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蘭革命：巴列維換了個首相，如何促成反國王統一戰線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78年8月底，伊朗巴列維國王再度換馬，解除阿穆澤加爾之職，任命沙里夫·艾瑪米組閣，以圖擺脫政治泥潭。為了拯救受困的君主，艾瑪米呼吁民族和解，結束暴力。他優先考慮的是撫慰烏里瑪，也試圖滿足世俗知識分子。

艾瑪米解除了政府中負責婦女事務的部長職務，設立了一個宗教事務部；關閉了一些主要由巴列維基金會開設的娛樂場所和夜總會；廢除帝歷，恢復伊斯蘭歷法；給予政治黨派活動自由；撤銷媒體審查制度；允許電視直播議會辯論；開展反貪污運動；給政府雇員普遍加薪；懲罰在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殺害抗議者的責任官員，將70名警察撤職，軍隊撤出首都；解散國王最后一個有組織的民間支持來源復興黨。

國王在一點點后退，反對派卻步步緊逼。1978年8月31日，在為7月22日馬什哈德事件死難者舉行40天大祭時，馬什哈德的阿亞圖拉設拉茲發表了一份包括14點內容的聲明，概括了烏里瑪的要求，其中包括：廢除一切反伊斯蘭的法律；烏里瑪有發表意見的自由；禁止開賭場和電影院；釋放所有被關押的伊斯蘭宗教界人士；邀請霍梅尼和其他被放逐者回國：懲辦打死示威者的責任人；撤銷巴哈伊教官員的職務；內閣只能任命十二伊瑪目派人員；教職人員與世俗人員共同監督議會選舉等。

這一聲明實際上是當時烏里瑪為推動反國王運動而提出的行動綱領。這一天，全國有14個城市發生騷亂，又有多人被打死。沙里亞特馬達里代表立憲主義烏里瑪宣布，他將給新政府3個月時間，到1978年11月底，解決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他沒想到艾瑪米甚至撐不到那個時候。

桑賈比領導下的民族陣線稱艾瑪米的改革是虛偽的，并公布了他們自己的12點計劃，要求解散薩瓦克、司法完全獨立、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邀請所有流亡的政治家返回伊朗、政黨和勞工聯盟集會自由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民族陣線尚未提到要廢除君主制。為了努力調整自己以適應大眾的革命熱情，民族陣線將口號變為“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一口號吸引了一小部分民眾。

國王回應民主要求似乎總是要落后形勢幾步，新作的讓步也就不可能滿足反對派的胃口。局勢難以緩解的跡象，首先表現在德黑蘭奎塔里耶區舉行的一次大規模公眾祈禱集會，這一集會是由民族陣線和烏里瑪聯合組織的。9月4日是開齋節，德黑蘭有50萬人參加游行，既有貧窮的南區居民，也有富裕的北區市民；既有宗教界人士，又有世俗各界人士；既有男子參加，也有女子參加，這反映了運動參加者的廣泛程度。示威者打出包括“自由與獨立”、“伊斯蘭政府”這樣的標語，表明這次行動既是世俗的，也帶有宗教色彩。由于新任首相艾瑪米此前作出的讓步姿態，也由于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呼吁，這次游行沒有發生沖突，是一次“和平”的游行。

霍梅尼得知這一情況后，于6日發表講話，針對溫和派的妥協意向發出警告：國王的邪惡本性難改，他只是在欺騙人民，企圖獲得一個喘息機會。霍梅尼提出對國王不要存在幻想，要求穆斯林繼續罷工和示威。他說，國王及其政府是賣國賊，服從他們就是服從魔鬼的化身。

同時，霍梅尼將軍隊與國王及其政府分開，盡力爭取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他感謝軍隊在9月4日群眾游行時沒有開槍，號召他們恢復與人民的團結，“拒絕為了巴列維家族匪幫的怪異念頭而去屠殺你們的孩子和兄弟”。他要伊朗人民尊敬他們，因為他們是大家的兄弟。

9月7日，德黑蘭又有50萬人響應霍梅尼號召，上街舉行示威，高呼“處死國王”、“霍梅尼是我們的領袖”等口號，提出建立伊斯蘭政府的要求，有些示威者身纏白布，情緒激昂、壯烈。連續不斷的大規模示威預示著局勢即將失控，面對這一前景，保安力量要求在德黑蘭和其他11個城市實施軍事管制和宵禁。

艾瑪米同意了，下令實行為期6個月的戒嚴，白天也禁止人們在廣場聚集，任命強硬派人物奧維希將軍為德黑蘭軍管長官。9月8日晨5點，政府頒布軍管法令。8點，在阿亞圖拉塔巴塔巴伊和其他一些人的組織下，仍有約15000人在德黑蘭的賈勒赫廣場舉行集會。示威者不理睬戒嚴的限制，當局派軍隊清場，并朝人群開槍，到中午將集會人員全部趕出廣場。

被殺者按政府的說法是86人，而按反對派的說法為3000人。隨后，政府又恢復了書報檢查制度，并在全城進行搜捕。以“黑色星期五”著稱的這一事件是當局舉止失措的又一例證：艾瑪米正在強調民族和解，希望結束暴力，而國王的軍隊卻在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同時，“黑色星期五”表明國王與反對派之間已無達成妥協的可能，9月7日的游行無異于一次公民投票，說明國王政權在伊朗難有立足之地。

這一血腥事件給了病中的國王以嚴重沖擊。為了醫治“黑色星期五”的傷口，國王同意特赦另外大約1400名政治犯，其中包括一些霍梅尼的支持者；更多的薩瓦克官員被降職，薩瓦克的權力受到限制；許諾給予雷克斯影院失火和黑色星期五大屠殺中死難者家屬慷慨的財政贍養。

1978年9月16日，偏僻小城塔巴斯發生了場大地震，約有15000人喪生。這一事件給了教士集團一個機會，通過組織直接援助工作而收買民眾的忠誠，并向國家政權提出挑戰。

從黑色星期五起，在首相和軍隊之間兩條路線的爭執一直不斷。

沙里夫·艾瑪米主張實行“民族和解政策”，以實際行動來撫慰受到傷害的民眾，因此，在9月有33名薩瓦克高級官員被解職，10月約有1000名政治犯被釋放。

另一方面，受命負責首都軍事管制的強硬派領導人奧維西將軍同時也是空軍司令，而其他城市軍事管制負責人，大多在空軍服役因而服從他的命令，這樣奧維西就控制了一個國中之國并與首相爭執不下。國王并未給予奧維西行動自由：軍隊只允許朝天開槍。

首相與將軍們之間的摩擦在10月17日后加劇，當時首相廢除了審查制度。國王本人傾向于艾瑪米的安撫路線，一再斥責軍隊亂開槍。10月在卡茲維英、馬什哈德、大不里士及其他地方，一些未遵守德黑蘭命令而為了自衛下令開槍的指揮官遭到懲戒。10月底，薩瓦克首腦摩卡達姆將軍向CIA代表抱怨，國王“完全相信自由的政治氣氛、民主和貫徹憲法”，受到鉗制的軍隊日漸虛弱；艾瑪米一直將所有的責任歸咎于薩瓦克，并迫使他解除了兩名居于敏感職位的高級官員。

摩卡達姆以下面這段話結束了他的抱怨：“我斷定國王已經捆住了軍隊和武裝力量的手腳，將國家事務交給了首相。我們對國王這樣的政策當然感到吃驚。”

首相艾瑪米和奧維西將軍之間的沖突在11月4日達到頂點，當天德黑蘭大學有10名到12名學生被槍殺，艾瑪米要處置負責的軍官，卻遭到奧維西的抵制。11月5日是德黑蘭最騷亂的一天。當天，在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阿亞圖拉塔勒喀尼被從獄中釋放，歡慶活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暴亂。

整個德黑蘭陷入一片火海，銀行、賓館、影院、展覽館、情報部和其他一些建筑物被摧毀，英國大使館被占領，還有17個警察局遭到游擊隊攻擊。軍隊被派到街頭，但只是旁觀而未制止暴亂局面。奧維西將軍命令士兵和警察不要干預，他希望以此向國王施壓，給予軍隊鎮壓反對派的機會，并迫使國王組建軍政府并任命他為首相。

“阿巴丹縱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形勢急轉直下。沙里亞特馬達里至此已厭惡政府讓步之后的鎮壓這樣的無理性政策，他第一次公開表示，懷疑與政府達成任何妥協的可能性，宣布：“人民和我們對現政權不再抱任何希望。它所進行的屠殺徹底宣判了它的死刑”。

在當時與美國使館官員的頻繁會晤中，巴札爾甘的自由運動要求會見更高級別的美國官員，以鋪平在1906年憲法框架內“將目前獨裁政府轉變為一個更民主制度”的道路。所有這些跡象表明，溫和的立憲派也已經失去與政府達成和解的耐心，對國王政權日益絕望。

無奈之中，艾瑪米試圖向霍梅尼乞和。他宣布霍梅尼隨時可以返回伊朗，表示將派代表前往納杰夫，就時局問題與霍梅尼進行磋商。

艾瑪米的這一友好姿態遭到了霍梅尼的斷然拒絕。惱羞之下，艾瑪米使出對付霍梅尼的最后一招，照會伊拉克政府要么限制霍梅尼的煽動性言行，要么讓他離開伊拉克。與巴列維政權關系較為融洽的薩達姆·侯賽因政府立即采取行動，先將霍梅尼軟禁，隨后將其驅逐出境。

霍梅尼原先的目的地是科威特，但科威特拒絕他入境。最后在10月6日，他得到法國許可（事先征得國王同意）前往巴黎近郊的紐伏勒。伊朗政府本以為霍梅尼逃亡西方會大大削弱其活動和影響，并將使其反動思想暴露于全世界，事實恰恰相反。

在居住法國的114天期間，霍梅尼的神秘個性成為西方媒體的關注焦點，紐伏勒成為國王反對派的麥加，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伊朗人到此向他表示敬意。在一些主要助手——如美國伊斯蘭學生協會領導人之一雅茲迪，在法國的反國王積極分子巴尼薩德爾，在歐美煽動反國王活動的政治老手戈特布扎德及其他人的協助下，霍梅尼熟練地利用現代通訊條件，將其自由、獨立、民主的誘人福音傳向伊朗和世界其他地區。

隨著霍梅尼來到巴黎，隨著他得以自由進入西方媒體，他與國王之間開始了一場國際宣傳戰，最終，在這場戰爭中霍梅尼證明自己是一位戰術大師。

此時霍梅尼已經成為這場革命的象征，紐伏勒成為了革命的指揮中樞，伊朗的形勢已經無可挽回地改變了。在革命運動的這一階段，所有的反對派力量進一步走向聯合，既是因為艾瑪米政府未能分裂立憲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烏里瑪，更是由于反對派開始有了一個團結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霍梅尼。

當然，霍梅尼之所以能成為這場伊斯蘭革命的靈魂和象征，并非僅僅由于其阿亞圖拉的宗教身份，更是由于其長期反對巴列維王朝而毫不妥協的堅定立場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由于其在伊朗民眾中所享有的威望。

這一階段的美國對伊政策是矛盾的，反映了對伊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們的自我欺騙。長期支持巴列維的美國情報機構，在判斷伊朗革命形勢上行動遲緩，偏差頻出。

正如一位美國使館官員1978年2月在德黑蘭所言，顯示伊朗事態并非如美國所愿的跡象并不難看到，但“隨著日益增長的倔強，我們就是堅持不理踩這些信號”。因此，在一廂情愿和偏狹情報來源的基礎上，CIA于8月底斷定，“伊朗并未處于一場革命甚至前革命的形勢中”。同樣，國防情報機構(DIA)在9月預言，“國王有望在今后10年繼續保持有效權力”。當然，盡管有著這樣的情報缺陷和錯誤分析，但美國政府至少還是在盡力了解當時的形勢。美國大使館頻繁與自由運動和其他一些團體接觸，著名伊朗事務專家理查德·庫塔姆教授1978年8月在納杰夫拜訪了霍梅尼，他報告說，霍梅尼并不贊同在后國王時代由烏里瑪直接統治的思想。

“阿巴丹縱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處死國王”已成為示威的中心口號和民眾的心聲，推翻巴列維王朝的統治上升為革命的首要目標。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由于超越了以往各種世俗團體政治要求的狹隘界限，強調平等和民主的原則，因而代表了諸多不同社會群體的共同利益，適應了政治斗爭的客觀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對巴列維王朝的社會力量、進而實現廣泛政治聯合的嶄新理論工具。可以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被剝奪了權利的各個社會階層渴望參與政治進程、重建嶄新社會與國家的宣言。

通過1978年春夏兩季的街頭斗爭，各階層反國王斗爭日益高漲，宗教界由于進行了勇敢的斗爭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甚至可以說，它已作為反國王運動的中堅力量被推上歷史舞臺的前臺，問題是宗教界能不能成為反國王運動的公認領導者，能不能聯合各派組成默契的統一戰線。

后來的事實證明，宗教界擔當了領導者的責任，它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其他社會力量的承認，成為反國王統一戰線的核心。

1978年秋，巴列維國王仍然荒唐地堅持包括釋放政治犯和出版自由這樣一些措施在內的自由化政策以期安撫反對派，同時又實施軍事管制，但在任命軍政府之后卻拒絕批準大規模逮捕，這就暴露出了在危機處理方面的矛盾和混亂，其結果是致命的。

隨著審查制度的取消，各大報紙日復一日地刊登被釋放的政治犯所披露的關于薩瓦克嚴刑拷打的報道。這些恐怖的傳說加劇了伊朗民眾的道德義憤，同時國王處理危機所暴露出來的軟弱又鼓勵他們加入反國王陣營。

一個又一個群體按照霍梅尼所設定的節奏被煽動起來，加入罷工的行列：學校一開學，教師就第一個舉行罷課，造成大量學生得以自由上街游行。

不久，很多群體陸續加入罷工行列：私營部分的銀行職員和記者；大工廠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海關官員；國營伊朗航空、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和中央銀行的管理人員。

隨后，產業工人開始以自己的罷工行動加入革命行列。1978年9月22日，在阿瓦士的國營伊朗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員罷工；10月1日，胡澤斯坦萬名石油工人罷工。10月初有15個大型制造業與服務業企業因罷工而關門。

罷工工人提出增加工資、解散薩瓦克、停止實行戒嚴法等要求，他們的持續罷工導致了城市物資短缺，也使得許多政府機構癱瘓。到1978年底伊朗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

10月17日是“黑色星期五”40天大祭的日子，工人舉行兩天總罷工，并上街游行，發生了一些流血事件。至10月的第三周，幾乎所有的巴札、大學、高中、石油設施、銀行、政府部門、郵局、鐵路、報紙、海關、國內航線、電臺與電視臺、國營醫院、造紙廠與卷煙廠都舉行了罷工。響應霍梅尼的號召，石油工人從10月31日起舉行無限期罷工。

第二天，德黑蘭成千上萬的人上街游行，紀念霍梅尼被逐出國境14周年。

大規模的罷工，尤其是電力和作為國家經濟命脈的石油工業部門中所發生的罷工，給了巴列維政權以致命打擊。電力工人的罷工導致德黑蘭周期性斷電，不僅加劇了居民對當局的怨憤，更迫使許多工廠關閉并解雇工人，這就進一步壯大了罷工隊伍。石油工人罷工導致石油產業幾近癱瘓，沒有極其寶貴的石油收入，政府也就喪失了回旋的重要籌碼，而在寒冷的冬季缺乏燃油和供熱燃料，更令民眾對現狀感到絕望。

使得罷工得以持久的關鍵性因素，既是由于富裕的巴札商人和店主對罷工者的財政支持，也是因為霍梅尼頒布了一道法特瓦，允許烏里瑪將宗教什一稅的一半捐贈罷工者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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