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權的最后一年（三）

汪偽政權的最后一年（三）

文/司馬戡

我本將“心向重慶”

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之一，是孫中山政治遺囑的執筆人，也被視為孫氏衣缽的繼承者。縱使他在民族抗戰之際選擇與日本人合作，投敵組織偽南京政府，拋出一篇篇“和平建國”的說辭，仍然對追隨者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迷惑性。即便窮途末路之際，也是一批大小漢奸用以自我安慰的精神偶像。

但陳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他們是缺乏個人魅力與傳奇色彩的文人，是借著國民大革命東風登上顯赫位置的投機政客，不過是因為汪精衛的信任，得以獲得接班人位置，并沒有扭轉乾坤的本事。他們也頗具自知之明，知道汪偽政府這場鬧劇已經唱到最后一折，打從代行汪精衛的職務開始，便是一副裱糊粉飾的做派。

與其如此，為何不直接宣布解散汪偽政權？陳公博的回答是 “南京政府不是我一個人主張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會受到日本的脅害，同時也沒有別的機關可以維持治安，我仍舊對不起國家，仍舊不能達到中國順利統一的理想”。

大道理之下，是簡單的個人原因，身家性命沒有穩妥安全的出路，既怕在日本人這邊失了身價，又怕在重慶那邊賣不出好價格。于是，一幕幕“共存共榮”的歹戲，還要繼續拖棚下去，只是味道有了變化。

1944年11月20日，陳公博在汪精衛停靈的大禮堂，宣誓就任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對著汪精衛遺體鞠躬之后，開始宣讀自己的“執政綱領”。汪精衛死后，陳公博言必稱“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這一次卻放出了一個更明確的信號——“國民政府自始即無與重慶政府敵對之心”。

嗣后，陳公博將其執政綱領，總結為“黨必統一，國不可分”八個字，在廣播里、在報紙上、在傳單中四處傳播。其中的潛臺詞便是，抗戰即將結束，汪偽政權只是在維持局面，懇請重慶諸公有所體諒。

汪偽政府建立之初，陳公博、周佛海就預留了與重慶聯系的后路，對抓捕到的重慶方面高級潛伏特工更是著力留用，以為退路。幾年間，他們與戴笠的軍統局、陳立夫的中統局，以及顧祝同的第3戰區之間，都建立起了聯絡管道，用以傳遞信息、接受指示、確認情況、避免“走火”。

湘軍領袖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曾任常桃警備司令等職，1940年公開登報脫離抗戰隊伍，加入汪偽政府。他便是周佛海與戴笠之間的聯絡員，到汪精衛去世之后，作用愈加突出。滇軍領袖龍云，早年與汪精衛交好，又素與蔣介石不合，當初便被懷疑掩護了汪精衛從昆明出逃河內之舉。1944年12月，周佛海從其特務機關處得知，龍云派代表到上海，住進日本特務機關據點福民醫院，“與日訂立逼蔣和平條約，不愿使南京政府與聞”，便特地向唐生明通報情況，并確認是否屬實。

對周佛海的合作，戴笠同樣投桃報李。周佛海投敵后，他的母親被戴笠收容在息烽監獄，表面是軟禁，實則照顧有加。從1945年3月周母病重，到6月逝世，戴笠將情況電告周佛海，并親自處理后事，代為守靈、安葬。

基于這樣的背景，周佛海將1944年底到1945年初，汪偽政府的一系列舉動，都賦予了雙重色彩。比如，陳公博將文官出身的偽江蘇省長陳群、浙江省長傅式說內調南京，分別擔任偽考試院長、建設部長，空出官位地盤，換取偽軍將領同意向江浙滬周邊移防。這一番布置，對日本人的解釋是鞏固基本盤，配合日軍布防，對重慶方面的解釋，則成了為盟軍反攻和登陸做準備。

具體而言，蘇北綏靖公署主任項致莊接任浙江省長，率領偽第12軍開赴杭州。周佛海聲稱，項致莊是他密友，戰前兩人曾在江蘇省政府共事，分任教育廳長和保安處長。這番調動，是為了在浙江掌握一個據點，為迎接美軍在浙江沿海登陸做準備。正因如此，當項致莊因所部與日軍發生沖突被要求免職后，周佛海又調了另一位親信、參謀次長張恒去浙江接替。

同樣，對偽南京政府，將偽軍中戰斗力最強的第3方面軍吳化文部，從山東撤到蚌埠一事，說法則是控制津浦鐵路交通樞紐，一旦反攻開始，就切斷南北交通，使日軍無法及時調動。連周佛海自己調任上海市市長這件事，也被他賦予保護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安全的特殊意義。

只是，對重慶聯系這件事情，陳公博、周佛海做得，其他偽軍將領也同樣做得。周佛海抱怨，“軍隊中抗戰與和平應黑白分明，絕對不許與渝方通聲氣，與渝方聯絡應由政府最高當局辦理。否則紛紛電渝聯絡，則國府將自行崩潰”。 這是他的心里話，倒也切中要害。當日軍投降之際，各自為政的混亂很快降臨了。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