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檸檬茶的“段子手”與頂尖法醫：劉良的4000次生死凝視

初見劉良，你很難將眼前這個抱著手打檸檬茶、樂呵呵地湊過來討要微信二維碼的“段子手”，與解剖臺前冷峻嚴謹的頂尖法醫聯系在一起。

在法醫學界，劉良是個繞不開的名字。他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曾是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履歷上寫滿了那些足以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案件名字，其中不乏周秀云案、黃靜案，以及近期的“小洛熙”事件等全國矚目的案件。但讓更多普通人認識他的，是一檔名為《初入職場的我們·法醫季》的熱門綜藝——原本諱莫如深、小眾的法醫學科，也因此在年輕人間有了“破圈式”的關注。

1983年以臨床醫學專業畢業時，他因一本蘇聯法醫學著作對這個職業產生濃厚興趣，主動與被分配到法醫崗位卻無法適應的同學對調工作，從此再未離開解剖臺。43年的職業生涯里，他完成了4000余次尸體解剖。從腐敗脹氣的現場，到重重謊言掩蓋的迷局，他習慣了用絕對的理性去縫合血腥與殘缺。

劉良在取材室為學生講解。 受訪者供圖

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中，這位看慣生死的老法醫兩次哽咽。一次，是為了要求捐獻遺體用于解剖教學的老父親；另一次，則是為了那些躺在解剖臺上的小小身軀。身為父親的同理心，讓他近二十年不忍觸碰嬰幼兒的尸檢。而在最近一起令人心碎的事件中，迫于家屬的信任與囑托，他不得不再次舉起手術刀。解剖完在返程高鐵上，這個與死亡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法醫，忍不住號啕大哭。

死亡，在劉良的職業生命里不僅是顯微鏡下的病理切片，也是對人性幽微的極致審視。他忠實于真相，因此見識過常人難以想象的惡與黑暗。但他依然選擇用一種近乎碎嘴的幽默，去消解巨大的負面情緒。最后，他談起了自己“小確幸”的生活。

今年3月，退休后的劉良推出了他的科普新書《真相不會沉默》。這是一次對43年法醫生涯的回望，也是對生者的一次告白。

法醫劉良。 新京報記者 孫霖婧 攝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與劉良的對話：

新京報：你之前參與撰寫的主要是專業書籍，現在為什么打算出《真相不會沉默》這本書？

劉良：一開始我是拒絕寫這本書的。我的導師黃光照不提倡專業人士寫這樣的書，他擔心書中呈現的犯罪手段被人模仿，根據我們的偵破手段和推理路徑采取規避動作，帶來隱患。

想法改變是因為我的父親。他是做新聞出版的，覺得我做的案件有趣，建議我記錄下來，為別人提供一些參考。在離世之前，他一直希望我嘗試一下。后來在拍攝綜藝節目時，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大眾并沒有真正了解法醫這個職業。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法醫神化，看一眼就把案件偵破了。還有一種是把法醫妖魔化，很臟、很臭。因此，在節目中我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給大眾介紹科普法醫這個職業。

這是一本偏重科普教育、警示教育的書。書中沒有涉及太多獵奇的案件和破案的過程，而是呈現法醫破案的基本場景，讓活著的人了解到死亡的背后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令人感嘆，悲傷，唏噓，或許能給未來的人一些幫助，避免發生這樣的死亡。同時警示大家，不要輕易去犯罪。也希望讓一些有心理障礙、狀態不太好的人獲得舒緩，走出陰影。

到今年3月份，我就要退休了。寫的這本書是對自己過去幾十年的一個交代，也是一個對未來的“試水”。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凍死的老人有“苦笑面容”，溺亡者有掙扎的痕跡。在解剖臺上，你是不是必須與死者“對視”？這其中，哪一張臉或者哪一類案件，是你至今在心理上最難面對，甚至會產生情感波動的？

劉良：我們必須對視。不僅要對視，還會經常把閉著的眼睛打開，檢查，拍照。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在心理層面快速抽離，避免回憶這個人的樣貌，長期的職業訓練也能讓我們可以快速遺忘。但是我最近對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印象很深，尤其是關于小孩的。

我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不做嬰兒和小孩的尸檢。

我剛到單位時，有位女法醫，她已經懷孕了，挺著大肚子在浸泡尸體的福爾馬林池子里撈尸體，去做人體標本檢材。她膽子很大，也挺樂觀。可生了小孩后，她再也不做小孩尸體的解剖了。她說作為一個母親，已經下不了手了。當時我無法理解和共情，后來我結婚、有小孩，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會產生一種同理心：假如躺在解剖臺上的是我的孩子們呢？我沒法下手。

但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家屬相信我，要求必須由我做。近期這件事情，這個孩子的形象，我到現在還沒有忘記。一直到最后，把孩子的衣服穿上、包起來的時候，我囑托助理，孩子在解剖前頭上戴了什么，解剖完要為孩子還原一下。所以特殊情況下，我會對小孩有記憶。

那是一種難以擺脫和磨滅的記憶。怎么形容呢，就覺得“你不能下手，你覺得孩子會痛，即便那是一具尸體”。對我來說，那個手術是一種心理上的磨煉，也是一種打擊，經常會有這種畫面和影子在腦海里出現。它會在我一個人發呆的時候突然出來。我會想辦法充實自己，把它趕走，可就是趕不掉。法醫也是人，不是冷血動物，也有感情。

3月12日退休當天，劉良最后一次上解剖課。 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解剖過4000多具尸體，對死亡的機理了如指掌。現在的你，對死亡本身還有恐懼嗎？

劉良：對自己的死亡早就沒有恐懼了，反正現在也覺得夠本，哈哈哈，早點過去早點享福，畢竟自己積了這么多德（大笑）。只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死者，看到一些死亡的慘狀，心里總歸是有些難受的。

新京報：法醫常與腐爛、血腥打交道。這種特殊的“死亡氣味”是否曾滲透進你的生活？

劉良：肯定會的。之前我去開一個已經埋了一個星期的棺材。被挖出來的尸體高度腐敗，肚子脹鼓鼓的。解剖的第一步是要放氣，有經驗的同事跟我說，盡量在手術刀后面再加一個止血鉗，長一點，站得遠一點。當時我膽子挺大的，就拿著手術刀過去，扎了個眼，立馬就跑了，因為快被熏倒了。我趕快在旁邊找了根煙，點著了在鼻腔附近熏著，讓自己不要吐。

有人問這種味道會不會帶回家里？其實不會的。我們法醫還是比較講衛生的，回去以后會洗頭洗澡。但我們的嗅覺是有記憶的，這個味道會在自己的鼻腔中重復兩到三天，即便已經洗完了，還是覺得自己有味道。

至于這種“臟累”與“潔凈”之間的切換，其實一旦脫離了案件環境、解剖環境，大家就相互聊天、開起玩笑了。吃一頓，然后把這個事情忘掉，安排下一步的工作。這應該是一種職業訓練。大部分法醫，尤其是做遺體的，喜歡喝酒、唱歌，搞點運動，分散一下注意力，時間長了可以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態。我喜歡幽默，說話碎嘴子，跟別人調侃，逗人家樂的時候自己也樂，應該說我是一個比較好的接梗人員。

休息時間，劉良正在喝檸檬茶。 新京報記者 秦冰 攝

新京報：你說“忍得住”是必修課。但常年面對處在輿論風暴中心的案件，同時又掌握著案件的隱秘細節，職業“守口如瓶”的要求會不會給你帶來心理壓力？這種壓力如何影響你？

劉良：有個別的案件會影響自己一段時間，壓力很大，我會變得更加沉默，謹慎，守規矩。

每年我都會經手一兩個關注度比較高的案子，作為鑒定人，我不能在網上對尸檢報告發出評論，也不能回答別人的問題，那會違背職業管理條例。我可以講話的地方只有法庭。

比如，如果涉及醫院，有人就會質問我，為什么不找死亡性質，為什么不把醫院的問題找出來？

這個階段我的壓力會很大，也會變得很糾結。說與不說，我應該怎么辦？只能沉默。但是真相不會沉默，總歸是要公之于眾的，只不過我要選定時機和場合。一旦說出來，我很快就從里面解脫了。

新京報：在復雜的糾紛中，面對擁有專業知識的機構，法醫鑒定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為什么說尸檢往往是家屬尋求公道的關鍵一環？

劉良：我認為，在很多關鍵時刻，尤其是跟專業團隊打官司的時候，法醫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不做解剖，很多案例就稀里糊涂地收場了。

有一個六十多歲老頭發燒38.6℃，去一家挺大的醫院就診。因為與保安發生爭執被對方拿警棍夯了腦袋一棒子。老人倒地昏迷，最終死亡。

事情發生后，家屬是不同意解剖的，后來同意只解剖腦袋。我們打開頭部后發現有嚴重出血，出血量也可以引起昏迷死亡。看起來是直接的外傷導致顱內損傷，最后導致死亡。

可到了法庭上，醫院的辯護律師問，這個人為什么會發燒？我們回答說可能是感冒，對方說不對，這個人發燒很有可能是肺炎，還有一種更嚴重的可能，是傷寒病。事實上，現在已經很少聽到這個古老的傳染病了。可對方接著說，傷寒病會導致胃穿孔、腸穿孔，所以他的死亡除了頭部有傷，自身的病情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最終，法院判醫院只承擔50%的責任。

醫院賠了錢，遺體燒掉了，家屬傻眼了。所以，在力量懸殊的專業博弈中，解剖鑒定可以說是家屬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最后防線 。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現在有硅藻檢驗、毒物預警庫等新技術。但有沒有哪個案子是因為過分迷信技術指標，差點導致了誤判？你如何看待法醫的經驗與新技術（比如AI）之間的關系？

劉良：的確出現過誤判的情況。比如我們會對淹死在水中的人做硅藻實驗，查看水里的浮游生物是否被吞到胃里，然后被吸收到靜脈系統和動脈系統。如果在死者肝臟、腎臟、牙齒、骨髓里發現有與水中同樣性質的硅藻，參加了身體循環，這個人就是生前掉下去，檢查結果呈陽性。如果是死后被扔進去的，頂多會在肺里有一點，檢查結果是陰性的。

但是，也有可能出現“假陽性”“假陰性”的情況。硅藻耐硝酸、耐鹽酸，但時間只有5至8分鐘。在處理的過程中，要加硫酸、硝酸進去，看組織中是否存在硅藻。有人追求完美，搞半小時，陽性轉陰性了。然后得出結論，這個人是死后掉下去的、被拋尸的。還有樣本被污染，都可能產生這種情況。所以現在的技術更新迭代，換一個實驗室設置對照組，防止這種誤差。對于引入的新技術，我們要適當地做甄別，循序漸進地工作。不要怕它，然后去做一些更新。

劉良在北京地鐵上。 周曉亮 攝

老百姓現在很聰明，在做司法鑒定前用AI算損傷程度，但實際上AI給出的結論是錯的。很多法醫資料在公開上傳網絡前，會進行脫敏處理。因為涉及犯罪手段、偵破手段等，這個信息庫在很多國家是不能開放的。AI抓取失真的資料去評價一個未知的事情，會更加失真。

新京報：你提到自己和家人都簽了遺體捐獻協議 。作為一個看過尸體被解剖、被火化、被腐蝕的人，你對自己身體最后的“歸宿”，有沒有什么特別的想象或要求？

劉良：除了我哥哥，我們全家人都簽了。我建議他別簽，得有一個人在外面給我們上墳（笑）。我已經知道自己的去向了。我走了以后，可能會被送到我們學校解剖教研室的大池子里，就在我現在辦公室的隔壁。我的身體會告訴學生們：我的膽囊摘除了，我得過胰腺炎，胰腺可能有毛病，你們可以多看一看，哈哈哈哈。

武漢市有一個遺體捐贈者的紀念碑。我和父母的名字可能會在不同的碑上，按照年份排列好。我母親跟我說，能不能把她跟父親的名字放在一起？我說咱不能破壞人家的規矩。

其實之前我一直內心難安，對我父親捐贈遺體也非常抗拒。

遺體捐獻有三種模式，一種是器官捐贈，摘掉器官的遺體火化后，家屬還能得到一捧骨灰；第二種是病理解剖。將因為某種疾病死亡的遺體解剖，再把數據反饋給臨床醫生，結束后同樣會把骨灰還給家屬；第三種是把整個人的軀體捐給醫學院，用于教學展示和標本采集等。遺體不會還給家屬，解剖教研室直接安排火化，骨灰存在紀念堂，便于集中緬懷。

我父親簽署的就是第三種。上大學時我每天走讀回家，會和父母講學校的事情，也會談解剖。他們問我，用來解剖的遺體真的這么重要嗎？我說不僅很重要，而且很珍貴，獲取很難。后來兩個老人家想著，把遺體捐了給我解剖。我問你們是在開玩笑嗎？老兩口又說實在不行就給學校的其他人解剖唄。

我堅決不同意這個事情，我想他們走了以后有個去處。后來老爺子到處找人勸我在協議上簽字，還找到了我的班主任和輔導員。最后迫不得已，我才不情愿地簽了。

后來我在拍攝綜藝節目時無意中得知，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人體標本非常非常稀缺。學校每年需要100到200個人體標本。當時我覺得父親很偉大，我想如果我也捐了，就能再做一些微弱的貢獻。

捐贈以后，那張志愿卡片我隨時帶在身上。最近我的姐姐和弟弟也考慮捐贈，以后一家人又可以“團聚”啦，也挺好。

新京報：書的最后你列了一個關于“小確幸”的問卷，非常生活化。在見證了極端的人性之惡后，你是如何保持對普通人的信任，以及對瑣碎生活的熱愛的？

劉良：我們遇到的絕大多數人，還是非常善良的。只不過有時為了自己想要的東西，耍點小聰明，抖機靈，拍馬屁。但我知道，這不是惡。

對生活熱愛，首先要對生命尊重、熱愛。書中呈現的憤怒、同情、悲痛、黑暗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希望看完這本書的人，能以此為鑒，好好地、健康地活著，不要糾結于眼前的某件事，也不要糾結未來如何。路的盡頭就是死亡，要把握住眼下可以開心度過的這一段。

3月12日，劉良退休。他在華中科技大學櫻花樹下留念。 周曉亮 攝

新京報：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拿手術刀了，你希望人們提起“法醫劉良”時，最先想到的一個詞或一句話是什么？

劉良：法醫劉良，是個好人。

新京報記者 秦冰 實習生 尹詩琪

編輯 楊海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