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把工廠搬進防空洞，撐起了大半個中國的抗戰

都說重慶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可我覺得，重慶更是建在防空洞上的城市。

這些年我去過不少地方，每到一個城市，總喜歡往老街老巷里鉆。在重慶，我跟當地人聊天，說起老輩子的事，十個有八個會提到防空洞。有人說他爺爺當年在洞里造過子彈，有人說他奶奶在洞里紡過棉紗。起初我以為不過是些零星的回憶，后來一查資料，才知道那是整整一個時代的縮影。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沿海的工業幾乎一夜之間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那些機器轟鳴的工廠，要么被炸毀，要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可仗還得打，槍炮彈藥從哪兒來？衣服糧食從哪兒來？

國民政府決定把工廠往重慶搬。這不是簡單的搬家，是連人帶機器，把大半個中國的工業命脈，硬生生拖進四川盆地。

有位叫薛明劍的實業家，江蘇無錫人，抗戰前辦了好幾家工廠。仗一打起來，全部家當都沒了。他帶著一家老小逃到漢口，又溯江而上到了重慶。1939年，他東拼西湊借了十萬塊錢，重新開張辦廠。

從1939年到1943年，薛明劍在重慶、長壽、涪陵、萬縣，一口氣辦了二十家工廠。碾米廠、面粉廠、機器廠、化工廠，什么都有。規模都不大，每家也就幾十個工人，可就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廠，一年能產出多少東西？光他一家，就造了二十多套面粉機，賣到了昆明、新疆、湖南。

薛明劍不是一個人。當時重慶有個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最鼎盛時有三百多家會員廠。這里面真正稱得上“大廠”的，不過十分之一。剩下的全是小廠，有的只有三五臺機器，有的連完整的車間都沒有。可就是這些小廠，在1938年和1939年那兩年，承擔了兵工訂貨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特別想說一個地方——貓兒石。

1941年8月12日下午，二十七架日機飛臨重慶上空，貓兒石一帶落了幾十枚炸彈。那里有一家維昌紡織廠，廠長叫陸紹云，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紡織專家。頭一年，他好不容易湊錢辦起這家小紗廠，只有168枚紗錠，規模小得不能再小。可就是這么個小廠，生產的棉紗在重慶附近供不應求，農民們背著背簍在廠門口等著，出紗就搶光。

那天下午，三枚炸彈落在維昌廠里，公事房、廚房、物料所全炸沒了，機器房和新車間也都中了彈。陸紹云站在廢墟前，估算了一下損失——十萬元。頭一年賺的七萬塊利潤，全賠進去還不夠。

換了一般人，可能就認命了。可陸紹云沒有。他四處借錢，重新蓋廠房，又添了機器，把紗錠從168枚擴大到了2000多枚，還加上了織布機。一直到抗戰結束，這家廠都還在運轉。

有人問，日本人三天兩頭來炸，你們不怕嗎？怕，當然怕。可生產不能停，前線的士兵等著穿衣，后方的百姓等著吃飯。

于是，工廠開始往防空洞里搬。

重慶的山體是砂巖，挖洞不難。經濟部專門下文，讓各廠就近找山洞，或者自己開鑿。大一點的洞，能放幾臺車床；小一點的，就放一臺。有的防空洞里潮濕，機器容易生銹，工人們就用油布蓋著，天天擦。有的洞通風不好，夏天悶得透不過氣，可誰也沒有怨言。

制革廠的一位老工程師叫徐崇林，四川江安人，北平大學工科畢業，當時在大成制革廠當廠長。制革需要大量鞣料，原來全靠進口，戰時斷了來源。徐崇林就在防空洞里做實驗，用川渝本地產的五倍子和青杠樹皮，反復試，反復失敗，最后真讓他做成了。用土法鞣出來的皮革，不比進口的差，槍背帶、馬鞍、軍鞋，都是用這種皮做的。

我還聽說過一個細節。當時的工人，特別是從江浙逃難過來的，原本吃不慣川菜。可防空洞里連生火做飯都難，哪還顧得上口味？早上帶一盒冷飯，中午就著咸菜吃，晚上回去再熱一熱，就這么過。

1944年的時候，重慶有家報紙登了一篇報道，說全市登記在冊的民營工廠有一千四百多家，其中資本額在五萬塊以下的，占了一半還多。這些廠雇的人少、設備舊、技術差，可在那個年代，恰恰是它們撐起了大后方工業的天。

1945年抗戰勝利后，東部沿海的工廠主紛紛回去復員，可很多小廠卻留在了重慶。不是不想走，是走不起了。機器搬來的時候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再搬回去，又是一筆天文數字。于是，這些防空洞里長出來的小廠，就這么扎下了根。

幾十年后，重慶成了中國西部最大的工業城市。有人說這是因為三線建設，可三線建設是六十年代的事。在那之前，那些藏在山體里的防空洞，早就為這座城市打下了底子。

如今去重慶，很多防空洞改成了火鍋店、加油站、停車場。可你走在街上，隨便找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問，他們還會告訴你：哪年哪月，警報響了，他們躲進哪個洞；哪年哪月，洞里機器響了一夜，第二天報紙上說，前線又打了一場勝仗。

那些防空洞里的機器聲，早就聽不見了。可那段歷史，不該被忘記。一個民族在最困難的時候，沒有倒下，沒有放棄，靠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口號，就是這些普通人，在潮濕的洞里，守著吱吱呀呀的機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這大概就是中國人最樸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