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中產家庭騙了！法國收養黑人青年遭歧視，種族主義是根源

2026年3月19日，埃約布·布雷西與優素福·德里迪在巴黎貝爾維爾街區。七年過去了，但回憶起那一幕時，他的手仍不自覺地緊張擺動，說話變得急促，眼神里依然有恐懼與難以置信。仿佛事情發生在昨天，因為明天也可能重演。

優素福·德里迪從未想過，自己會在巴黎第十區的一條街上，突然被四名警察推到墻邊搜身，隨身物品被扔到地上，對方還粗暴追問他高中書包里裝了什么、為什么會出現在那條街上。

他沒想到自己會遭遇這樣的暴力。他說，這一切“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只因為他“看起來像個阿拉伯人”。那是2019年6月的一個周六下午，約16時。

那天，現年23歲的德里迪去祖父母家復習法國高中畢業會考。那時還是青少年的他形容自己，“只是一個和其他人沒什么兩樣的法國孩子，至少當時我一直這么看待自己”。

他是一個上層中產家庭的養子：母親是“白人”，從事古董買賣；父親是高級公務員，“也和我一樣有突尼斯血統”。一家人住在巴黎東北部多元族群聚居的貝爾維爾街區。

那天的遭遇讓他被迫面對自己的來源。他把那種現實沖擊形容為“創傷”和“斷裂點”。他說：“我意識到，不管我做什么，別人都會把我當作惹事的阿拉伯人。”

自那以后，德里迪一直在與“被收養者的矛盾感”纏斗。他說，那像是一種“二元對立”，把他推向一個“非常不舒服的社會夾縫”。

一邊是他長大的家，另一邊是他在外部世界要面對的一切。一邊是他主要在母親家族環境里長大，被“按白人的方式”社會化；另一邊則是他的外貌。

在這種撕扯之中，有一點在他看來很清楚：“種族主義仍深深扎根在社會里。”他反問：“那我該拿這些怎么辦？”

他希望和埃約布·布雷西一起，把這種“焦慮、恐懼、讓人精疲力竭”的現實轉化為更有意義的東西。25歲的布雷西與他背景相近。

布雷西說：“我是黑人。我被收養。我在科爾貝伊-埃松訥長大——那是巴黎以南的工人階級郊區——但我住的地方相對富裕、封閉，我們家住在一艘船屋上。我在一個白人家庭里長大，父母都是教師。”

德里迪與布雷西在2021年10月通過一位共同朋友認識。朋友來自巴黎第八大學圣但尼校區。兩人當時在貝爾維爾的一家咖啡館見面，彼此幾乎不了解，只知道都是政治學學生。

他們形容自己長期處在一種永久的警覺狀態中：在一個充滿偏見的社會里，他們對自身、也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都格外敏感。他們學會了隨時預判他人的目光，也學會了為此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

德里迪和布雷西說，自己在地鐵上從不坐在那些一看見他們上車就把包攥得更緊的乘客旁邊。“我們不想讓他們不舒服，不想嚇到他們。有時候我們真想告訴他們，我們不會搶包。”他們說。

夜里在人行道上如果和一名女性同向而行，他們會繞路，或放慢腳步。為了避免被警察盤查，德里迪不再穿運動套裝或破洞牛仔褲。在夜店里有人走過來問他是不是在賣大麻，他會假裝不介意。

布雷西則提到一次經歷：他在市政選舉第一輪擔任志愿計票工作人員時，一名男子對投票站站長——“一個白人男性”——說話，同時用下巴指了指布雷西：“嘿，他可真聽話。”現場沒有人作出反應。

兩人都說，自己已經被這些為了擺脫污名而形成的防御與應對機制“耗盡了”。又或者，有時會出現一種令人意外的反轉：他們反而去迎合污名。

比如布雷西在初中時“不是很擅長運動”，卻加入了橄欖球隊。后來他意識到，那是一個“黑人再男性化”的過程，他想借此符合“肌肉發達的黑人男性”這一刻板印象。

他還說：“我們會成為一種非常讓人不安的性化迷戀對象。別人賦予我們的所謂性能力，會帶來一些極其不加掩飾的問題。”德里迪補充說：“在親密關系里，我們成了越界的對象。”

2026年3月19日，埃約布·布雷西在巴黎。很長一段時間里，德里迪把自己當作“白人”，也沒有把日常那些看似“微小”的煩擾與自己的外貌聯系起來。

比如他和母親、表親一起購物時，幾乎總會在出口被保安檢查包。又比如在高中，他的成績“中等，但和朋友差不多”，卻只有他被學校建議轉入職業教育，而同學們則自動被分流到普通教育。

他說：“我父親不得不為我據理力爭，老師們才松口。”他還回憶，起初自己非常內疚，“不明白為什么我想進普通課程，需要這么多討論和談判”。

德里迪和布雷西說，自己已經能感到壓力與期待像重物一樣壓下來。其中一種壓力是必須在高等教育里成功。布雷西說，這是為了“永遠不要和‘愚蠢的黑人’這種刻板印象扯上關系”。他正在攻讀歷史與政治學的雙學位。

德里迪正在修讀“多樣性與歧視研究”碩士。他說，他們還會感到自己必須“成為所屬族群的合格代表”，仿佛反證刻板印象的責任就壓在他們肩上。但德里迪也說：“實際上，就算我們成功了，別人還是會把我們當作例外。”

除了社會層面的凝視，還有來自家人與朋友的期待。其中一種期待令他們覺得“難以承受”：別人要求他們“翻篇”、要求他們“放下”，不要“用種族偏見的濾鏡看一切”。布雷西說：“但一直把我們縮減成某種出身的，永遠是別人。”

他還表示，自己并不是“胡思亂想”，這一點是通過學習與閱讀確認的。他們認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是解決之道的一部分。這也是他們想做這檔播客的原因：讓人看到，盡管周圍的氛圍有毒——“我們對形勢非常悲觀”——他們仍在嘗試做點什么，發出警報，提供信息。德里迪說：“這里面最痛苦的，是我非常害怕自己實現不了職業目標，害怕大門會在我面前關上。而事實上，我可能對此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