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每天只睡4小時的中國人，走了

2026年3月27日，一位八十七歲的老人走了。

消息傳來，我心里咯噔一下。李昌鈺，這個名字對于喜歡刑偵故事的人來說，太熟悉了。可今天我不打算跟你講那些神乎其神的破案故事，我想跟你聊聊這個人。

李昌鈺1938年出生在江蘇如皋。六歲那年，父親在從上海去臺灣的船上遇難，留下他母親一個人拉扯十三個孩子。家里窮得叮當響，他高中畢業(yè)時本來能考更好的學校，但他選了臺灣中央警官學院。為什么？因為警官學院不收學費，還給津貼。

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就已經懂得替家里分擔了。

在臺灣當了幾年警察之后，1965年，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去美國。他身上揣著五十美元，帶著新婚的妻子，漂洋過海。

到了紐約，他不會說幾句英語，兜里那點錢交了該交的，就剩五十塊。怎么辦？打工。白天在紐約大學的醫(yī)療中心做化驗員，晚上去中餐館端盤子，然后還要上英文補習班，周末還要去給有錢人家修草坪、教中國功夫。

他每天只睡四個小時。

有人勸他慢慢來，他不聽。他的想法很簡單：快點干完這件事，好去干下一件事。這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道理，但能做到的人，太少。

1968年，他拿到學士學位；1974年，拿到碩士學位；1975年，拿到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從學士到博士，前后七年。在美國，一般人十年都未必走得下來。

后來有人問他成功的秘訣，他說了一段話，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上天很公平，不管你是達官顯貴還是凡夫俗子，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時。成功的關鍵，在于你是否善用這二十四小時。”他算過一筆賬：每天少睡兩個小時，吃喝只用個把小時，省下來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一年就能比別人多做兩年的工作。

這話聽著像心靈雞湯，但人家是真這么干了一輩子。

1979年，他接手康涅狄格州警察局的實驗室。說是實驗室，其實就是一間男廁所改的，里面就一臺舊顯微鏡。手下那些人呢？都是受了工傷沒法在外巡邏的老弱病殘，扔到這里等退休的。有做文書鑒定的眼睛不好，有聲紋鑒定的耳朵有毛病，還有個做血液檢驗的，一看見血就哆嗦。

換一般人，可能就撂挑子了。李昌鈺不，他一個一個重新安排——眼睛不好的去做聲紋，耳朵有毛病的去做文書，那個見血就哆嗦的，他硬是花了幾個月時間給他做心理訓練，最后也能正常工作了。

這些當年的“老弱殘兵”，后來都成了業(yè)內知名的鑒識專家。

那些年他參與調查的案件超過八千件，全世界拿的榮譽獎項有八百多個。美國最有影響的二十五件案子，他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就有十四件。

辛普森殺妻案大家都聽說過吧？當時警方在現(xiàn)場提取到辛普森的血跡，所有人都覺得這是鐵證。可李昌鈺一檢驗，發(fā)現(xiàn)那血跡里含有防腐劑——這就不對了，人血里怎么可能有防腐劑？他這一句話，把整個案子翻了過來。

還有肯尼迪家族那個案子。一個女孩子指控肯尼迪·史密斯強奸她，說是在草坪上被撲倒的。李昌鈺去了現(xiàn)場，拿出一塊手帕，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然后跟法庭說：如果真在草地上掙扎過，衣服上應該有草跡和泥土，可這姑娘的衣服干干凈凈。微量物質轉移定律說明，他們沒有在草地上待過。

法庭上檢察官刁難他：“你檢驗的時候為什么不用內褲，用手帕？”李昌鈺不慌不忙地說：“我們通常只帶手帕在口袋里，不帶女人的內褲。”全場哄堂大笑。

這人聰明，但更難得的是有骨頭。

2001年美國經濟不好，他所在的部門要裁掉十三個人。他去找州長商量，能不能不裁？交換條件是——他把自己十五萬的年薪降成一美元。就這樣，他成了美國警界唯一的“一美元高官”。

記者問他為什么，他說：“一個人要有道德標準，不能為了錢出賣人格。”

他入了美國國籍，但從沒忘記自己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他說過一句話：“我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我們華人的形象，許多年輕一代的亞裔都以我為榜樣，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更不能讓中國人丟臉。”

這話說得重，他做得也重。

每年回國講學，他都免費。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給他頒過“友誼獎”，國家領導人接見過他。他說退休后想回中國，像楊振寧那樣葉落歸根。

有資料里提到一件事，挺有意思的。他每次回國講學，初次見面，都會給在場的人送一枚他在康涅狄格州警政廳的胸徽，編號3867。他總愛開玩笑說：“你們到了康州警政廳，別上這個，那里的美國警察都會馬上立正給你敬禮。因為他們一看到這標記，就知道你們是我的朋友啦！”

這老頭，一輩子就這么仗義。

李昌鈺有一幅字掛在家里，四個字——“至誠信義”。有人說這就是他的人生哲學，我覺得是。他這一輩子，對得起“至誠”二字，對得起“信義”二字。

他走了，八十七歲。按說也是高壽了，可人就是這樣，越是了不起的人走了，越是覺得不舍。

今天寫這篇東西，不想講什么大道理。我只是覺得，一個人活到這個份上，活得這么精彩，這么坦蕩，這么有骨氣，咱們應該記住他。

李昌鈺，江蘇如皋人，享年八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