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也看不下去了，美國要審判馬杜羅，卻不讓委內瑞拉為其請律師

2026年1月3日，美軍特種部隊突襲加拉加斯一處住所，把63歲的尼古拉斯·馬杜羅以及69歲的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帶走，并且空運至紐約。

3月，兩人在布魯克林被羈押等待審判，并到曼哈頓出席聽證會。檢方針對他們提出四項重罪指控，核心包括“毒品恐怖主義陰謀”等，兩人當庭明確表示不認罪。

辯方提出，委內瑞拉公共資金原本可以拿來支付辯護費用，但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讓相關資金無法動用，結果就是被告無法選擇并聘請自己想要的律師團隊。

辯方借助的依據是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刑事被告享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而且這項權利在美國并不以國籍或身份為前提，即便是外國人，甚至是美國政治上極不認可的人，也應當得到同等的程序保障。

檢方的說法同樣直接，制裁本來就是合法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手段，尤其特朗普第一任期把對委內瑞拉的制裁“擰緊”，理由涉及腐敗以及破壞民主制度，并且美國還認定其2018年連任存在舞弊。

檢方進一步強調，美國自2019年以來就不承認馬杜羅是合法總統，那么現在要求美國放行“委內瑞拉國家資金”用于其個人刑事辯護，本身就存在邏輯沖突。檢方給出的替代方案是沒錢就選用公設辯護人，法院可以進行指定。

聽證會現場對比強烈，被告穿著統一囚服坐在席位上；檢方不斷把論述落到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辯方則把重點放在憲法權利是否能落地。

他還提出幾乎帶有定調意味的觀點：在這里所涉及的權利當中，凌駕于其他權利之上的，是獲得憲法律師幫助的權利。

但這類“權利優先”的表述落到現實層面，會立刻撞上三道難題。第一道是行政權邊界，法官追問檢方：法院能不能要求財政部調整制裁，讓委內瑞拉政府可以支付訴訟費用？

檢方的回應很強硬，外交政策屬于行政部門權限，法院無權指揮財政部如何執行制裁。

第二道是政治現實，較早時候，特朗普還對媒體表示將對馬杜羅提出更多訴訟，但未披露細節，這使案件明顯不只在法庭運行，也會被政治風向牽動。

第三道是可操作性，即便法官同意第六修正案權利應被優先保障，錢如何解凍、通過何種路徑支付、付到誰手里才不觸發制裁違規，這些都需要具體機制，而不是一句“權利更重要”就能自動解決。

辯方也把壓力反向推到法庭，曾代理阿桑奇的律師波拉克公開表示：如果法官不撤案、委內瑞拉又無法支付律師費，他可能選擇退出。

這更像在說明職業邏輯，這種高度政治化、周期長、成本高的聯邦刑事案件，如果缺乏穩定資金來源，頂級辯護團隊很難長期維持運轉。權利層面強調“應當有辯護”，而現實層面要面對“費用怎么持續覆蓋”，兩者往往不會自然一致。

這起案件把美國法治中一種“結構性沖突”擺在臺面，一方面，美國希望向外界展示“即便審理敵對人物也依靠程序與憲法”，以體現制度正當性；另一方面，美國又把制裁當作外交工具，而制裁的目的往往就是讓對手承受壓力、增加談判籌碼。

當這種壓力延伸到刑事訴訟中的辯護資源時，法庭還能否持續確保對抗式訴訟的平衡與公平，就會受到質疑。

若被告只能依靠公設辯護人，而對面是資源充足的聯邦檢察體系，即便流程合規，也容易引發公眾對“結果是否早被結構決定”的懷疑。

公開記錄顯示，這類案件進入實質審判并成功定罪的案例有限，甚至曾出現因證人可信度問題而被推翻的定罪。于是，辯護資源的多少不再只是“體驗差異”，而可能成為左右案件走向的重要變量。

馬杜羅被捕后，委內瑞拉由前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擔任臨時總統，加拉加斯與華盛頓的關系據稱有所緩和。

但紐約仍在推進對前總統的審前程序；制裁雖有松動，卻依然卡住律師費渠道；法官強調憲法權利，檢方強調行政權邊界。

多組矛盾疊在一起，反而提示外界美國內部也在摸索“如何處理一個被其長期定義為非法的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新腳本，而司法系統被推到臺前承受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