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人生應奉“獨立、自由”，還是奉“毋我、無邪”為箴言呢？| 徐建融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所撰紀念碑銘中的這兩句話，近百年來在知識階層有著無數擁躉，不少年輕的文化精英更以此兩句話作為人生的座右銘。

但是，孔子反復告誡我們的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那么，我們的人生究竟應奉“獨立”“自由”、還是奉“毋我”“無邪”為箴言呢？竊以為，我們既不可片面地用陳寅恪的觀點否定孔子的觀點，也不可簡單地用孔子的觀點否定陳寅恪的觀點，兩家的觀點看似水火不容，其實乃奇正相生，離則兩傷，合則雙美。

孔子的觀點是人生準則的大前提，所謂“天下為公”“克己復禮”是矣。“天下為公”是指每一個人都應該以“仁”為本而不可以自我為中心；“克己復禮”是指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社會的公共秩序而不可隨心所欲地特立獨行。這就是“無邪”與“毋我”。

魯迅說過：“特別未必定是好……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同別人一樣的好。”《孟子》更認為：“圣人之于民，亦類也。”都是講人生的這一基本原則和大的前提：同大家一樣，不要成為社會的另類。

但《孟子》又說：“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指出孔子雖在基本方面與大多數人一樣，但大多數人只為普通人，孔子卻能成為“圣人”，是因為他有著“出類拔萃”而不是“與眾不同”的精神與思想，所以能在“天下為公”“克己復禮”的人生中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包括周公制禮作樂，也正是思天下人之所想而更周全，行天下人之所事而更完美，而絕不是如《荀子》“圣人非相”那樣與眾不同的特立獨行，所以能“天下歸心”。黃庭堅認為真正的社會精英，應該“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而不可平日里大異于俗人，“臨事一籌不畫”。同樣主張從“圣人亦類”而不是“圣人非相”來認識“毋我”“無邪”與“獨立”“自由”的辯證關系。

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提到：“《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人人“獨立”“自由”卻離心離德，與萬人“毋我”“無邪”而同心同德，于家國的興衰之不同，有如此者！

唐云先生曾對我講：“畫畫，既要有我，又要無我。”具體而論，為他人作畫，便要用心按他人的要求去創作；純為自己的靈感沖動作畫，便按自己的想法去創作。于“毋我”“無邪”與“獨立”“自由”辯證關系的人生觀建設，不乏有益的啟迪。若非此理，唯“獨立”而“獨立之精神”，一定困于不能“獨立”的孤憤不能自拔；唯“自由”而“自由之思想”，也一定困于不得“自由”的苦痛難以自解。

常有精英分子艷羨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成王敗寇、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精神最活躍的時代。不知孔子的理想社會恰恰是“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不同人等都遵從了禮樂，既分別又和諧著上下長幼尊卑的等級和秩序，天下為公，斯文在茲，毋我守禮。不幸而禮崩樂壞，“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仿佛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安分守己的“思無邪”變成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涉）的“彼可取而代之”（項羽），恪守本職的“行無事”，變成了僭竊弒逆的倒行逆施。孔子刪《春秋》，欲懼亂逆賊子的“獨立”而治邪說暴行的“自由”，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經被打開，釋放出來的魔鬼又怎么收得回去呢？一部二十四史也就成了《春秋》變本加厲的重演。

一言以蔽之，我們既需要“獨立”“自由”，更需要“毋我”“無邪”。正如聞一多所說：“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條件，即使是強權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好。”如果說，“毋我”“無邪”是生活必要的秩序，那么，“獨立”“自由”的意義便在于打破秩序的強權，而絕不是顛覆“秩序”。

原標題：《我們的人生應奉“獨立、自由”，還是奉“毋我、無邪”為箴言呢？| 徐建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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