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在特朗普關稅政策下幸免？

特朗普兩度入主白宮，其“美國優先”理念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汽車產業產生了深遠且顛覆性的影響。

他通過關稅、補貼和監管松綁等手段，不僅重塑了美國汽車產業格局，也迫使全球車企重新評估供應鏈布局，加速了汽車產業的區域化和模式重構。

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軍事決策也因之對地緣政治的影響而引發汽車產業的連鎖反應。

剖析特朗普對汽車產業所施加的舉措，核心在于貿易保護和制造業回流。這其中，關稅政策無疑是特朗普重塑全球汽車版圖最直接的武器。

關稅風暴

已讓車企至少損失350億美元

如果說關稅是貿易的語言，那么特朗普正是使用這門語言最絲滑的那個人，他以此改寫全球汽車工業的規則。

據美國汽車媒體統計，截至3月中旬，特朗普關稅自2025年起已讓車企至少損失354億美元。

這一巨額數字反映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對汽車行業產生了何等劇烈而迅速的沖擊。該數據包含2025年全年關稅成本，以及部分車企對截至今年3月的成本預測。

各車企的關稅成本差異懸殊，這取決于不同企業在美所售車型中從海外進口的比例，以及為美國生產采購關鍵零部件的來源地。

豐田預計將成為關稅成本最高的車企，其2026財年關稅成本預計達1.45萬億日元（約627億人民幣）。

財報顯示，通用、福特和Stellantis底特律三巨頭2025年因關稅損失65億美元。寶馬、奔馳、本田、現代-起亞、馬自達、日產、斯巴魯和大眾，均已報告或預計關稅成本超過10億美元。而這些成本損失僅僅只是開始。

特朗普政府將關稅定位為激勵車企和供應商在美國本土生產整車及零部件的手段。這些貿易政策是否長期穩定，目前還難以判斷。艾睿鉑（AlixPartners）全球汽車與工業業務聯席主管丹·赫爾施表示，整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政策實施一年之后，很多車企仍在試圖厘清哪些關稅可能長期保留、哪些有可能通過談判降低或取消。他指出，只有政策更明確，車企才能就零部件采購、調整生產地點與方式以規避關稅做出更多決策。

“這仍然很難操作，因為政府在關稅的實施、保留、上調、下調及新增方面，一直不夠清晰和一致。”赫爾施說。

基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與貿易伙伴達成的多項協議，車企需為進口到美國的整車支付關稅，稅率因原產國而異。歐盟、日本和韓國產整車關稅為15%；而加拿大或墨西哥生產、符合北美自由貿易規則的整車，其非美國產內容價值部分需繳納25%關稅。對于中國汽車而言，拜登政府已對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征收了100%的懲罰性關稅，加上25%的進口關稅，直接將中國品牌關在了美國市場之外。

除此之外，許多汽車零部件也被征收關稅。鋼鐵和鋁進口關稅為50%。

全球汽車版圖的撕裂

AutoForecast Solutions全球汽車預測副總裁山姆·菲奧拉尼表示，在等待政策更明確的過程中，多數車企選擇自行承擔關稅成本，認為許多關稅是臨時性的。這避免了部分分析師在關稅宣布時預期的大范圍漲價，但卻對企業利潤造成了巨大沖擊。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基于被認為是臨時的情況漲價并不合理，因此許多企業最初選擇自行承擔這些成本。”菲奧拉尼說。

盡管如此，部分漲價和生產轉移仍不可避免。保時捷已多次上調美國市場售價以覆蓋關稅，盡管已做出巨額投資承諾，仍在考慮是否在美國生產整車。“在美國生產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這需要巨額投資，”保時捷CEO邁克爾·萊特斯在3月11日公司年度業績電話會議上表示，“我們正在評估，但目前尚未做出決定。”

關稅對不同國家汽車產業的沖擊并不相同。

日系、德系、韓系品牌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很高，這些品牌是高額關稅的直接承擔者，其利潤被嚴重侵蝕。如上文所述，豐田承壓最大，為應對成本壓力，豐田被迫承擔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零部件的額外成本，并考慮進一步提高在美國的生產能力。

而墨西哥和加拿大作為美國汽車業最為緊密的鄰國伙伴，其出口額的26%和10%依賴美國汽車市場。對于整個汽車行業而言，《美墨加協定》（USMCA）的作用至關重要，該協定規則可以幫助產業爭取部分關稅減免。菲奧拉尼認為：“汽車行業依賴美加墨三國間的自由貿易，零部件從最適合的地方采購，這讓車企在全球范圍內更具競爭力。”

如今，在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下，《美墨加協定》將于7月前接受強制性審查，這讓此前的行業傳統面臨挑戰。特朗普多次威脅退出該協定。車企和供應商敦促美國保留與鄰國的三邊協定，稱這對該地區的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

以通用汽車為例，其在墨西哥的工廠是其北美供應鏈的核心，關稅政策使公司面臨生產中斷和裁員風險。

事實上，美國三大車企在特朗普兩次任期內均經歷了巨大的財務沖擊和戰略調整。福特汽車在2025年第二季度因關稅造成的成本支出高達8億美元。CEO吉姆?法利被迫撤回了公司的業績預期，表示“影響和政策變更的可能性讓我們暫時無法提供可靠的業績展望”。

反倒是特斯拉這樣本土化程度較高的車企，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增加了它們的優勢。通過關稅，特斯拉等品牌可以利用成本優勢鞏固市場地位，甚至可能從競爭對手的困境中獲益。馬斯克曾表示，關稅對特斯拉的影響“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好的”。

美伊關系帶來的供應鏈震蕩也讓全球汽車產業備受挑戰，其源頭正是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強硬政策。盡管霍爾木茲海峽的潛在封鎖風險并未直接作用于汽車生產線，但隨著基礎能源和物流成本的抬高、不確定性的加劇，車企必須重新評估其生產和物流網絡的韌性。

這僅僅只是一個切面。無論是第一個任期還是第二個任期，特朗普始終堅持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試圖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這在汽車行業中更是如此。由地緣政治、成本變化和韌性需求共同驅動，一場全球供應鏈的重構正在發生。這將導向一個更加碎片化、復雜化且高成本的全球制造網絡。

無人幸免

電動車政策退坡

在電動化進程上，盡管尚未受到關稅沖擊，但以特斯拉為代表的美國電動汽車品牌并未能在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政策中全身而退。

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刻取消了7500美元的電動車稅收抵免，并征收電動車附加費，以此改變燃油車與電動車的成本對比，減緩電動化趨勢，保護傳統燃油車產業。此外，特朗普政府針對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企業平均燃油經濟性（CAFE）標準，提出了重大的削減和調整計劃，從而廢除拜登政府設定的嚴格目標，以降低車輛成本并減輕傳統車企的合規壓力。這更有利于傳統燃油車制造商減緩電動化進程。

作為“讓美國再次強大”理念的堅定倡導者，特朗普一直對全球化持懷疑態度，他對電動車也持負面評價，并多次公開批評電動車政策，稱其為對消費者選擇的粗暴干預和 對美國汽車工業的毀滅性打擊。這種態度不僅影響著政策的制定，也動搖著投資者對電動化前景的信心。

盡管特朗普的反建制形象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國傳統汽車行業，但傳統汽車制造商實際上并不好過。在承受巨額關稅成本的同時，它們還因電動車業務的持續虧損而面臨重組，以應對銷量不及預期、以及7500美元聯邦電動車購車補貼取消的局面。據美國媒體報道，電動車重組成本已接近700億美元。

總體來看，特朗普對汽車行業的影響是多層次、全方位的。通過關稅、撤銷電動車，支持放松監管等政策，他改變了美國汽車產業的內部環境與外部聯系，并加速了全球汽車生產與供應鏈從全球化向區域化、本土化的深刻重構。這一切最終讓汽車產業的競爭格局、成本分布和未來技術發展都變得更加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