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紅軍鼎平獨立團政委，母親被敵折磨致死，他忍痛死戰血灑杜山

羅烈生，又名純綢，1908年1月出生，浙江平陽縣瀆浦鄉平南村（今屬蒼南縣）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父親羅經潘為維持全家生計，農閑時兼做小本生意。

羅烈生10歲入小學讀書，15歲即輟學務農。有時，他也隨父親去礬山、馬站及浙閩邊山區做小買賣。

1926年冬，張培農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回到平陽，領導農民運動，在江南、蒲門等地相繼成立農民協會，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土豪劣紳、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和平糶糧食的斗爭。農民運動的開展，使羅烈生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

他很敬佩張培農，曾多次到馬站南坪去拜訪。1927年秋天，羅烈生在馬站沿浦當學徒時，與好友林開儒一起加入沿浦農會。1928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同年6月19日，平陽、永嘉、瑞安3縣黨的領導人在平陽鯨頭山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舉行3縣農民武裝聯合大暴動。會議期間，羅烈生負責站崗放哨。聯合暴動失敗后，羅烈生一度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

1931年3月，羅烈生到了沿浦林開儒所在的藥鋪。在林開儒的幫助下，他帶著一張去福鼎桐山進貨的藥單和一枚私章，以藥店采辦的身份，只身前往福鼎尋找黨組織。

他抵達福鼎不久，正值黨領導開展抵制日貨運動，他找到了當地黨的領導人黃淑琮等人。從此，他又在黨的領導下，在秦嶼、太姥山一帶開展工作。

1933年底，中共福鼎縣委成立，黃淑琮任書記，羅烈生任縣肅反隊隊長。

在黨的領導下，福鼎縣的抗租、抗稅和抗糧斗爭日趨高漲，使國民黨福鼎縣縣長極為恐慌。福鼎縣城僅有縣保安中隊駐防，福鼎縣長請求上峰調兵來幫助“剿共”。1934年1月，國民黨保安團1個連首先進入福鼎，與縣保安中隊會合，到沿海和上南區“清剿”。

2月19日，福鼎縣委書記黃淑琮在胡章村安福寺被捕，23日在秦嶼犧牲。羅烈生在敵人殘酷“清剿”的險境中，艱難困苦地堅持斗爭。

1934年2月7日，為了加緊武裝暴動、打擊敵人、保衛革命根據地，羅烈生與葉秀藩、陳寶鼎、王丹成等在冷城組織赤衛隊，聯合革命群眾共400多人，一起到嵐亭打土豪、分糧、籌款。駐秦嶼的國民黨軍聞訊，聯絡嵐亭的地方武裝，傾巢出動，趕來冷成“圍剿”。

在這緊急關頭，為了迷惑敵人，羅烈生與陳寶鼎、王丹成3人趕到嵐亭，聲言紅軍即刻就到，令土豪黃阿泰等立即準備糧餉和午餐供應紅軍。正在冷城“圍剿”的敵人，得到紅軍即將進占嵐亭的報告，便放棄冷城回援嵐亭，冷城才得以解圍。

中共福鼎縣委針對當時的斗爭形勢，經過周密研究，再次部署了冷城暴動。3月19日，葉秀藩、羅烈生、謝作霖等領導組織赤衛隊連同革命群眾共600多人，分為18支隊伍，在冷城集中。

當天晚上，暴動隊伍在羅烈生等人的率領下，向店下進軍。但敵人已獲悉暴動的消息，預先派兵布防于店下后埕。暴動隊伍抵達后埕時，遇到敵人伏擊，暴動失敗。

國民黨又調來第七十八師一個營的兵力，駐扎于秦嶼、店下等地，并設立了“剿共辦事處”，更加猖狂地派兵到福鼎南部地區“圍剿”。于是，南部地區的一批共產黨人轉移到福鼎西部和東部地區進行活動。

羅烈生、陳輝讀等人，在福鼎東部的前岐與平陽交界地區（今蒼南）又開辟了上東、下東新區。

4月16日，羅烈生與陳輝讀、陳寶鼎等7人抵達前岐定灣村，在當地農民小組劉鳳玉等18人的配合下，智襲前岐鎮大帝宮的毛培基民團團部，當場擊斃哨兵1名，繳獲步槍8支、短槍2支。接著，他立即率隊奔襲國民黨焦宕鹽務所，繳獲長槍2支、短槍1支，勝利返回根據地。

在此期間，羅烈生經常化名邱烈生，帶隊往來于高垟山、獅頭山、南頭山（今均屬蒼南縣）等地打游擊。他作戰機智勇敢、處事講究策略，打土豪時既注重眼前利益，也考慮到長遠利益。

有一次，他和陳輝讀率領游擊隊來到南宋北山街，先沒收了一位李姓土豪的部分物資，以解決戰士穿衣的燃眉之急，又將剩余的一部分分給當地勞苦人民。撤退時，他們把李姓土豪也帶走，向他講解黨的政策。經過一番教育，李姓土豪感激共產黨的不殺之恩，被釋放后又為游擊隊提供了一批活動經費。

在多次血與火的斗爭磨煉下，羅烈生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增強，中共閩東特委和紅軍領導人對他進行了表彰。

1935年6月，中共鼎平縣委成立，羅烈生任委員，后又兼任鼎平獨立團政委。他率領部隊先后奔襲礬山鎮、藻溪鎮等敵據點及宜山大王殿的敵保衛團籌備處。國民黨的《浙甌日報》驚呼：“羅純綢率七八十名武裝土匪襲擊赤溪”，叫囂“逮住羅烈生，賞銀圓一千元”。

羅烈生既是紅軍部隊指揮員，又是地方工作干部。他為黨的基層組織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0月，面對福建事變后閩東敵人的瘋狂“圍剿”，他指派在福鼎入黨的朱大孝回家鄉坦岐建立瑞泰邊聯絡站，在瑞泰邊一帶開展革命活動。他自己則帶領隊伍活動于福鼎、泰順、平陽3縣交界地區，在這一帶發展黨組織。

羅烈生注重地方建黨，更注重部隊建黨，先后介紹過好多干部和戰士入黨。他介紹的黨員中，不少人后來成為出色的指揮員和領導干部，如解放后曾任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的鄭丹甫和中共泰順縣委首任書記周欽明便是他介紹入黨的。

在開展地區工作中，羅烈生對敵人的耳目的打擊不遺余力，曾多次發動群眾開展肅反斗爭，鎮壓惡霸地主和地頭蛇。

這更引起敵人對他的嫉恨。國民黨逮不到他本人，就加害他的親屬，不僅燒毀了他的住宅，還先后抓走了他的二弟、三弟，其妻被迫改嫁，妹妹被迫乞討度日。

敵人還不罷休，多次提審他體弱多病的母親，妄圖從她的口中獲得羅烈生的下落。堅強的母親為不使唯一的兒子落入虎口，緘口不言，最后被折磨致死。

為了革命，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這一連串的打擊，絲毫沒有動搖他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決心。

1936年3月下旬，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考慮到羅烈生的實際情況和革命需要，決定調他到浙東南瑞青泰地區開展工作。

羅烈生從鼎平到瑞青泰地區后，積極配合紅軍挺進師開辟革命根據地。他轉戰于瑞安、平陽、青田、泰順4縣邊境，特別在雙溪、匯溪、嶺后一帶活動頻繁，這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國民黨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從杭州急忙趕來浙東南，坐鎮泰順百丈口，并令高姓團長率領300多名敵兵緊緊咬住紅軍不放。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敵人從尾下村動身，由一個保長帶路，經崎嶇小道，在杜山與紅軍打了一個遭遇戰。敵人居高臨下、層層進逼，將紅軍包圍在山谷之中。羅烈生臨危不懼，鎮定自如地組織戰士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擊。

戰斗一直持續到下午3點，由于敵眾我寡，為了使整個部隊安全轉移，羅烈生身先士卒突圍，身中數彈，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年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