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權的最后一年（四）

汪偽政權的最后一年（四）

文/司馬戡

滅亡前的拙劣表演

1945年8月9日東京時間11時02分，一顆原子彈在長崎爆炸，摧毀了整座城市。灰飛煙滅的日本軍人中，不少人想必正在討論另一件大事——前一天蘇聯對日宣戰，這一天凌晨密山的要塞已經受到蘇軍攻擊。

一天之后，8月10日，距離周佛海見汪精衛最后一面整整一年后，日本政府凌晨，日本政府隨即通過瑞士和瑞典政府分別向中、蘇、美、英四國發出照會，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國內淪陷區受到日偽政府嚴厲的廣播通訊管制，卻擋不住消息的傳播。在上海的白俄社區率先從俄語廣播中得到了消息。8月10日夜9時許，霞飛路沿街白俄商鋪不顧燈火管制，陸續亮起電燈，隨后人聲嘈雜，俄國人涌上街頭跳起舞來，甚至還有一隊白俄樂手一邊演奏俄國國歌一邊在街上游行。

中國人的店鋪夜逐漸醒了過來，街上出現了爆竹聲、歡呼聲。中醫陳存仁隨著人流游走在街頭，擠進一家開門的西餐廳，到啤酒桶旁抄起勺子連喝了三勺，只感到“味道之佳，前所未有”。

以往對夜間大小動靜都要吹起哨子趕來探查鎮壓的日本憲兵，此時已經不見蹤影。8月11日，偽市長周佛海發布公告，聲稱“倘有不肖之徒，散布謠言，破壞秩序，擾亂治安，危害民生者，一經查獲，定予嚴懲不貸”。只是此時的偽軍警也已經出工不出力了。南京也同樣不安寧，這一天晚上，汪偽警衛第3師發動起義，渡過長江投奔了新四軍。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8月16日，周佛海趕赴南京，參加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會上，陳公博決定“解散”偽南京政府。當日發布的《國民政府解散宣言》中稱，汪偽政府“原其要義，于國家殘破之余，以和平求國家之建設復興” “今則世界已回復和平，中日亦消除戰禍”，所以“吾人之使命，亦已結終，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國民政府”。

汪偽政府到此時已經不復存在，其喉舌中央社不復發聲，中華日報、中央日報等機關報也同步停刊。各路偽軍將領，紛紛打出國民政府先遣軍的稱號，脫離汪偽政府號令。與大后方接壤的淪陷區偽政府官員或是反正，或是逃散。只剩下南京還上演了一幕鬧劇。

1944年8月，盟軍接近巴黎，法國自由軍發動起義時，周佛海曾評論“巴黎暴動行為甚激，且與德軍有巷戰者。將來類似現象，上海、南京亦必發生，屆時混亂情況真不可設想矣”，事態發展如他所料。

汪偽江蘇省無錫專區行政督察專員周鎬，是軍統派赴淪陷區的潛伏特工，他第一個跳出來擾動了局面。汪偽政府宣布解散后，他趕赴南京，以偽財政部稅警總團為基礎，新街口偽中央儲備銀行大樓掛出“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總指揮”的招牌，隨后開始搜捕汪偽高官。

這些稅警官兵急于表示忠貞，抓起人來格外賣力。偽南京市市長周學昌、偽司法部部長吳頌皋等，都被抓到了中儲行地下室關押。偽陸軍部長蕭叔萱抗拒抓捕，被一槍打在腿上，不治身亡。

8月16日之后幾天，南京光怪陸離、動蕩不安。偽軍委會特務團將國府外圍的路樹砍倒作為工事，準備抵抗稅警的進攻。汪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擁護陳公博，在總隊長鮑文霈帶領下武裝沖入市區，面向中儲行大樓構筑街壘、架設機槍，和稅警對峙起來。偽考試院長陳群見此局面，認為不免一死，于是寫下一系列遺書，聲稱“一生不受他人裁判，應赴九泉請總理處斷”后仰藥自殺。

8月16日的會議結束后，周佛海匆忙趕回上海。此前他已經獲得國民政府的任命，擔任“軍委會上海行動總隊總隊長”，負責維持滬杭治安。他甚至還為了“總隊長”頭銜不夠正規，向國民政府要求換成了“總指揮”。

南京陷入亂局后，周佛海又出面調停解決。周鎬是周佛海推薦的人員，稅警總團也是周佛海擔任財政部長時建立的隊伍，他有說話的余地。加上在陳公博要求下，侵華日軍出手將周鎬扣押，終于將局面暫時平息。只是，陳公博因此認為，這是周佛海對他的落井下石，于是選擇攜帶家眷隨從，冒著被盟軍戰機擊落的風險逃亡日本。

鬧劇已經結束，等待汪偽政府官員的只有國民政府的收受、肅奸和審判。周佛海 于1945年9月乘飛機前往重慶，隨后被軟禁。1947年11月，他被判處死刑，隨后被蔣介石下令減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臟病發死于南京老虎橋監獄。在押期間，他仍然寫作日記，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句，便是 “病為人生最苦之事，獄中患病更為苦中之苦，以此視之，豈能謂一死非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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