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詞是說服法官的論文而非自我陶醉的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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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第一法商CHANNEL）

遇見社會不公，我們要有人敢喊出來：完全寄希望于權力的自我覺醒與糾錯基本不可能；面對社會不公，我們還有有話好好說：正義之實現需要激發體制內外各種善意形成合力。——努力爭一個“講理的法庭”，然后“五理通透、六度得體”地增強辯護意見的“悅讀感”，進而不斷有效拓展“辯點”有效提升辯護詞的“殺傷力”，

——題記

導語：辯護詞是一個系統性的表達，其核心在于辯點的“殺傷力”

律師的表達，旨在說服裁判者造福當事人，需要打動客戶認同律師價值、幫助客戶及其家屬理性認識案件，乃至期待流傳于世、流芳千古。正所謂“自由在高處，功夫在詩外”——無論辯護還是代理意見，都是律師說服法官的論文而非自我陶醉的爽文！辯護詞講究行文結構與遣詞造句提升“悅讀感”，更要創造性地把握“辯點”切實增強辯護意見的“殺傷力”。

進京重新做律師二十余年來，筆者早期處理的刑事案件均為國企高管或民營企業家涉嫌經濟類犯罪案件，基本屬于解決投資爭端的延伸服務，大多也都有效“消化”在法庭審理之前。而近年來某委的“日益強勢”以及“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大范圍認罪認罰等“時代特色”，與偵查（調查）、公訴、審判機關的交流變得更加重要與不易。在筆者看來，“辯護詞”絕非僅僅限于在法庭上發表并經事后整理的書面文件，而是每一次與公檢法等辦案機關交流的程序性、實體性法律意見的階段性、綜合闡述，是律師整體辦案思路的集中展現——廣義的辯護詞顯然理當包括與偵查（調查）機關、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就撤銷案件、不起訴或從輕、減輕乃至免除刑事處罰或根本不構成犯罪的系統表達。有效的辯護，不應該是律師一個人在戰斗，專家、媒體的意見都可能構成辯護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辯護律師而言，僅僅精通刑事法律甚至僅僅精通法律都是遠遠不夠的。

與公檢法監等辦案機關法律文書相比，辯護詞可以更具律師個人風格。諸如行文結構、遣詞造句之類書面表達能力，需要隨律師長年積累而不斷提升，沒有捷徑可走。

一、解決問題的全新思路與解決方案，是辯護意見的重要組成部分

曾經，筆者的客戶牛某某（化名）被公安機關以涉嫌虛假注冊罪和抽逃出資罪抓捕。經了解，客戶系當地唯一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因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面臨被摘牌退市的風險或將影響當地官員政績乃至地方穩定發生矛盾。該公司原系國企，改制后引進筆者的客戶為戰略投資人，后迅速成功上市。但其后數年，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筆者的客戶因種種原因導致出現刑事風險。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在征得客戶同意之后，建議地方政府對該上市公司啟動司法破產程序，在依法宣告企業破產的同時對企業進行了有效保護，而且通過對債權債務及人員的處理，成功實現了上市公司的“凈殼”與各方利益的平衡。在此過程中，我們協調了監管機關，聯系了合適的新戰略投資人，最終成功實現了企業的破產重整與借殼上市，也消除了客戶的刑事風險。

而在處理江南某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原董事長鮑某某（化名）受賄一案中，辯護律師通過促成國內某著名企業集團收購該上市公司控股權，通過重組使該困境中的上市公司重獲生機，股價迅速有了明顯提升，也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最終當事人因公司財務問題的緩解獲得輕判。

一言以蔽之：

行勝于言！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顯然是有效辯護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對證據的解讀和觀點的提出能夠影響到合議庭、公訴人

例如，我們在為中部某省屬重點國有企業原總裁樸某某（正廳級，化名）受賄、國有公司人員失職被騙一案辯護的時候，發現不僅行賄人、受賄人對于近二十年前行賄、受賄的細節描繪驚人一致，而且受賄人的駕駛員對近二十年前平凡日子里隨領導出行時幫領導搬取行李的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且與前二人描述完全一致。據此，筆者提出反腐敗斗爭既要依法，也要符合常理。同時，提交證人對此問題的說明，要求允許證人出庭作證。一審認定筆者的客戶構成所謂失職的重要理由與邏輯起點，便是當事人違反“三重一大”事項的規定，未經黨政聯席會議研究通過，即對投資人作出利潤承諾，由此導致后續1億元借款無法收回。我們對所謂利潤承諾函本身進行認真研究，發現該承諾函只是一個原則性聲明，既未承諾具體利潤指標，更沒有對未達到承諾事項需要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進行約定。對照國務院及省級政府要求，參照《公司法》等相應規定，并不屬于需要提交黨政聯席會議事先研究決定的事項。辯護詞旨在嚴謹立論說服法庭，同時也需要將公訴意見、一審判決的錯誤之處指出。

在為東南某省屬重點外貿企業、某國有控制上市公司董事長張某（化名，正廳級）涉嫌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一案二審辯護過程中，我們先從法理上論證所謂挪用是無法成立的。當事人的行為更似強令下屬公司與其指定的企業進行合作或許涉嫌濫用職權，而我們對二十筆所謂挪用款項進行審計整理后發現不僅沒有造成損失反倒略有盈余，因而也不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那種無視當事人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害，單單論證被告人不構成檢察機關所指控的犯罪常常是不夠的，完全有必要同時說明不構成法院可能考慮的其他罪名。簡單以所謂“辯護人不能充當第二公訴人”的口號式理由拒絕進行更深入的闡述，恐怕未必妥當。

三、專家權威意見成為辯護意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助攻辯護

曾經，我們在江南某地承辦了李某某非法倒賣國有土地案。李某某系江南某地產公司持股15%的股東，根據當時形勢向當地民企老總項某某借款1億余元收購公司其他股東的股份。事后提前并連本帶息歸還了項某某的借款，后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和自己開發的困難，將公司股權加價轉讓給當地有實力的企業家。項某某以詐騙、合同詐騙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未果，遂以侵占為由向法院提起自訴（其基本邏輯在于委托李某某收購股權，但李某某未按約定將股權交由項某某處置而是私自高價轉讓獲利）并被立案。

后筆者向上級法院指出此案法院刑事立案的荒謬和不良后果，當地基層法院于是撤案。但隨后，檢察機關又以“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倒賣土地”為由提起公訴。針對此種現象，《法制日報》邀請法理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土地法學、房地產行業協會人士、央企總法律顧問等專家就國企以股權轉讓方式退出地產項目、地產公司股權轉讓的合法性、刑事措施的謙抑性等問題以本案及其他典型案件為例進行專題研究，相關意見占據了《法制日報》大半個版面。這些意見經律師引用，構成辯護意見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該案以檢察機關撤回起訴結案。

此外，在廣東陳某某涉黑案中，著名刑法學專家的意見不僅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發，也給了法官極大的觸動。善用專家學者作為辯護律師的“外腦”開闊視野，作為辯護律師的“外嘴”以提升表達的影響力，也是有效提升辯護詞表達份量的重要思路。

四、辯護意見要善于運用民商法及其他專業知識

2021年年底，我們承辦的廣東某企業家虛假訴訟案被檢察機關依法決定不起訴。該案的背景是兩位親戚之間因股權爭議十幾年來打了十幾場官司，從基層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一方當事人突然以對方證據系偽造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居然立案并經檢察機關批準決定逮捕筆者的客戶。該案檢察機關最終決定不起訴固然有著諸多原因，如相關當事人民事爭議真實存在而非杜撰，如上級檢察機關高度關注，但相當重要的一點，便是辯護人與專業鑒定機構合作，指出現有技術根本不足以得出本案中鑒定機構對關鍵證據作出的鑒定結論，使案件的關鍵證據無法成立。我們在江西的一起掃黑除惡案件中，雖然同樣運用民商法專業知識使二審法院取消了虛假訴訟這一罪名的認定。

我們也曾承辦了江南某市“最規范的國企改制案”所引發的刑事犯罪。當事人原系當地副處級官員，在國企改制過程中通過MB0方式成為當地一家商業貿易公司的股東，而該商貿公司擁有某家上市公司近3%的股份。當時確定的國企改制基準日為2004年12月31日，2005年5月上市公司決定分紅，480萬元紅利于次月付至改制后的商貿公司賬上。后來，地方政府指出該筆款項系2004年分紅款理應屬于國有，一審認定當事人構成貪污并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一審辯護人的思路是該筆款項當事人已經向上級領導報告，同時上市公司分紅款也是不可能被隱瞞的公共信息，但相關領導矢口否認被告人曾經向其報告。我們在二審中，提出該筆款項雖然名為所謂2004年年度分紅款，但相關權責卻是發生在2005年5月，理當計入2005年收入由改制后的公司合法擁有，所以不應當構成貪污。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聘請了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專業意見，申請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同時，我們也提出了通俗的比喻:即使當事人在2005年5月公司決定分紅的前一天收購上市公司股票，也有權取得相應的分紅款而無須在意2004年何人持有該部分股票。最終，該案經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定當事人不構成貪污。——所以，辯護律師僅精通刑事法律甚至僅僅精通法律都是遠遠不夠的!

五、善于援引類似案件權威判決與上級法院尤其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處理意見

最能打動法官的，是類似案件中上級法院尤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案例和與裁判邏輯。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出臺不久，我們為某央企原董事長（副部級）提供辯護。當事人受賄超過300萬元，但有自首和退贓情節。那么，能不能減輕處罰?我們在辯護意見中專門提供了多份同等級別、涉案金額類似、有坦白或自首情節的案件，這些案件都減輕處罰在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最終，當事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在當時，這樣的量刑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此類案件的量刑有著“全國一盤棋”式的綜合考量，但合議庭與審判法院的意見依然是基礎性的。

六、程序性辯護意見格外重要，尤其需要勇氣與智慧

筆者的客戶楊某某因涉嫌串通投標案被河北警方從深圳抓捕歸案。但筆者詢問執行抓捕的公安機關，卻被告知根本沒有這起案件。后筆者得及當事人系某市人大代表，遂前往該市人大常委會了解情況。經過交涉，確定當事人確由前述公安機關執行抓捕配合監察委員會辦案后再次前往公安機關交涉，終于得知當事人被監視居住在監察委員會的辦案點配合調查。我們與監察委員會聯系，被告知監察委員會辦理的案件律師無權介人。我們當即提出，對當事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案由是串通投標而非重大貪腐，依法應當允許會見。——經過不斷交涉，當事人最終在被關押54天后終于獲得自由。

結語：辯護詞需要“五理”通透、“六度”得體

最高法院胡云騰大法官曾經提出裁判文書要做到“五理”（事理、法理、學理、情理、文理）通透，有理有據，令人信服——這也是對辯護詞的理想要求。好的辯詞要符合法律文書行文要求，結合案件事實，同時具備律師個人風格，把握好精度（一針見血，準確直擊案件核心）、廣度（拓展視野與分析、解決問題的視角）、深度（剖析案件深入、到位）、力度（言簡意賅、直指核心）、適度（盡量避免無謂的情緒宣泄）與溫度（應有的人文關懷）。具體則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提綱挈領、統領全文

盡可能給辯護詞加上個千錘百煉、一針見血的標題，或是努力總結提煉出金句——典型者如斯偉江律師那一句“正義雖然不在當下，但，我們等得到”讓那篇原本平淡的辯護詞變得“光芒萬丈”——當然，此類“妙手偶得”式的事情要順勢而為，“為賦新辭強說愁”反倒東施效顰了。

二是開門見山、突出重點

尤其那些“穿衣戴帽”式的格式套話沒有必要過于冗長地復述。核心問題盡可能放在前面重點論述，把理說透。盡可能不要遺漏辯點，但不宜本著“油多不壞菜”的原則面面俱到，平均分配論述內容。

三是言簡意賅，表達適度

律師絕非講得越多越好，辯護意見也并非越長越好，但務必要根據法官素質與法庭情況盡可能充分表達到位。筆者往往整理出四、五萬字的辯護內容，最終歸納出五千字以內的文字。其他內容確有必要，可以質證意見、專家意見、情況說明之類附屬文件予以補充。表達適度，最重要的還有“分寸”把握的問題，需要給彼此的交流和案件的妥善處理留下甚至創造必要空間——有些中國式的“可意會難以言傳”，也是辯護律師“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智慧擔當。

四是分工負責，相互配合

曾經鄧學平律師在張扣扣一案中文彩飛揚的辯護詞引發關注與爭論，后來才知道他是“第二辯護人”而不能重復前一位辯護人已經面面俱到的法律辯護意見。而不久前筆者作為第一辯護人在西南某起重要企業、知名企業家被控涉黑涉惡犯罪的第一輪法庭辯論中，可以高屋建瓴地就本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核心問題上升到一定高度進行原則性地辯護，而由北大刑法學博士出身的第二辯護人就具體證據、事實進行深入剖析，共同組成完整的辯護意見，就取得相當不錯的法庭效果。不同辯護人之間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彼此補臺，相當重要——中國律師當相互輝映而非彼此拆臺，刑事辯護尤其如此，特別是辦案機關“過于強勢”甚至明顯違法之時，辯護律師理當共同努力去爭一個“講理的法庭”。

五是理性平實，平靜從容

辯護詞撰寫當清思路、循章法、去掉修飾詞；圍繞證據，論證嚴謹，表達清晰，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慎言，有據，有度；不強辯，不狡辯，不詭辯；莊重，平靜，尊嚴。

六是把握好辯護的溫度

這不僅體現在法庭上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應有的安撫，對當事人從言語、眼神、肢體語言等方面應有的支持，更體現為辯護詞不是單純駁斥更不是意氣之爭，我習慣于在辯詞中尤其結尾處通過坦誠、入情入理的語言文字與法官、檢察官形成某種共鳴，喚醒辦案人員內心人性的善良與法治的堅守。律師的面子不是在法庭上戰勝乃至羞辱對手，而是相互尊重讓大家都覺得曾經共同出席法庭是件值得記憶乃至夸耀的事情。——畢竟，取得好的辯護效果尤其避免冤案發生，需要凝聚體制內外各種善意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