孫輩起名，這些舉動都指向一個事實：在葉劍英心中，馬萬祺不只是“港澳愛國人士”，更是可以掏心置腹的朋友。也正因為如此，當涉及到馬家子女婚事這樣的家庭大事時，他才愿意認真地給出態度。

三、一樁“秦晉之好”：1973年的那場婚宴

時間來到1973年，國內形勢已與二十多年前大不相同，戰火遠去，國家步入新的階段。此時的馬有恒，已經接近三十歲，在工作上漸漸站穩腳跟。事業還算順利，可說到婚姻大事，一直沒有合適的對象，這讓長輩們多少有些著急。

有意思的是，牽線搭橋的，還是老朋友的子女。在柯麟兒子的介紹下，馬有恒結識了榮毅仁的小女兒榮智婉。兩家此前只在公開場合有過一面之緣，相互的了解多停留在“聽說”層面：一邊是澳門著名的愛國工商界家族，一邊是被陳毅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家。

榮毅仁出身無錫工商世家，早年在民族工商業發展中頗有建樹。抗戰時期，他堅持辦實業，堅持留在祖國，盡可能維持企業運作，為國家積蓄力量。解放前后，他與共產黨人的接觸逐步增多。1950年，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包括榮毅仁在內的各界代表，對他的處境與想法給予多方面關心。

不久之后，陳毅在上海工作時，曾就榮毅仁的人選發表過一句頗有代表性的話：“他既愛國，又有本事，可以堪當大任。”在毛澤東和中央的支持下，榮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長，開始以新的身份參與國家建設。這樣的經歷，使得“紅色資本家”這一稱呼，不再只是口頭上的贊譽，而是有明確實踐支撐的評價。

家庭氛圍的影響是明顯的。榮家幾名子女，從小耳濡目染，也大多走上正派穩重、認真學習和工作的道路。小女兒榮智婉，自小備受父母疼愛，性格大方得體，受過良好教育。這種氣質，在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家庭女兒中，有一定代表性。

通過幾次見面、交談，馬有恒與榮智婉都對對方產生好感。價值觀相近，成長環境有相似之處，再加上雙方對國家發展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期待，很容易找到共同話題。交往一段時間后，兩人關系逐漸穩定，談婚論嫁自然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兩家長輩對這段感情都比較開明。馬萬祺、榮毅仁雖然算不上特別熟絡，但對彼此都有基本了解，知道對方都是在動蕩年代中選擇與國家站在一起的人。馬家專程拜訪榮家，幾位長輩圍坐一桌，談的是孩子性格、生活習慣，也談各自對婚姻的看法。最終的共識其實很樸素：只要兩位年輕人真心相愛、性情相合，長輩就全力支持。

就在這個階段，馬萬祺想到了葉劍英。他深知，這不僅是一門家庭喜事，也是一樁具有象征意味的“姻緣”。于是，他托老友廖承志轉告葉帥，說明兩家孩子的情況，希望聽聽這位多年的“家中長輩”的意見。

消息傳到北京，葉劍英聽完介紹，相當高興。他給出的反饋既干脆，又帶著一點古風：“馬榮二家結為秦晉之好，這樁婚事，我贊成。”短短幾句話，既有祝福，也有態度。尤其是“秦晉之好”四字，用典自然，顯得分外貼切。

葉劍英還特別囑咐廖承志，把這件事轉告周恩來。周恩來得知此事，同樣表示贊同。據回憶，當時他的表態大致是：“馬、榮兩家結為姻親，通兩姓之好，是件好事。葉帥贊成，我當然也支持。”一句“當然”，把彼此之間的信任關系呈現得清清楚楚。

在這種背景下，馬、榮兩家更堅定地開始籌備婚禮。對他們來說，這不只是子女婚事的安排，更像是幾十年愛國事業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延續和具體體現。

1973年8月8日，婚宴在北京飯店舉行。這一地點在當時的政治和社交生活中，有著特殊地位。來自北京、上海、澳門等地的數百名親友、同事、僑界人士受邀參加，現場氣氛熱烈而不喧囂。賓客不乏在政商、統戰系統和港澳事務方面的熟面孔，大家舉杯之間，不只是在祝賀新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肯定兩家數十年來的選擇。

婚宴上，馬萬祺興致極好，當場寫下《長相思·二兒有恒與榮智婉訂婚志喜》。詞中既有對兒女新生活的祝愿，也描繪了親友齊聚、舉杯同慶的畫面。字句不算華麗，卻透露出一種發自肺腑的舒暢：兒女有了歸宿，事業仍在推進，老友對自己家庭的支持，更讓他心中踏實。

馬、榮兩家對葉劍英的感謝，可想而知。此后每逢在北京相聚，只要時間允許，幾位老朋友總會找機會坐在一起。1977年，馬萬祺與澳門另一位愛國人士何賢進京匯報工作，忙完公事后，葉劍英設宴招待，兩家夫婦同席，榮毅仁、廖承志、王震等也在座。席間談論的，已經不只是某個具體項目，而是未來愛國工作的規劃和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思考。

那一夜，酒酣耳熱，大家都顯得格外振奮。馬萬祺回去后，再次動筆寫詩，把那種“為大局出力”的興奮感記錄下來。與早年初見葉帥時的激動相比，此時筆下的情緒，更多的是成熟后的篤定。

四、告別與延續：兩家情誼的后半程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很多熟悉的面孔開始老去。長期操勞的后果，在這些老一輩革命者和愛國人士身上集中顯現。1979年前后，葉劍英的身體狀況明顯下滑，走路不穩、舊疾復發已成常態。由于工作繁忙，他很長時間沒有進行系統檢查。到八十年代中期，病情更趨復雜，需長期臥床養病。

對于馬萬祺這樣的老朋友來說，遠在澳門，擔心之情可以想見。他這輩子與葉劍英的交往，不是三五次寒暄，而是穿插在幾十年中國大事之中的相知。身體每況愈下的消息不斷傳來，心里的不安自然也就更重一些。

事實上，關心葉劍英健康的人遠不止他一人。1984年，時年87歲的葉劍英，多個系統出現問題。中央為此做出專門安排，請呼吸系統專家鐘南山等人參與治療。以當時的醫療條件，這樣的配置已屬全力以赴。通過一段時間的積極救治，葉劍英的病情一度有所緩解，精神狀態也略有好轉。

遺憾的是，病勢終究難以完全扭轉。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因病逝世，享年89歲。噩耗傳出，全國各地的反應可以用“悲痛”來概括。對許多親身經歷過新中國建立歷程的人而言，這不僅是失去了一位元帥，更是失去了一位在許多關鍵時刻起過關鍵作用的主心骨。

消息傳到澳門，馬萬祺夫婦和家人立刻動身趕往北京。帶著兒孫，去送老友最后一程。對于他們的家庭來說，這不僅是對國家領導人的吊唁，更是對多年恩情的一次莊重告別。

在悼念葉劍英時，馬萬祺寫下詩句，以表達內心的沉痛。詩中提到“有幸親情垂四代”這一句，意味深長。四代人之間的牽連，不只是幾次探望、幾次合影那么簡單，而是一種情義的傳承：從戰火年代的互信，到和平建設時期的相互扶持，再到后輩子女的婚姻、成長，都能看到這條脈絡延伸。

葉劍英離世之后，兩家并沒有因為“關鍵人物不在了”而疏遠。相反，馬家、葉家的后輩還在盡力維系這段關系。1991年，馬萬祺與夫人羅柏心到北京開會，抽空約了葉劍英的女兒葉楚梅，以及當年在葉帥身邊工作的幾位同志，一起小聚。

這一聚，談的內容自然而然地繞回往事。大家回憶起葉劍英在西山軍事科學院二號樓辦公、生活的點滴。后來，他們還一起去到那座熟悉的樓里，走進書房，看著書架上整齊擺放的書籍，看到辦公桌椅的位置，人已經不在，氣息卻似乎仍在。對曾經在這里與葉帥對坐交談多次的馬萬祺來說，那一刻，觸動格外明顯，眼眶濕潤也就順理成章。

這類追念活動，并不對外張揚，卻在當事人心里留下很深的痕跡。對他們而言，葉劍英不只是掛在墻上的肖像，而是真正一起喝過茶、討論過港澳工作、談過家庭瑣事的老人。

時間繼續往前推。2014年5月，馬萬祺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多歲。至此，這對曾經并肩走過幾十年的老友，都已離開人世。但他們在不同時期做出的選擇，在港澳事務、統一戰線工作、愛國商人的定位等方面，都留下清晰的印記。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那樁婚事，再看就會發現，它的意義遠不止“兩家結親”四個字那么簡單。馬有恒與榮智婉的結合，是馬家、榮家長期以來家國立場和個人品行的自然延伸，也是葉劍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者所推動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政策，在具體生活層面的一種體現。

那一年北京飯店的婚宴，杯中酒已干，賓客多已作古，但很多細節仍然值得回味：愛國商人與紅色資本家結成姻親，港澳與內地的感情紐帶進一步緊密，老一代革命領導人在關鍵時刻給出一句“我贊成”，既是對兩個年輕人的祝福，也是對一條歷史路線的不言而喻的堅持。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通過一件看似尋常的家庭喜事，把若干條宏大的線索串聯在一起，讓后人得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那一代人如何看待國家、事業與家庭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