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強 | 跨文化書寫的全球視野

筆落下去。墨在紙上洇開，像夜里的水，像記憶的邊緣。

這不是書法。書法是法度，是規矩，是千百年來無數人走過的路。而王紹強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從法度中溢出、在規矩邊緣徘徊的路。他把筆拿起來，不是要寫什么，而是要問什么。問筆與紙之間那個空隙，問墨跡干涸之前那一瞬的猶豫，問一個字被寫下又被涂改時留下的那道痕。

在當代藝術的版圖中，水墨藝術的當代轉換始終是一個充滿張力與可能性的領域。藝術家如何在尊重傳統媒介特性的同時，賦予其當代性的思想內涵?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使源自東方的藝術語言獲得跨文化的對話能力?這些問題構成了理解王紹強藝術實踐的關鍵坐標。

墨齋畫廊“厚土流光：王紹強的行察與通變”開幕對談現場

1969年出生于廣東、現工作生活于廣州的王紹強，其藝術道路并非一條簡單的形式探索之路。多年來，他深耕于東方哲學思想與自然觀的研究，致力于傳統文脈的當代轉換，在觀念與方法論層面不斷尋求突破。2026年在墨齋畫廊舉辦的個展“厚土流光：王紹強的行察與通變”，集中呈現了藝術家近年來在觀念書寫實踐及其跨文化詮釋路徑上的重要探索。展覽以五個單元逐步展開，從《孜孜千字》到《太極墻系列》，從對經典文本的重新書寫到對生態文明思想的跨文化詮釋，王紹強構建了一個既根植于東方傳統、又面向全球語境的藝術世界。

孜孜千字, 紙本水墨,182 x 98 cm x 6, 2023

然而，要真正理解王紹強的工作，我們需要首先面對一個根本性的概念區分：書法與書寫。正如墨齋創始人余國梁所言，“書寫藝術”與“書法”的區別至關重要。“書”指向的是文本內容，而“寫”強調的是過程。這一區分打開了理解王紹強實踐的關鍵入口——他的創作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書法作品，而是一種將書寫提升為詮釋學實踐的方法論探索。在這種實踐中，書寫同時關涉“作為命題的意義”與“作為身體之道的意義”，既是語言的形式，也是理解的路徑;既承載文本的意義生成，也構成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傳統之間得以相遇、轉譯與展開對話的媒介。

書寫，在漢語的經驗中，從來就不只是文字的記錄。從甲骨文的契刻到文人書法的筆墨流變，每一次落筆都是對天地之道的摹寫，每一次提按都是身心與宇宙的共振。然而，當書寫進入當代藝術的語境，它面臨著一場根本性的考驗：如何在不喪失東方精神根脈的前提下，獲得全球性的對話能力?如何在技術理性的時代，保持身體性的在場與理解的生成?

正如墨齋創始人、此次展覽策展人余國梁在策展文章中所指出的，王紹強的書寫藝術在當代書寫藝術的譜系中開辟了第三條道路——既不同于徐冰代表的“符號學轉向”，也不同于王冬齡體現的“現象學轉向”，而是走向一種“詮釋學轉向”。這種轉向使書寫藝術重新與西方語言觀念藝術建立連接，而這個連接點，就在于文本本身所承載的思想內容。

展覽現場

書寫作為詮釋學實踐

他年輕時候練過字。顏真卿，米芾，王羲之，傅山。那些名字像是遠方山脈的輪廓，遙遠而確定。他一遍遍地臨摹，讓筆鋒在紙上行走，尋找一種“感覺”。這感覺不只是手感，是身體與精神的連接，是手指與墨汁之間那道看不見的橋。

后來他畫畫。山水。那些山不是真的山，那些水不是真的水。它們是從古人那里借來的，又還回去的，是無數次描摹之后剩下的痕跡。他畫山的時候，心里想的是山之外的東西。想人與自然的關系，想“天人合一”這幾個字在今天的含義。這幾個字太舊了，舊得像一塊被磨平的石碑。但他還是想，想這舊詞里有沒有新的意思。

王紹強的書法修習與山水研習并非兩條平行的線索，而是相互滲透、相互支撐的整體。正如他在《語言即存在：書寫中的觀念緯度》一文中所言，書寫作為人類文明最古老的表達范式之一，其承載的意義早已超越符號傳遞的表層功能。在東方文化譜系中，書寫從甲骨文的契刻到文人書法的筆墨流變，線條的提按頓挫、枯濕濃淡始終是精神世界的直觀呈現。這一認識，為他后來將山水視為“視覺性的詮釋學實踐”奠定了基礎。

他轉向了書寫。不是書法，是書寫。這兩字之差，像是從一條河走到了另一條河。書法是技藝，是傳承;書寫是行為，是追問。他不再滿足于把字寫好看，他要把字寫“出來”——讓字從它原來的意義中走出來，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那里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他寫《孜孜千字》。一千個字，字字不同，像是給語言設下的陷阱。他不單寫中文，還寫英文。在宣紙上，兩種文字并置，像兩條河，各自流著，卻在某個不可見的地方交匯。這交匯處是什么?是翻譯的失敗，是意義的殘留，是語言永遠無法抵達的那個點。他把這些失敗和殘留寫在紙上，不是為了補救，而是為了呈現。

《孜孜千字》是王紹強一次方法論的轉向，展覽的第一單元“動一極靜靜極復動”以王紹強的《孜孜千字》作品開篇。這件作品標志著藝術家書寫實踐的標志性轉向：書寫在此不再只是形式的呈現，而被推進為一項圍繞經典文本、跨語言轉譯與理解生成所展開的工作。

《千字文》作為南北朝時期編纂的經典蒙學文本，其本身即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觀念與價值取向。然而，王紹強對這一文本的處理并非簡單的復述或再現。他不僅用中文書寫《千字文》，還通過翻譯將文本譯為英文進行書寫。這一看似簡單的語言轉換行為，實則包含著深刻的問題意識。

正如藝術家本人所述，這件作品的創作源于中國美術學院“文字的藝術”展覽的邀請。在創作過程中，王紹強意識到，僅寫《千字文》本身“沒有意思”，必須帶著問題去創作。這一問題意識與近代以來生產力的革命性變革密切相關。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計算機算法與數字疊加，再到當下的人工智能革命，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溝通方式與認知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下，王紹強開始思考：如何通過技術手段打破語言的屏障，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理解并對話?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王紹強將人工智能引入創作過程，通過AI進行文本的轉譯與訓練。他專門拍攝短片記錄這一過程，將《太極圖說》中的關鍵詞——速度、轉譯、語言傳播等問題帶入創作的核心。這種將當代技術手段與傳統書寫實踐相結合的嘗試，使《孜孜千字》超越了傳統書法作品的范疇，成為一種帶有明確問題意識的觀念性創作。

展覽現場

跨語言轉譯

這次展覽，他把《孜孜千字》和《太極圖說》放在一起。一個是一千個互不重復的字，一個是關于宇宙生成的圖式。他還在旁邊放了一段恩格斯的文字，一段黑格爾的文字，一段馬克思的文字，一段懷特海的文字。這些西方思想家的句子，被他用毛筆寫在紙上，與周敦頤的“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并置。

在王紹強的書寫實踐中，跨語言轉譯占據了核心位置。他不僅處理中文文本，還廣泛涉及英語、拉丁語、德語、俄語等多種語言。這種多語種的書寫實踐，并非簡單的語言能力展示，而是建立在對語言本質深刻理解基礎上的方法論選擇。

墨齋創始人、此次展覽策展人余國梁

余國梁在解讀王紹強的作品時指出：“對于中國文本來說我們有很多先前的這種資料來源，就像于四書五經，各種的佛經，像道德經，所有的這樣的文本。從這樣的文本當中，我們的責任是我們如何去理解它，以及讓這樣的文本的所帶來的思想如何對現當下的我們而產生意義。”王紹強的跨語言書寫，正是對這一“責任”的積極回應。

當我們觀看王紹強那些同時呈現中文、英文、拉丁文等多種語言書寫的作品時，我們實際上見證了文本意義在不同語言之間的流動、轉換與生成。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媒介，更是理解的載體。不同語言背后是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文化邏輯、不同的世界觀。王紹強通過將同一思想內容用多種語言書寫，使作品成為不同文化傳統相遇、對話、交融的場域。

正如展覽中所呈現的《太極墻系列》，中國的觀眾可能從太極圖中找到周敦頤《太極圖說》的思想脈絡，而西方觀眾則可能通過拉丁文文本找到進入作品的通道。這種雙向的通道，為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也在差異中開啟了真正的對話。

這不是比較，不是“東”與“西”的較量。這是對話。是讓不同時代、不同語言的思想者坐在同一張桌前，各自說著自己的話。他們不一定互相理解，但他們在聽。在聽的過程中，某種東西生成了。這東西不在任何一個人的話里，它在話語的間隙里，在翻譯的誤差里，在理解的錯位里。

展覽現場

書寫與閱讀的根本差異

展覽的第二單元“語言世界理解”呈現了王紹強的《整體包含部分部分包含整體》《質覺》《過度生產》等作品。這些作品關乎如何理解文本這一核心主題。在走廊和休憩區中，王紹強以語言為線索，展開一場關于理解何以成為可能的哲學追問。

質覺 紙本水墨 42 x 45 cm 2025

在這一單元的解讀中，余國梁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區分：閱讀與書寫。他問道：“你看一本書，你看書跟你寫這個書寫這個文本有什么區別?”答案在于：“我們在讀書它還是一個吸收的過程，寫是一個消化跟輸出的過程，它其實是有點一進一出的過程。所以你再讀一個文本，總歸是在文本當中得到知識和得到一些信息，書寫是你消化過以后該怎么表達，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創作的過程。”

王紹強對此有更為深入的闡述：“當我們看書的時候，我們是在閱讀作者的想法。但當我們真正寫的時候，我們用整個身體以及自己的體會去寫下這些文本的時候，我們實際上變成了創作者，我們是重新轉述一些我們理解到的這樣的思想來匯聚到我們的筆尖。”

這段論述揭示了書寫作為一種理解方式的獨特性。閱讀是被動的接受，書寫則是主動的創造。在書寫過程中，文本不再是外在的、客觀的存在，而是被身體化的、內化的經驗。書寫者的每一次運筆、每一次停頓、每一次修改，都是對文本意義的重新詮釋與創造。

王紹強呈現了大量看似日常的書寫練習。這些練習所使用的紙張，帶有“斑駁的歲月的感覺”，書寫的內容從大字到小字，從中文到外文，形態各異。這些作品在傳統展覽語境中可能被視為“草稿”或“準備”，但在王紹強的實踐中，它們恰恰構成了理解的核心。

這些日常書寫記錄了藝術家對文本的持續消化與內化過程。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有一個完整的文本，文本的出處被記錄下來，成為藝術家對文本系統積累與創作重視的體現。正如余國梁所言，這個房間呈現的是王紹強“如何準備他的這些文本，他的這些理解的過程”。

在這些書寫中，我們能夠看到藝術家對傳統書法資源的吸收與轉化。王紹強談到自己的書法學習經歷：“上學的時候，書法是一個必修課，所以又練像顏體、顏真卿，但我自己比較喜歡像米芾的書法，充滿了靈性。”他欣賞米芾書法中“瘦長的那種流暢”和“一定的概括性”。這種對傳統書法的訓練，為他后來的書寫實踐提供了手感與用筆的基礎。

然而，王紹強的日常書寫并非僅僅是傳統書法訓練的延續。他在書寫中融入了更自由的創作狀態，包括中英文的混合書寫。這種書寫既是緩解焦慮的方式，也是對文本進行理解與內化的過程。在“特別繁雜的社會里面能夠聽一下音樂跟寫字”，對他而言是“非常好的療愈”。這種將書寫與生活融為一體的態度，使書寫成為一種存在方式，而不僅僅是藝術創作的手段。

展覽現場

AI技術革命時代的藝術回應

他用AI。這聽起來不像一個水墨畫家做的事。但他用了。他訓練了一個助手，幫他翻譯，幫他查找資料，幫他梳理不同思想家的脈絡。然后他把這些AI生成的文本再寫一遍，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筆，自己的身體。

AI沒有身體。它不會累，不會猶豫，不會在寫到一半時停下來發呆。王紹強會。他的字里有這些停頓，有這些猶豫，有這些只有身體才能留下的痕跡。AI給出的是答案，他寫下的是問題。AI追求的是準確，他留下的是準確之外的余韻。

他管這叫“驗證”。通過書寫，驗證AI的結論。但他的驗證不是檢查對錯，是讓那些冰冷的文字重新獲得體溫。這體溫來自他的手，他的呼吸，他多年臨帖積累下來的肌肉記憶。這是機器無法復制的東西，也是技術時代藝術最后的堅守。

詩，紙本水墨，150 x 150 cm, 2024

和光同塵，紙本水墨，123 x 125 cm ，2022

王紹強將人工智能引入創作過程，是其藝術實踐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在“語言世界理解”單元中，他通過精選文本片段，揭示東西方對“語言-世界-理解”關系的根本差異與潛在共鳴。而AI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研究工具的角色。

王紹強坦言：“這就是現在人類通過AI在打破語言屏障地方的技術革命，我們可以通過提問訓練AI，我可以把一句話翻譯成很多不同國家、民族的語言，可以讓我們從不同領域形成溝通的渠道。”對藝術家而言，如何應對、迎接、回應AI技術革命的到來，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通過藝術的實踐參與這次技術革命，意味著不僅要利用AI提供的便利，更要正視AI帶來的挑戰。

AI固然能夠處理大量文本、實現快速翻譯，但也存在“幻覺和混亂編造的部分”。王紹強指出，如何處理AI生成出來的文本，如何驗證其真實性，成為新的挑戰。而書寫在這里扮演了獨特的角色——通過書寫帶動全身，體現對文本的理解，從而驗證AI的結論。這種將身體性的書寫實踐與AI技術相結合的方式，既是對技術局限的清醒認知，也是對技術可能性的創造性利用。

在這個過程中，文本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王紹強并非被動接受AI生成的文本，而是主動選擇需要處理的文本，通過書寫進行理解與驗證。藝術家作為選擇文本的人，其選擇本身就體現了他對問題的思考與領會。

展覽現場

從文本理解到觀念生成

王紹強通過書寫實現的內化過程，最終導向觀念的生成。展覽的第三單元“生生之道”集中體現了這一維度。在此單元中，王紹強圍繞當代“生態文明”的討論，展開了一場跨文化的詮釋性書寫實踐。

從《易經》“生生之謂易”所提示的生成性視野，到現代生態思想對整體關聯與生命系統的持續強調，相關文本在轉譯、提煉與再書寫中彼此照映，逐漸形成新的聯系，也不斷打開新的理解層次。王紹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20世紀以來生態思想轉向的持續關注：從蘇聯的生態思想到馬克思的自然觀，從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到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生態智慧，這些不同路徑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生態文明的基礎，不能僅僅被理解為技術層面的管理，更關乎對生命本身的認同、對價值尺度的重新理解，以及對人如何安置自身與世界關系的再次思考。

在這一框架中，書寫從文本的復述轉向一種觀念性的詮釋行為。通過并置、轉譯與重寫，不同傳統中的觀念在作品中重新進入對話，原本分散于不同歷史語境中的思想資源也因此獲得新的連接方式。“生態文明”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展開為一場跨越時空的哲學討論，在差異中尋找共生，在多元中思考共在。

余國梁在解讀這一單元時指出，王紹強選擇文本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研究。這些文本的背后站著的是文本作者的思想，而這些思想背后又是整個文化對問題的認知。因此，當我們將不同文化、不同時代關于同一主題的文本并置呈現時，我們實際上在見證思想的跨文化流動與交融。王紹強能夠從簡短的文本中意識到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特性，這正是他通過書寫逐漸“變成一個專家的過程”。

整體包含部分 部分包含整體，布上繪畫，359 x 300 cm,2025

天地之大德曰生,紙本水墨,68.5 x 47 cm ,2026

書寫中的禪宗智慧

展覽的第四單元“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將目光轉向20世紀以來西方先鋒藝術實踐中回蕩的深層思想線索：那些關于直覺、沉默、日常與存在的理解，如何在跨文化的流動中被重新激活，并進入現當代藝術對語言、行動與感知方式的持續反思之中。

在這一單元中，王紹強關注《維摩詰經》《六祖壇經》《心經》以及《道德經》等文本，將它們作為關于沉默、空性、日常與存在方式的哲學資源，重新帶入觀看之中。在他看來，現代藝術對于現成物的調動、對偶然性的接納，以及對觀眾參與的開放，都使藝術重新貼近日常，并在平凡之中打開人與世界之間更為細微而深刻的關聯。

和光同塵 II,紙本水墨,125 x 125 cm, 2022

宇宙秩序,紙本水墨,150 x 103 cm, 2024

這一單元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揭示了王紹強書寫實踐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先鋒藝術之間的深層聯系。正如余國梁所指出的，那個時期的藝術繁榮，其思想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禪宗和道家思想。從觀念藝術、偶發藝術到大地藝術，這些新的藝術形式的背后，都可以追溯到東方哲學的影響。

王紹強通過對《道德經》《心經》等文本的書寫，實際上在重新激活這一思想脈絡。他在作品中挑選不同的文本，從中吸取營養，并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表達形式。有趣的是，當你看他的作品時，有時難以分辨哪一段文字出自佛經，哪一段是當代藝術家的文本——這正是內化的力量。當思想被真正內化后，它不再以標簽的形式存在，而是成為表達本身。

在這一單元中，書寫與沉默之間的關系成為值得深究的問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這一《道德經》中的命題，揭示了知識與言說之間的悖論。真正的知者不言，因為語言無法窮盡真理;而言說者不知，因為一旦言說，便已偏離真理。王紹強通過書寫這一身體性的實踐，試圖在言說與沉默之間尋找平衡。書寫是言說，但書寫過程中的停頓、留白、修改，又是沉默的體現。在書寫中，言說與沉默同時在場，共同構成理解的可能。

展覽現場

山水與幾何的交匯

展覽的第五單元“非線性流變”，王紹強回到其山水創作的原初路徑，并將山水視為一種視覺性的詮釋實踐。在此，山水成為重新思考“自然”如何被感知、組織與理解的方式。通過筆墨、結構與空間的展開，藝術家進一步追問“天人合一”這一傳統命題在當代語境中的意義。

展覽現場

這一單元的獨特之處在于，王紹強將其藝術語言中的點、線等元素引入對幾何問題的思考，并在與拓撲學及歐幾里得幾何的關聯中展開，使書寫、造境與空間意識在同一脈絡中彼此牽引，共同指向對自然、秩序及其生成關系的持續追問。

余國梁在解讀《山水幾何》作品時指出，那些用線段勾勒出來的形態，既包含希臘幾何學、邏輯學的思想，也包含啟蒙運動以來笛卡爾、牛頓發展出的理解世界的體系。與此同時，王紹強的山水又“飽含悲喜”，包含中國傳統對自然的形式理解。兩種系統在這里交匯——中國傳統系統與西方邏輯系統——并非簡單的并置，而是相互融合，共同構成對世界的理解。

萬物生生, 紙本水墨,70 x 62 cm, 2024

流形之維數為一拓撲不變量,紙本水墨,90 x 96 cm, 2025

展覽外的雕塑作品《天工·七合》延續了這一思考。《尚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易·系辭》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都指向一種創造觀：人并非立于天地之外發號施令，而是在萬物之中承擔生成、成務與回應的責任。這件作品中的每一塊石頭都來源于黃河，每個石頭都有其地理坐標——經緯度是在整個全球系統中找到石頭位置的坐標。這一細節極具象征意義：西方系統提供了定位自然的方法，而中國的思想則將自然視為活的整體。在西方的視野中，這可能只是一個物件;但在中國的思想中，“不只是人類是造物者自然的創造，讓每個東西都是一個活物”。

通過這樣的作品，王紹強展現了東西方思想交匯的可能性。山水不再是傳統的山水，而是“新中國的山水”——融合了兩種系統的理解，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

全球詮釋學實踐的當代意義

書寫作為方法:縱觀王紹強的藝術實踐，最核心的貢獻在于他將書寫提升為一種方法論。在這種方法中，書寫不再是技巧層面的操作，而成為理解世界、詮釋文本、生成意義的方式。

王紹強通過書寫實現了對經典的重新激活。在他的筆下，《千字文》《太極圖說》《道德經》《心經》等經典文本不再是博物館中的展品，而是活的思想資源。通過跨語言轉譯、通過與當代技術手段的結合、通過與不同文化傳統的對話，這些經典在當代語境中重新獲得了現實性。

同時，書寫也成為王紹強處理跨文化問題的核心方法。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理解并對話?王紹強的回答是：通過書寫。書寫使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文本并置、交融、對話，在差異中尋找共鳴，在多元中思考共在。

藝術家作為詮釋者:在王紹強的實踐中，藝術家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藝術家不再是形式的創造者，而成為文本的詮釋者、思想的對話者、文化的橋梁。

王紹強將自己定位為“研究者的身份”。他的創作始于對文本的選擇，繼而是對文本的理解，最后是通過書寫進行的再創造。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是藝術家，也是研究者、翻譯者、思想者。他面對的不只是畫布和筆墨，而是整個人類思想的歷史。

這種定位使王紹強的藝術具有了超越藝術本身的意義。他的作品不僅是視覺的呈現，更是思想的載體;不僅關乎審美，更關乎理解;不僅面向藝術界，更面向整個人類社會對意義與價值的追問。

走向全球對話:“厚土流光：王紹強的行察與通變”展覽的學術延伸，包括一系列聚焦“當代書寫”與“跨文化詮釋學”的主題演講與學術研討會。這些活動旨在搭建一個跨越學科與語言邊界的開放思想場域，圍繞文本翻譯、生態思想的當代詮釋，以及書寫行為的具身性等核心議題展開多維對談。

這些安排表明，王紹強的實踐不僅是個人藝術的探索，更是對一種新的藝術范式的建構。在這種范式中，書寫成為全球詮釋學實踐的可能——它不是某種特定文化的專屬，而是所有文化都可以參與、都可以對話的場域。

正如余國梁所言，王紹強的作品“不是在一個國際的語境之下另辟蹊徑的提出一種新的可能性，把古今各種文本糅合在一起，作為一種全新的闡釋和探索。”這種創新在當代藝術中“其實是很少見的”。它不僅濃縮了藝術家多年的創作與探索，更生發出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的創新”。

展覽現場

語言的形成線索

王紹強個人繪畫語言的形成，可以梳理出幾條清晰的線索：

第一條線索是傳統書法的訓練。他早年學習顏真卿、米芾等傳統書法大家的作品，培養了扎實的筆墨功底。這種訓練不僅使他掌握了書寫的基本技法，更重要的是使他理解了書寫作為一種身體性實踐的意義。

第二條線索是對山水傳統的深入研究。他多年來專注于東方哲學思想與自然觀的深入研究，關注傳統文脈的當代轉換，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山水語言。

第三條線索是對跨文化思想的探索。他廣泛汲取東西方哲學、生態思想與歷史文獻資源，從《易經》《莊子》等東方經典，到來自不同文明傳統的重要思想文本，不斷拓展自己的思想視野。

第四條線索是技術手段的創造性運用。他前瞻性地將人工智能引入研究過程之中，發展出一種面向全球語境的語言觀念藝術實踐。這種對技術的開放態度，使他的創作具有了當代性。

展覽現場

結語：“厚土流光”厚土是傳統，是根基，是那些沉甸甸的東西。流光是當下，是變化，是那些抓不住的東西。王紹強站在兩者之間，一只腳在厚土里，一只手在流光中。他寫字，字就落在厚土上，但字里的意思是流動的，流到別的地方去，流到別的人心里去。

藝術家王紹強寫那些古老的文本，是想讓它們重新活過來。不是復活，是重生。是讓它們在今天的語境里找到新的意思。他寫那些外來的文本，是想讓它們在這里生根。不是移植，是嫁接。是讓它們在這里長出新的枝葉。

這需要時間。也許一個展覽的時間不夠，也許一輩子的時間都不夠。但他做了。在筆墨與紙張之間，在身體與理解之間，在古老與現代之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他找到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不大，但夠他站很久。

筆落下去。墨在紙上洇開，像夜里的水，像記憶的邊緣。

這不是結束，是開始。

文/裴剛來源：雅昌藝術）

畫家簡介

王紹強，號后山，現為廣東美術館館長，文博研究員二級崗位，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文化領軍人才，現工作生活于廣州。

王紹強專注于東方哲學思想與自然觀的深入研究，關注中華傳統文脈的當代轉換，不斷在觀念與方法論層面尋找突破。基于對中西方藝術發展的理解，對當下藝術生態的觀察，致力于古今中西共通的他將當代思維方式與創作視野介入傳統文化情境的重構中。對中國水墨、紙本材料的尊重與諳熟讓他將個體情懷投入藝術創作，從而形成獨到的視覺邏輯、當代視野及藝術緯度。其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廣東美術館、湖北美術館、浙江美術館、山東美術館、關山月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亞洲藝術中心、何香凝美術館、33當代藝術中心等藝術機構及重要私人藏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