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像極了1936年？事實恐非如此

“2026年，像極了1936年。”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今年2月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刊發的一篇長文，被一些自媒體概括成這樣一句話并在互聯網上傳播開來。 不過，達利歐先生原話并非如此。今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剛一結束，這位曾精準預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最大對沖基金創始人就有感而發，流露出對“世界秩序已然坍塌”，當今世界正在滑向“規則缺失、強權即公理、大國沖突”的擔憂。在那篇文章中，他引用自己著作的部分內容，對比二戰爆發前的大概10年，認為當前階段在諸多方面與彼時一樣呈現“失序”狀態。達利歐還警告，國際秩序一旦回歸“叢林法則”，國家間往往出現五種類型的沖突甚至戰爭，即經濟、科技、資本、地緣政治并最終可能邁向軍事沖突。 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國際上有關世界向何處去乃至會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議論明顯增多。2022年俄烏沖突，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2025年以來印巴、泰柬以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一系列沖突，不斷加劇著類似的擔憂。美國毫不掩飾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覬覦，屢次聲稱要讓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今年年初以來更是先后對委內瑞拉和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嚴重破壞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相關影響向著地區乃至全球層面外溢蔓延。近些年來，瑞·達利歐等一些觀察人士本來就對國際局勢走向相對悲觀，新的事態發展顯然讓他們的擔憂更強烈了。 一些“危險共性”再次顯露端倪 一百多年前馬克·吐溫就說過，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經常押著相同的韻腳，或者說展現相似的邏輯?？陀^而言，當今世界形勢發展確實變得愈發嚴峻。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秩序動蕩加劇的背景下，一些“危險的共性”再次顯露端倪。 一是經濟危機潛伏。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創建者和主導性大國，美國當前面臨通脹壓力難解、債務持續攀升等經濟難題，按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的說法，“正面臨一場漸進式的經濟危機”。3月18日，美國國債總額突破39萬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有美媒注意到，這一“里程碑式事件”發生在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數周之后。短短5個月前，美國國債總額剛剛達到38萬億美元。按照當前增速，美國國債總額突破40萬億美元可謂“指日可待”。這對已經深陷復雜結構性問題的美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潛在的危機引爆點。 與之類似的還有日本國債問題。2025年年底，日本國家債務總額突破1342萬億日元，達到GDP的230%，再創歷史新高。日本現任首相高市早苗上臺以來總體延續“安倍經濟學”的相關舉措，其中包括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日本債務規模進一步擴大。當前，美以對伊軍事行動的影響持續外溢，國際油價持續飆升不可避免地導致日本國內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加劇，并可能引發日元進一步貶值以及償還債務利息壓力加大等連鎖反應，這對90%以上原油進口依賴中東地區的日本來說可謂雪上加霜。 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問題。有統計說，當前全球包括股市和債市在內的虛擬經濟規模已達3000多萬億美元，實體經濟則在100萬億美元左右，前者是后者30倍之多。本應總體均衡發展的兩種經濟形態相差如此懸殊，無疑成了一個巨大隱患。在這種背景下，一旦美債、日債或其他風險性因素失控，就有可能刺破全球范圍內的虛擬經濟泡沫。 二是民粹主義泛起。在經濟議程受阻甚至陷入危機的情況下，一些國家內部往往民粹主義思潮泛起，社會層面整體轉向保守排外，動輒將本國問題歸咎于其他國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經濟復蘇進程不暢，民粹主義隨即在社會和政治領域抬頭，現在更是在“美國優先”原則下外化到外交層面的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經歷“失去的三十年”的日本，也出現了政治和社會層面右傾化的演變態勢。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主要原因是1985年被迫在華盛頓簽下“廣場協議”，但日本“畏威而不懷德”，不敢遷怒美國，反而是右翼政客不斷鼓噪和利用日本社會對于經濟被中國超越的焦慮，推動極右政治議程。一度與美日并列“戰后世界經濟三強”的歐洲，當前雖然仍是傳統自由主義占據上風，但近年來右翼尤其是極右翼政治力量崛起勢頭明顯，在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實現執政。換言之，在經濟危機這個根源因素已然潛藏的同時，民粹主義也在累積。 三是國際秩序“失序”風險加劇，個別國家試圖趁機漁利。如前所述，美國動輒“毀約退群”甚至違背“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等國際法準則，導致國際秩序遭受嚴重破壞。在此過程中，一些國家或勢力試圖渾水摸魚。比如在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之際，日本右翼勢力擺脫“戰后體制束縛”、突破國內“和平憲法”、推動國家再軍事化動作增多，強軍擴武、試探對外用兵和軍事干涉等操作引發亞洲國家警惕和反對。 世界層面的經濟危機風險上升；在民粹主義催動下，一些國家為了轉嫁國內矛盾不惜禍水外引；個別大國罔顧國際法治和規則道義，加劇國際秩序“失序”；另外一些懷有地緣政治野心的國家或勢力則試圖趁機謀利……這些頗具歷史性同時極具危險性的共性如今漸次浮現，也就難怪國際輿論場中有關國際秩序坍塌及其影響的擔憂驟然增多了。 現行國際秩序總體穩定有效 雖然存在這些“危險的共性”，1945年以來的國際秩序正在遭受嚴重破壞，但堅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仍是當今世界的共識性認知之一。這是因為，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是國際關系史上相對穩定且行之有效的一套秩序，延續和維持了戰后80多年來的“長和平”。 究其原因，首先是兩次世界大戰過于慘烈。雖然統計數字不盡相同，但一戰的直接死亡人數大體超過2000萬，疾病和饑餓等還導致5000萬人間接死亡；二戰直接死亡人數更是達到7000萬，加上間接死亡，總的致死數高達兩億。正是在深刻反思和吸取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慘痛教訓的基礎上，世界各國在二戰后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為基礎，建立起一整套國際規則及其保障機制。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標志著人類在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共同發展方面的進步。 其次，作為二戰結束之初的兩個超級大國和世界主導力量，美蘇雖然不同程度表現出霸權主義的一面，但出于各種原因，還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作為這種相互制衡的結果之一，國際核秩序與全球戰略穩定得以建立?！跋嗷ゴ_保摧毀”（MAD）以及一系列核軍控協議，導致美蘇以及后續核大國之間建立相對的“核平衡”狀態，主要大國直接發生沖突甚至戰爭的沖動得到抑制。 再者，現行國際秩序為新興國家的涌現以及世界多極化發展提供了寶貴空間。1945年二戰結束之初，按照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標準，世界一共只有51個國家，而且其中多為美歐西方國家?，F在，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已經達到193個，數量達到當時的三四倍。正是在當前這套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基礎上逐漸走上現代化道路。時至今日，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已經成為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深刻改變著國際政治格局和世界經濟版圖。 縱觀國際關系史，沒有哪個國際體系是完美的。戰后國際秩序也不完美，但它總體上為戰后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國篤行正道推動合作共贏 面對國際秩序的動蕩與變局，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綜合國力穩步躍升。其中也包括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正所謂能戰方能止戰，我們始終不渝奉行防御性國防政策，永遠做世界的和平力量、穩定力量、進步力量。中國軍隊越強大，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就越有力，和平與發展就越有保障。 在國際上，我們要高舉道義旗幟，篤行正道而非“霸道”。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霸道或能得逞一時，但不可能成功一世；越是固執于維系霸權和霸道，越是可能遭遇嚴重反噬。在當前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仍執迷于行霸道、護霸權時，中國更要篤行命運與共的大道，在堅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礎上，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落實和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堅定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捍衛國際公平正義，與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發展。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當今世界局勢演變與二戰前的十年或有相似，但在根本上存在顯而易見的不同。盡管現行國際秩序正在遭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沖擊破壞，但經濟全球化在逆風中保持韌性，世界多極化大勢不改，維護和改革戰后國際秩序成為當今時代的最大國際共識之一。國際形勢越是變亂交織，我們越要堅持和維護聯合國權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持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