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期間陜西小軍閥張飛生，曾密謀救援蔣介石的真實經過

1936年冬天的西安，天色暗得很早。城里人只聽說“局勢有變”，卻不知道，在離省政府不遠的一處小院里，幾個軍官正低聲爭論，要不要“拼一把，把委員長搶出來”。坐在炕邊的一位老軍人沉默許久，只是悶聲說了一句：“這一步走錯了，咱這一輩子就全交代在這兒了?！边@個人，就是早已被邊緣化的陜西小軍閥——張飛生。

很多人只記得他在西安事變中曾參與密謀營救蔣介石，卻不知道，他這一生幾乎把晚清、北洋、軍閥混戰、國共對峙、抗戰前夜所有重要的節點都踩了個遍。跌宕起伏，最后卻收場極其凄涼。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在各方勢力之間反復搖擺、擅長見風使舵的地方武裝頭目，到了晚年，卻被內心的仇恨和家務慘劇拖入精神失常的深淵?；仡^看他的一生，既是陜西地方軍閥命運的縮影，也是民國軍人群體中相當典型的一類人物范本。

一、鄉下娃挨打摔瓦罐，從私塾跳進軍校

張飛生，原名張鴻遠，1884年出生在陜西旬陽一個普通農民家。張家世代務農，靠種地吃飯，沒有什么顯赫家世。家里重視讀書，小時候他被送去私塾，成績還算不錯，但因為實在供不起學費，只讀了幾年就被迫退學。

命運的拐點來得很偶然。那天，他給在地里干活的四哥送飯，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用來裝飯的瓦罐碎了一地。四哥氣急之下，掄起巴掌一陣猛打，還罵出一句極損的話：“你這命，將來討飯都討不上門！”這話扎在一個少年心里，刺激非常大。

被罵得灰頭土臉的張鴻遠，當天夜里就賭氣離家出走。鄉下娃一旦負氣離家，往往沒有好結果，但他比較幸運，同鄉鄉紳李夢彪知道這孩子腦子靈活，又識幾個字，就提議讓他去試試報考陜西陸軍小學。這在當時，是底層少年改變命運難得的一個門路。

在私塾練出來的那點文化，真正派上了用場。他順利通過了陸軍小學的考試，算是擠進了軍界這條路。陸軍小學畢業后，因成績不錯，又被保送去了當時號稱“全國第一軍?！钡谋６戃娝俪蓪W堂。能進保定，對一個貧苦農家子弟來說，無疑是一張進入軍界上層的通行證。

在保定速成學堂畢業后，他被派回陜西新軍擔任基層軍官。1900年代末到1910年代初，新軍在各地屬于“新鮮事物”，有文化、會一點新式戰法的軍官，往往更受上級重視。不得不說，張鴻遠這一段起步算是相當順暢，只是他自己可能也沒預料到，將來會變成一個在亂世里翻滾幾十年的“雜牌軍頭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陜西新軍起義，他也站在了起義一邊。起義戰斗中，他因膽子大、敢沖鋒，一路從連、營干到營長，又擔任南路游擊司令。戰場上反復立功，讓他在部隊里有了“飛將”的綽號，從此改名“張飛生”，帶有幾分自我包裝的意味。

不過，民國剛成立那幾年，看似風頭正勁的起義軍將領，后來很多都在北洋體系里被擠壓。因為張飛生的出身還是“革命軍”，在講究舊關系、老門路的北洋軍圈子里，升遷速度明顯慢下來，他也只能在二三線位置上晃蕩，心里多少有些憋屈。

二、投靠陳樹藩，借戰亂大撈錢

局面在1916年出現變化。這一年，皖系將領陳樹藩被任命為陜西督軍。他是土生土長的陜西人，一進西安就急著擴充個人勢力。對陳樹藩來說，既要防外省軍閥染指陜西，又要對付本地的各路武裝，手中缺的是可靠的地方軍官。

張飛生，既是同鄉，又有實戰經歷，很快被拉到身邊重用。1918年，陜西出現了以“靖國軍”為名的革命武裝，響應孫中山的號召，舉旗討伐陳樹藩，發動了陜西護法戰爭。這一下，陜西又陷入新一輪內戰。

在這場混戰中，張飛生負責西安守城。靖國軍屢攻不下，陳樹藩鞏固了督軍位置，對他頗為欣賞。守城告一段落后，張飛生被任命為“陜西陸軍第1混成團團長”，算是有了名義上的正規編制。

此后，在北洋政府暗中支持下，陳樹藩分兵三路追擊靖國軍的殘部，準備一舉肅清陜西境內的革命勢力。張飛生率一路，從興平、武功方向推進，先后擊敗葉荼、郭堅、盧占魁等靖國軍將領。戰場上連連得手，讓他在軍中威望更上一層。

1919年4月，靖國軍節節敗退，不得不向陳樹藩求和。趁著對方氣數已盡，張飛生又兵鋒直指乾縣，將其占據。戰后，陳樹藩索性把乾縣劃為他的“勢力范圍”，軍權之外，又給了他一塊可以自行支配的地盤。

從這時起，他的路子就越來越偏向地方軍閥那一套。張飛生利用手中兵權，在乾縣搜刮錢財，逼捐、攤派樣樣不落。攢下的錢，拿去在關中買田地，據說在關中一帶購得二千石稞租，在老家旬陽又置八百石稞租田地。粗算下來，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這些地產按照兄弟五人分了個遍。四哥當年罵他“討飯都討不上門”，如今拿到手的，卻是實實在在的莊稼地。他嘴上雖然仍要挖苦一句：“兄弟沒出息，就掙了這么點?！毙睦锲鋵嵑芮宄且活D打、一句狠話，的確把自己從農家少年逼成了軍界“飛將”。

有了錢，生活方式自然也大變樣。他在西安、安康、漢中各置一處宅院，還娶了三個姨太太，每個姨太太負責看管一處房產。老家旬陽境內的各鎮集上，他又開設“鴻祥泰”雜貨鋪，做起連鎖買賣。這種“上有兵權，下有地產，中間還有商業”的架構，在當時的地方軍閥中，是典型的“半軍人半地主”模式。

不過，他的這種風光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1921年，直皖戰爭爆發，北洋內部各派火拼，陜西也被卷了進去。陳樹藩和靖國軍余部再次交戰，張飛生的部隊被擴編為“陜西陸軍第1混成旅”，在淳化、三水一帶作戰。

戰爭還沒打出結果，北洋政府突然換了口氣。那年5月，北京方面宣布撤銷陳樹藩的督軍職務，并派出兩個師加一個混成旅的正規軍入陜接管局勢。陳樹藩心里明白，形勢已去，一度想調集部隊強撐一下，卻發現身邊人心已散。

張飛生仔細一看，命令是從北京直接下來的，知道陳樹藩大勢已去，便沒有跟著南逃，而是干脆辭官回旬陽，過起了讀書、作畫、養傷的閑散生活。在軍閥混戰年代，這種退一步保全家業的做法，其實并不少見。他心里很清楚，風向不對時，硬扛只有死路一條。

三、追隨楊虎城，安綏軍崛起又被“敲掉牙齒”

1926年，劉鎮華率“鎮嵩軍”十萬大軍反攻陜西，企圖重建自己的勢力。張飛生看風聲有點不妙，又動了重出江湖的念頭。他接受了劉鎮華授予的“討賊聯軍陜甘軍師長”委任狀，打算借機重新掌握兵權。

不過，局面又一次迅速反轉。馮玉祥的國民軍自北向南，迅速攻破劉鎮華的防線，“鎮嵩軍”土崩瓦解。形勢瞬息萬變，張飛生也只能暫時隱在民間，收起名片，不再露頭。

真正讓他重新擁有一支像樣武裝的是“中原大戰”。1930年，蔣介石聯手閻錫山，與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爆發內戰。張飛生敏銳地判斷，蔣介石贏面更大。于是他主動通過蔣方武漢行營，提出可以在陜西組建一支地方武裝，在馮玉祥后方制造壓力。

蔣方面很需要這種地方力量牽制馮系在西北的勢力，很快給他發了一紙“陜西討逆第二路司令”的委任狀。有了“討逆司令”這塊牌子，加上老資格的軍界名聲，他開始在陜西南部一帶狂收雜牌武裝。

孫鶴年的綠林隊、韓子芳的地方武裝、沈璽亭的“陜南人民自衛軍”、陳定安的川邊游擊隊、魯秦俠的陜鄂邊防隊……零零總總加起來一萬多人。各路人馬背景復雜，有土匪、有保安隊、有地方自衛軍，戰斗力參差不齊，但在當時的陜南，已經是一股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

同年9月，楊虎城回到陜西，只帶了一個師，卻逐漸掌控了省內軍政大權。張飛生看得很清楚，想在陜西繼續站住腳，必須和楊虎城搞好關系。很快，他前往拜會楊虎城，表面上表示“愿意聽從節制”，實際則是為自己的地方武裝尋求“合法外殼”。

楊虎城也需要有人替自己穩住陜南局勢，便順水推舟，任命張飛生為“安康區綏靖司令”，張部被稱為“安綏軍”。從那一刻起，他算是正式掛在楊虎城麾下，但雙方之間，是利用多、信任少。

安綏軍成立后的首要任務，是清除馮玉祥舊部在安康一帶殘留的勢力。其中最大的對手，是自封“安康警備司令”的王光宗。安綏軍一開始沒有重武器，幾次強攻安康城都吃了虧，損失不少人馬，場面很難看。

到1931年9月，楊虎城終于給他借來了兩門山炮。安綏軍炮彈一發，砸中王光宗的司令部，打得對方驚魂未定。王光宗自知守不住，連夜棄城出逃。安康城內的回民社群，為了保住清真寺，紛紛出面送禮“求炮口高抬貴手”。張飛生借此又大撈一筆。

占領安康后，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視地方為自家“提款機”，壓榨無度。紳商若稍有阻撓，輕則破產，重則丟命。對楊虎城來說，這些做法雖然不光彩，但在當時的軍閥環境里也算常態，他沒有太多干涉，只要求張部完成軍事任務。

不久，楊虎城將安綏軍改編為“陜西警備二旅”，下轄第4、5、6團及一個補充團，分別由沈璽亭、韓子芳、魯秦俠、孫鶴年等人擔任團長。原先的幾個地方武裝頭目，搖身一變成了“正規部隊團長”，但底子仍是原來的那一套。

比較特殊的是陳定安。此人曾四次攻打安康城，和當地不少人結下血仇。楊虎城為了穩定局勢，默認張飛生處理他。張飛生設“鴻門宴”，在酒席上將陳定安悄悄逮捕，隨即秘密槍決。陜南一帶長久以來的恩怨，就這樣通過軍閥式的清洗被粗暴了結。

1932年10月，紅三軍主力從洪湖蘇區撤出，路經安康附近。城內突然出現支持紅軍的標語，連警備二旅的兵站也被人縱火。張飛生大為震怒，下令大搜捕，認為部隊內部滲入了共產黨人。不過這一輪抓捕幾乎抓不到什么人，鬧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問題是，他的直覺并沒有錯。地下黨員袁作舟早已以“炮兵營連長”身份潛伏在警備二旅。1934年2月，趁張飛生外出“剿匪”，袁作舟率一個連在安康發動起義。只可惜力量對比懸殊，被補充團迅速鎮壓，七十人左右的起義隊伍，陣亡四十余人，血灑城頭。

到了1934年底，形勢又發生新的變化。吳煥先、徐海東率紅二十五軍三千余人進入陜南，試圖在這一帶站穩腳跟。楊虎城調集三個警備旅堵截，警備二旅由張飛生親自率領，出動第4、第6團共兩千八百多人，與紅軍周旋。

1935年3月10日，警備二旅追擊紅二十五軍至華陽鎮石塔寺一帶，在陌生的山地地形上步步緊逼。沒想到，紅軍早已布下埋伏，一陣猛烈火力傾瀉下來，警備二旅當場死傷二百余人，被俘四百余人。第6團團長魯秦俠被俘后設法偽裝成傷員，趁亂逃脫。

張飛生本人也在這場戰斗中受傷，手臂中彈。他倒在尸堆里，索性就地裝死，用血抹滿臉和身上，一整天一動不動，硬是熬過紅軍搜查。等紅軍撤離戰場，他才爬出尸堆，算是從鬼門關走了一遭。這一幕，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旁人很難想象，一個曾經呼風喚雨的地方軍頭，會狼狽至此。

戰后，張飛生調來第5團，揚言要“報此血仇”，但局勢已經不由他自己決定。楊虎城對警備二旅的戰斗力失望透頂，借著這次失利，決定動手削弱這支部隊。他把警備二旅調往商州、藍田駐防，遠離陜西南部老巢，之后又把他們調回西安駐扎。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巧妙拆牙”的做法。讓這支原本在陜南有地盤、有關系的武裝離開熟悉區域，變成普通守備部隊，等于是把它從地方勢力變為“可隨時調換”的正規編制。等到1936年秋天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干脆將張飛生升任“中將參議”，這個“升”表面好看，實則徹底剝奪兵權。

進退維谷之下，張飛生又一次選擇遠離權力中心，回旬陽休養。只是這一次，他不再是意氣風發的軍校高材生，而是被幾次大起大落磨得身心俱疲的老軍人。

四、卷入西安事變密謀，晚年家門不寧

1936年12月12日，震動全國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剿共”，聯合抗日。西北一帶的形勢，一夜之間高度緊張。

當時，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大部分都在前線布防，留守西安城的主力其實只有警備二旅。此時這支部隊的旅長，已經換成了楊虎城信任的孔從洲。名義上，警備二旅仍舊隸屬于楊虎城，但內部人事已經完全換血，張飛生早就沒有直接掌控權。

南京方面很快意識到，想營救蔣介石，就必須爭取西安城內的武裝。軍政部長何應欽經過打聽，得知張飛生雖然退居邊緣，卻在警備二旅舊部中還有一定人脈，于是派人秘密赴旬陽，與他接觸，希望他回頭出面策動警備二旅倒戈。

與此同時，警備二旅內部也有人對楊虎城心懷不滿。第4團團長沈璽亭、第5團團長唐德楹，兩人都曾在張飛生手下任職，自覺功勞不小，卻覺得受重用不夠。在西安事變爆發后的混亂局勢中，他們萌生了一個危險念頭：如果能“救出委員長”，自家前途說不定重新打開一扇門。

在這種背景下，張飛生與南京方面的人，再加上沈璽亭、唐德楹，很快形成一個小圈子里的秘密計劃。有人打了個比方：“如果救不出來，就干脆——”話沒說完，大家心照不宣，有人低聲接了一句：“與其留在別人手里，不如成全在咱弟兄手上。”意思很明顯：營救不成，就暗殺蔣介石。

12月14日，沈璽亭和唐德楹各自帶出一隊士兵，以“加強巡邏”的名義，在蔣介石被關押的省綏靖公署周圍來回查看，重點摸清崗哨位置、道路布局，為下一步行動收集情報。按他們的設想，一旦機會成熟，便用自己掌握的部隊突然發難，營救或射殺蔣介石。

然而他們并不知道，楊虎城和張學良同樣擔心有人打蔣介石的主意。經過反復商量，兩人決定先一步行動，將蔣介石悄悄轉移到高桂滋公館，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搶走”。等沈、唐等人準備實施計劃時，發現目標已經不在原地，這一番密謀就此落空。

隨著中共中央代表和周邊各路勢力介入，西安事變最終在談判中得到和平解決。紅軍主力也在事變后陸續進入關中地區，準備配合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應對可能出現的討伐行動。形勢越發復雜，任何輕舉妄動都可能被視為“破壞大局”。

在這種高壓氣氛下，張飛生和沈璽亭、唐德楹只好收起營救計劃，靜觀變化。等到蔣介石返回南京，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勢力開始瓦解，警備二旅的出路也走到了關口。

不少十七路軍部隊選擇投向中央軍體系，沈璽亭、唐德楹也率警備二旅接受改編，編為“獨立第十九旅”，沈任旅長。編制雖然保住了，但蔣介石對這批“西安出身”的軍官始終心存疑慮，不敢重用。沒過多久，沈被調往軍政部任閑職，獨立第十九旅在全面抗戰爆發后被裁撤，官兵補入新編第166師，警備二旅這個番號，也在紛雜的戰爭中徹底消失。

張飛生在西安事變后，一度回旬陽賦閑。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飛機多次轟炸陜西城鎮。他的正妻閻氏在一次空襲中被炸身亡，這對他打擊很大。他對身邊的人說：“要是還有一口氣在，就不能讓老婆白死?！背鲇谶@種樸素的報仇心理，他開始籌劃組織地方抗日力量。

當時西安城內有不少知識分子、退役軍人自發組織抗日團體，張飛生聯絡其中一些人，以舊部關系為基礎，搭起了“陜西抗日義勇軍”的架子。就軍事素養而言，他組織一支民間武裝不算難，只是年紀已經不小，又有舊傷在身，體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在部隊中堅持了一段時間，不得不提前退下來。

抗戰后期，他仍試圖通過從政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憑借舊日聲望，在地方政務機構中擔任一些職務，甚至被推舉為縣參議會會長。但因為戰爭年代落下的傷病越來越重，他時常不能正常出席會議，有名無實的狀態愈發明顯。

身體的痛苦加上政治上的失意，讓這個一生起落不斷的老軍人，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精神狀態也漸漸出現問題。在家中，他常常因為一點小事大發雷霆，甚至動手毆打家人。家人和舊部都能明顯感到，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在戰場上冷靜指揮的“飛將”，情緒隨時可能失控。

最讓人不寒而栗的一件事，是發生在他的家庭內部。大姨太所生的女兒張北華，與人自由戀愛，被他視為“敗壞家風”。在他的觀念里，女子婚姻應該聽從家長安排，“擅自做主”就是對家族權威的挑戰。某一天，夫妻爭吵升級，他在盛怒之下，竟然親手將女兒槍殺在自家門前，這件事情在鄉里傳開后，引起極大震動。

女兒慘死，大姨太幾乎崩潰，每日以淚洗面，與他在家中不斷爭吵、哭喊。連著兩件重擊，很快把張飛生本就脆弱的精神徹底擊垮。他開始出現明顯的神志失常表現，時而狂怒，時而自語，親人不得不把他長期關在屋內，防止其再次傷人。

1947年1月的某個夜晚，旬陽的冬天格外冷。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張飛生，在一種近乎孤寂的環境中安靜死去，終年六十三歲。這個年紀，對當時不少歷經戰火的軍人來說，不算太短，只是他再也沒有機會找回當年叱咤風云的“飛將”身影。

回看張飛生的一生，從鄉下少年到軍校高材生，從起義軍將領到北洋軍團長，從地方軍閥到失勢老軍人，他幾乎抓住了每一次時代的縫隙，也踩中了每一次時代的陷阱。既敢在戰場上拼命，又善于在政治風向中自保，卻終究沒能跳出那個亂世軍閥“成也兵權、敗也兵權”的宿命。

他曾在護法戰爭中為上峰立功，在安康搜刮民脂，在陜南山地里被紅軍打得丟盔棄甲，也曾在西安事變的迷霧中，謀劃一場未遂的營救行動。到頭來，戰爭帶給他的，不是一個完整的功名，而是滿身傷病、家庭悲劇以及慢慢失去理智的晚景。

很多地方軍閥都如此：起身于戰亂，興盛于戰亂，最后也毀在戰亂后留下的身心創傷和難以排解的怨氣里。張飛生，只是在這一類人之中，留下了一些更為鮮明、更為極端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