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那個秋天,雨下得比往年都要陰冷。那時的我剛接手父親留下的裁縫鋪不久,店面開在鎮子老街的拐角,平時做些縫縫補補和街坊鄰居的常服。因為手藝算是得了父親的真傳,偶爾也會有人找我做“老衣”,也就是死人穿的壽衣。
做這種營生,行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定做老衣的人,一般都是家里有重病臥床的老人,家屬提前來備著,圖個“沖喜”或者有備無患。
那天傍晚,天色已經暗透了,外面的雨點子砸在青石板上,發出綿密又凄清的聲響。我已經準備拉下卷簾門打烊,門外卻突然顫巍巍地走進來一個人。
那是一個看起來六七十歲的大娘,身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大半個肩膀都被雨水澆透了。她沒有打傘,頭上頂著一塊不知道從哪撿來的破塑料布。她站在門口,沒有立刻進來,而是局促地在門外的門墊上蹭了又蹭自己那雙沾滿泥巴的膠鞋,生怕踩臟了我店里的水磨石地板。
“大娘,您做衣服還是改邊兒?今天晚了,您要是急,明天一早再來吧。”我放下手里的門鉤,看著她蒼白的臉色,心里莫名升起一絲異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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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放下頭頂的塑料布,露出一張極度消瘦的臉。她的眼窩深陷,顴骨高高突起,皮膚像是缺水的枯樹皮,泛著一種讓人不安的灰暗色澤。她沖我勉強擠出一個歉意的笑,聲音極低,像是被砂紙打磨過一樣沙啞:“小師傅,我想求你.......給我做一套‘走’的時候穿的衣裳。”
我愣住了,拿著門鉤的手僵在半空。空氣在這一刻仿佛凝固了,只有門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在回蕩。
“大娘,這老衣……通常都是兒女來給定做的,哪有您自己來張羅的?”我咽了口唾沫,試圖讓氣氛稍微緩和一些。
大娘搖了搖頭,步履蹣跚地走到柜臺前,從貼身的內兜里掏出一個用舊手絹層層包裹的布包。她用發抖的手指一層層解開,里面是一沓零碎的鈔票,有十塊的,五塊的,還有不少兩塊和幾毛的毛票。那些錢被疊得方方正正,卻帶著明顯的潮氣和一股淡淡的中藥味。
“我沒多少日子了,自己的事情,不想麻煩別人。”大娘把錢推到我面前,眼神中透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平靜和堅決,“小師傅,我打聽過了,鎮上就你家做衣服針腳最密。我這輩子怕冷,你給我做得嚴實點。還有……這衣服,必須得在兩天內趕出來,我怕我等不及了。”
兩天?自己來定做,而且還卡著這么緊的時間?我心里的懸念和不安像野草一樣瘋長。但我終究是個手藝人,沒有把上門的生意往外推的道理。
“行,大娘,您過來,我給您量量尺寸。”我拿出皮尺,繞過柜臺走向她。
當皮尺環繞住她的身體時,我心里猛地一酸。她太瘦了,隔著那層單薄的布褂子,我幾乎能摸到她骨頭的輪廓,簡直就是一副活著的骨架。而在量到她腹部的時候,我不小心觸碰到了一個堅硬如石頭的腫塊。大娘疼得倒吸了一口涼氣,身子劇烈地抖了一下,額頭上瞬間冒出了冷汗。
“大娘,您這是……”我驚愕地看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