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談內卷：14億人想過同一種“好的生活”，本身就是問題

給勞動以尊嚴

個人才能獲得尊嚴

受訪者丨叢治辰&項飆&黃燈

來源 | 豆瓣讀書、學人讀書

2020年，學者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擔心的問題是，二本學生的就業壓力，四年后的今天，這成為了所有畢業生共同面對的壓力。

黃燈在新書《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 2》中，通過實地走訪自己的二十多個學生的原生家庭，并對他們畢業后的生活現狀做了跟蹤，結果發現自己那些對于二本學生的焦慮，放在更廣闊的時空中，漸漸稀薄和消散了。來自家庭的根系滋養，以及學生立足現實的打拼，讓這些學生，不再把自己放置于宣傳下的各種坐標序列中，生活變得切實和充滿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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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6日，豆瓣讀書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本書作者黃燈，與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北京大學副教授、研究員叢治辰，聊聊在今天，我們還能以何種視角切入“內卷”議題。本文節選自本次對談的文字精華整理。

叢治辰：項飆老師的求學和從教經歷都非常豐富。在您這位社會人類學學者看來，黃燈這兩部書中所描寫的“二本”學生狀況，對您有什么啟發嗎？您在國外看到的高等教育情況，包括職業教育的情況，和黃燈姐筆下的這種情況，以及這種情況背后所透露出來的焦慮相比，您覺得有什么不同？或者說有什么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發的地方嗎？

項飆：我其實沒有專門關注過國外的高等教育情況。當然我在德國，大家都知道德國分流很早，它的職業教育主要就是職高，事后有兩三年的學徒制安排，這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

對我們的借鑒來講，如果看德國這個模式，它首先打破了一種“絕對的平等主義神話”。“絕對平等主義”這個詞，可能用的不是特別合適，因為這個當初是用來批評大鍋飯等等。

或者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流行一種“自由主義的平等神話”，意思是說：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所有人生來平等，所以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做那個你最想做的人。

這個說法從理論上講沒有錯，但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你“想要”成為的這個人，這個“想”，不是你的選擇。這個“想”是一個意識形態，是整個社會權力構造的產物，你的這個“想“已經被控制了。

那么在這樣一個看起來非常平等主義的話語下，構造出了什么樣的事實呢？那就是在中國，14 億人民想的是同一個事情，想一種”好的生活“。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往那個方向走。而”二本”肯定不是大家“最想”去的地方，所以二本自然就被界定為是一個“殘疾版”。比沒考上大學好一點，但是比一本差一截，就是處于一種“半殘疾狀態”。

“二本”變成“半殘疾狀態”，并不是有人故意這么說，而是那種不現實的、看起來平等主義的想法所導致的。

↑慕尼黑大學

為什么講這個呢？因為德國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它首先告訴你：說所有人都可以成為想象中“最優秀的”，這是不現實的。但是，它并不是讓你去接受不平等。我們知道德國從勞動保護、實際收入等方面來看，還是最平等的社會之一。它首先是強調分工，社會就是要分工；然后差異，人跟人就是有差異，但這個差異不意味著你在價值上有任何不平等。

有的人愿意剪頭發，有的人愿意去修車、做手工；有的人他就手工不太好。像我們這種人（學者），小的時候我們這些人都被認為是“殘疾版”，因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德國）給各種勞動以尊嚴。

這個我可能以前講過，我家附近有個修自行車的。他原來是從以色列來讀大學的，讀到一半覺得沒意思，更希望能做實際的手工工作，就去修自行車。他需要做三年學徒，才可以獨立開修車鋪，同時也賣自行車。然后你跟他講，他完全是非常規范的，一種很有尊嚴地跟你交代，就這個車什么情況等等。

有一次我女兒買了一輛車，帶去他那里修。他在調整車閘的時候，是要量我女兒的手的。他看拇指和手搭上去的情況，根據這個來調整把手和閘的寬度。他說如果太寬，騎行時會對肌肉造成緊張，長期會有肌肉損害。他是把這件事情當做人體科學來看待的。當然，他的收入和醫療都有保障，所以這種尊嚴自然就出來了。

所以最后我覺得是“認命不認輸”。

因為出身不同、各種原因，在我們十八九歲能夠自己做決定之前，很多東西是超出了我們控制范圍的。所以要在這個意義上“認命”，就是要找到最適合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不能“認輸”，就在你選擇的那個地方去努力。這個尊嚴你是絕對不能讓度的——我做的事情是對你有價值的，對社會有價值的。

但現在情況是倒過來的。很多看上去很光鮮的東西，其實對社會沒有什么價值，甚至有負價值。做這些事的人心里其實是很慌的，覺得這種光鮮有什么意思？也是很忐忑，也就沒有什么真正的尊嚴可言。他們表面上嚇唬一下別人，也是因為心里沒有那種對自己尊嚴的篤定。

回到黃燈老師筆下的二本學生，我們看到那里有很鮮活的生命力，但讓人心痛的也是那種掙扎和焦慮。

他回到農村時有一種篤定，因為被自然的親情和熟悉的環境包圍，他就有這種篤定、放松。但他來到二本大學讀書，面對未來發展，總覺得好像上了一輛錯的車、一條錯的船。本來可以更好，現在卻是在“坐錯船”的情況下想去跳一下、掙扎一下。這對生命力、對「生命元氣」是很消耗的。

叢老師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年齡原因，情況慢慢會變好。我覺得這可能是個大概率事實。但是，我們活在今天，活在當下，對未來怎么樣我不太關心，我主要關心此刻我們怎么看。

如果你把我們那個時候的青少年時期，和今天的青少年時期做一個同年齡段的對比，我個人的感知還是：現在的焦慮（更嚴重）。你去看醫學報告，關于抑郁、自殺等等的數據；哪怕看處對象的比例，差別是非常明顯的，數據上的差別非常明顯。

這就回到黃燈老師前面講的，對“生命元氣”的消耗。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實，要去面對。

最后一點，就是你們兩位提到傳統家庭觀念的（問題）。我有時候覺得，這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觀念問題——說我們覺得家庭、家族很重要，所以要去照顧它。有的時候，它就是一個“生命元氣”和能力的問題。

比如黃燈老師講到的那些例子，她去照顧丈夫的弟弟等親屬，她覺得自己在發揮一種能量，在那個過程中她會有一種——不是說很直接的樂趣——但她有一種滿足感。

但在今天，其實你告訴很多年輕人說「你應該這么做」，如果他沒有能量的話，做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累的。因為你不太知道得到的反饋是什么，不知道這些事情下一步會怎樣，他首先會很怕。

所以會有“愛無能”、“愛無力”這樣的說法——這些詞在我們八九十年代從來沒有聽說過，怎么叫“愛無能”？

因此，我認為家庭關系的萎縮，不完全是傳統觀念淡薄——雖然有這方面原因——但很有可能就是因為“生命元氣”的消耗，已經撐不起那種互相支撐、照顧、關愛的關系了。

叢治辰：所以項老師，所謂“生命元氣”也好，或者是觀念也好，感覺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我在想您剛才說的情況：即便我們今天讓孩子們去那樣做，他也可能缺乏這樣的能力、勇氣和元氣。那可能就涉及到您的領域了——是背后的那個現實存在的社會系統、社會結構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那個“元氣”已經無法遺存、無法寄居、無法醞釀誕生了。這個“元氣”的消耗，可能還是有賴于一個更實在的基礎。

項飆：是的，那絕對是這樣。絕對不是說“元氣”本身（的問題），因為“元氣”本身就是物質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應。什么樣的物質和社會生活，就會決定你能積淀成什么樣的元氣。所以特別是教育，對年輕人來講，教育方式非常重要。

受訪者丨叢治辰&項飆&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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