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高考陳寅恪出奇聯：為何對孫行者最佳下聯不是祖沖之？

1932年夏天的北平，天氣悶熱。考場里，一群剛滿十八九歲的青年埋頭疾書，窗外知了叫得正歡。就在這年，清華大學的一道國文考題，悄悄流傳開去，后來居然一路傳到了民間酒館、書肆茶樓。這道題只三個字，卻難倒了無數自詡“讀過四書五經”的人——上聯：孫行者。

許多年后，人們記住了這個上聯，也記住了最常被提起的那個答案：“祖沖之”。但有意思的是，當年那場考試里，拿到滿分的，卻不止“祖沖之”一個說法。出題人陳寅恪心中，還有另一個更讓他拍案稱絕的答案。這背后，牽出了清華、北大、燕京三所名校的故事，也牽出了幾位日后在中國學術、科學領域舉足輕重的人物。

要理清這樁公案，先得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時的高等學府格局，與今天人們想象的有些不同。

一、燕京、北大與清華：三種氣質的名校

很多人提起“燕京大學”，腦子里立刻就浮現出北大的影子，好像它就是北大的前身。電視劇《亮劍》里，趙剛也是“燕京大學肄業”，這一設定更讓不少觀眾誤以為兩校本就一體。可要是把時間撥回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這樣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

燕京大學成立于1919年，是英美教會大學合并而來。首任校長司徒雷登，是個在中國生活多年、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人。燕京校園建在北京西郊的海淀一帶，靠近頤和園、圓明園一帶湖山，環境清雅，帶著明顯的教會學校氣息，重視英文、神學和西方人文傳統。

北京大學的出身則全然不同。它前身是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由戊戌變法時期創立。1912年改名國立北京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北大承接的是清末新政以來的近代學堂傳統，講的是“新學”，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之一。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在這里辦刊演講，掀起了五四風雷。氣質上，北大更像是各種思想激烈碰撞的陣地。

清華的起點則更特殊。它起初是“游美肄業館”，用的是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所設的留美預備學校。1909年開始籌辦，1911年正式成立，后改名為清華學校，1928年才正式成為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早期重理工與留學預科，校園管理偏西式，課程設置也更偏重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但文科也并不弱，反而因為師資雄厚，漸漸聚起一批國學大家。

之所以后世常把燕京與北大混在一起，是因為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燕京大學被裁撤。它的文科力量大都并入北大，部分理科并入清華、工科并入其他學校。燕京原來的校舍，也主要歸了北大。于是到了后來的年代，人們走進北大校園，看到未名湖、博雅塔，自然而然就把許多舊燕京的回憶，加在了北大頭上。

當年那位在清華考場上對出“胡適之”的少年，后來同時拿到了北大、清華、燕京的錄取通知書，最后卻轉身投向北大中文系。正是因為在那時的眼光里，論國學氛圍，論古典文獻底子，“京師大學堂”改名后的北京大學，仍舊有一種別家比不了的積淀。

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32年的清華入學考試，被賦予了某種“文、理兼備”的意味。陳寅恪這位既通中學，又深知西學的國學大師，被邀請出題，也就順理成章。

二、三字上聯：從作文題到“絕對”佳話

1932年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國文科目的出題頗有講究。當時的考生后來不少都成了學界名流，他們回憶那場考試時，都提到過兩道題。

一道是命題作文，題目叫《夢游清華園記》。這題一看便知，與政治、時局無關，重在考察考生的文字駕馭能力。有學生就老老實實寫成一篇游記，有的則另辟蹊徑，用古賦體來寫。后來名震寰宇的錢偉長，當年就是在這道作文題上，顯出驚人天賦。

錢偉長生于1912年，那年參加清華考試時年僅二十歲。他把《夢游清華園記》寫成《夢游清華園賦》，開頭幾段氣勢很足。文中有這么幾句：“余觀夫世人之所求，多止于財色權名。方其少年時，豈無暢游清華園之夢乎？”話說得直白，卻有一種凌厲的清醒。后文又寫：“智者善恒其志，愚者善易其志。”這類句子，用古文的殼，裝進去的卻是近代青年的焦慮與自警。閱卷老師當然看得出，這不是普通的八股式作文。

這篇文章后來成為錢偉長被多所名校爭搶的重要依據。那一年，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等，都向他遞出了入學通知。他最終選了清華，從而走上物理學與力學之路，在新中國成立后主持力學、工程教育，其影響不必贅述。

但在很多國學愛好者心里，更津津樂道的，卻是那年陳寅恪出的另一道題——“孫行者”。

對聯這種東西，在過去的科考中十分常見。自科舉時代起，八股之外，多半還要考一考應試者的對偶、聲律、典故掌握情況。三字上聯，看似簡單，實際上暗藏玄機。陳寅恪偏偏只寫“孫行者”三個字，沒有任何上下文限制，更顯得意味悠長。

考生拿到這道題時，大概都先是一怔，緊接著腦子里“嗡”的一下蹦出《西游記》。于是有的大筆一揮：“祖沖之”。也有人以為這三字不過是隨便舉了個唐僧徒弟，于是對了“豬八戒”“沙和尚”之類，甚至還真有人寫了這些答案。由此也可見那時《西游記》在青年中傳播之廣，未必比現在差到哪里去。

從后來流傳出來的閱卷標準看，“祖沖之”確實是當年的參考答案。這一對，算是干凈、工整、簡潔：孫對祖，行對沖，者對之，三字皆對，平仄基本也能說得過去。再加上“孫行者”一看就是猴王法號，“祖沖之”名列古代科學家的巔峰，所以這對聯很快就在坊間被奉為“絕對”。

錢偉長當年就對了“祖沖之”。在形式上，這個答案無可挑剔，也完全配得上滿分，起碼從一位理工科天才的審美角度來看，這樣的對法，準確、簡潔、不拖泥帶水，很符合他的性格。

不過，清華那場考試上，偏偏還出現了一個“異數”，讓這道看似標準的對聯，突然多出另一個版本，甚至在出題人陳寅恪那里，幾乎可以與“標準答案”平起平坐。這個答案就是——“胡適之”。

三、“祖沖之”與“胡適之”：標準與新意

在同時參加清華考試的一眾考生當中，有位少年后來同樣名滿學林。這人叫周祖謨，1914年生，參加考試時十八歲。此后他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等領域都取得了極高成就，是近現代漢學界重要人物之一。

周祖謨在回憶那場考試時提到，拿到“孫行者”這個上聯，他起初和許多人一樣，也先想到“祖沖之”。結構對得整齊，典故也算穩妥，可以說是一眼就能過關的答案。但他轉念又想，這樣太容易落入俗套。三個字對三個字，如果只停留在“孫對祖”“行對沖”“者對之”的層面，那就只是工穩而已，還談不上妙。

于是他換了個方向，寫下了“胡適之”三個字。

這個答案，傳到陳寅恪眼里，卻讓這位一向嚴苛的國學大家眼睛一亮。有傳聞說，當陳寅恪看到“胡適之”時，忍不住拍案稱道：“對得好，而且寓意頗深！”這評價，在那個年代，從陳寅恪口里說出，可不輕。

陳寅恪的看法，主要有兩層。

一層是表面的文字游戲。“孫行者”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詼諧意味，它源自“行者”身份，又帶著出家法號的味道。“孫”在古音里與“猢猻”的“猻”頗為接近，而“胡適之”的“胡”，可以聯想到“猢猻”的“猢”。“胡”“孫”二字若連起來，暗含“猢猻”之意，恰好與“孫行者”的猴王形象在字義上扣合起來。陳寅恪的解釋里，就有“‘胡’對‘孫’，猢猻也”的機鋒。表面看是姓氏相對，實則是詼諧取義。

另一層則是思想與性格上的暗喻。孫行者是誰？《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敢于抗爭，敢于破壞既有秩序，最后才被壓在五行山下，又有機緣翻身成佛。胡適之又是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他正是白話文運動的旗手之一，提倡“文學改良”，鼓吹“我手寫我口”，反對八股陳腐，主張以淺白之文字寫新思想。

在當時的傳統學界眼中，這種做法可謂“異端”。大量習慣于之乎者也、講究駢儷辭藻的舊式學人，對胡適的文字改革極不買賬。有人批評白話文粗俗，有人譏笑白話詩不成體統。輿論場上，攻擊胡適的文章、言論不斷。可以說，在舊文化的圍墻里，胡適的確扮演了一個“鬧天宮”的角色。

這樣的形象，和孫悟空很容易對應起來：一邊是手持金箍棒、翻江倒海的齊天大圣，一邊是拿著筆桿子，在報刊上寫白話文、呼吁啟蒙的新文化旗手。兩人都曾是不被主流接受的攪局者，都一度遭受猛烈攻擊，卻又都在歷史長河里留下無法抹去的痕跡。

在這一層意義上，“孫行者”對“胡適之”，便有了極強的象征意味。上聯人物出自古典神魔小說，下聯人物則是當時正活躍的現代知識分子；一古一今，一虛一實，卻在精神氣質上暗自相通。這種對法，比起單純講究字面工整的“祖沖之”，的確要更深一層。

當然，從工整角度講，“祖沖之”并不遜色。“祖”“孫”輩分相對，“沖”“行”皆有運動之意，“之”“者”字性互對，也符合對仗規矩。而且“祖沖之”作為南北朝時期的大數學家，以圓周率推算精確著稱，這種嚴謹、精確的科學精神，與對聯本身講究平仄格律的嚴密要求也隱隱有些契合。

所以在當年的閱卷標準里，“祖沖之”作為“標準答案”，得滿分無可厚非。“胡適之”則在標準之外，構成了一個“出奇制勝”的例外。這兩種答案，一種代表著工穩、規范，一種代表著新意、機敏。在一個強調國學功底，又開始接納新文化的年代，這種并存本身，就很有意味。

周祖謨后來回憶，當時考后并不知道自己這“胡適之”究竟得了多少分。直到成績放榜，三校同錄，他才從老師、同學的閑談里，隱約知道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興趣。陳寅恪甚至專門約見過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若來清華，各系任擇。”這句話背后，是對他國文功底的肯定，更是對他那一絲“不肯隨大流”的機靈的賞識。

周祖謨卻婉言謝絕。他的理由很簡單：北大中文系更符合自己的志趣。當時北大中文系云集不少學者，國學氛圍濃厚，對經典文獻研究投入甚深。在一個準備一頭扎進文字、音韻與訓詁世界的年輕人眼里，這樣的環境顯然最合胃口。

可以說，在1932年的那間考場里，圍繞“孫行者”的這場對聯游戲，側面展現了當年的學界格局：有重理工的清華，有重人文的北大，有兼具中西的燕京；有走實證科學道路的錢偉長，有苦鉆文字之學的周祖謨；有守著國學根基出題的陳寅恪，有被當作“新文化鬧將”的胡適。這些人在那年夏天，在一副三字對聯中，暗中發生了一次交匯。

四、對聯之外：從科舉傳統到文人趣味

說到對聯，很多人想到的是廟堂、牌匾上的嚴肅對句，其實在歷史上，它既是嚴肅的考試內容，也是文人日常玩笑的重要部分。考場里有“對子”，酒桌上也有“對子”。

清代的紀曉嵐，就是對聯高手中的一位。他在朋友間酒酣耳熱之時，常拿街上鋪號招牌取樂。比如北京有家老二酉堂，是書店，他就對出“大六壬館”，暗指算命攤；“經蒙并授”，是學堂的招牌，他對出“糟倒俱全”，變成客店；藥鋪的“干濕腳氣四斤丸”，對成了“偏正頭痛一字散”；還有“自制川廣云貴生熟地道藥材”之類長聯，竟然還能對出“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上用的是同仁堂的招牌，下對的則是榮寶齋的看板。這樣的對法，既押平仄，又講名實，滿是機智與俏皮。

到了近現代，許多名人的姓名，也常被拿來當作對聯材料。比如“聞一多”，就能對“錢三強”；“張恨水”，有人對成“戴愛蓮”；“穆鐵柱”，可以對“陳金剛”；乃至“韓擒虎”對“李攀龍”，“俞通海”對“殷開山”，這些組合，既講究聲律，也借助戲謔意味，讀來頗為有趣。

“孫行者”“祖沖之”“胡適之”這幾個名字被放在同一對聯中，實際上也正是這種趣味的一種延續。只不過，陳寅恪出這題，絕不是在考“幽默感”，而是要看考生對字音、字義、典故、人名的整體掌握。三字上聯，考出的卻是整套“讀書識人”的底子。

更值得留意的一點，是這類對聯題在考試中的位置。

在科舉時代，對對子是常常出現的題目，有的難到連進士出身的名士都要皺眉。到了民國，雖然八股已經廢除，但諸如清華、北大這樣重視中文基礎的學府，仍舊習慣通過對聯、仿古文等方式，來篩選有扎實文字功夫的學生。《夢游清華園記》的作文題，加上“孫行者”的上聯題，看似輕松，實則嚴苛。既要寫得一手上乘古文，又要妙對三字人名，這對于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是不小的挑戰。

錢偉長在作文里能寫出嚴厲批判“畏難而退”的句子，周祖謨在對聯里敢放棄標準答案，另取“胡適之”，這些不只是文字技術上的問題，也反映了他們在青年時期的精神面貌。在戰亂未起之前的1932年，他們還不曾預料到此后十多年中國將經受的風雨，但在這年夏天，那些筆下文字與對仗之中，已經隱約露出各自的人生方向。

從清華考場，視線再拉遠一點，會發現中國近代考試制度的一條連續線索：從科舉的八股與對子，到民國大學的文言作文與對聯，再到后來的新式高考，考查形式不斷變化，但對語言表達與思維能力的重視，始終沒有斷掉。只是到了后來的年代，對聯這類題在正式考試中漸漸淡出，人們更多是在興趣場合才會提起。

有時候，老一輩讀書人聊起這些舊題目，會忍不住感慨。當年為了對出一副上聯，在油燈下翻工具書、查韻書，甚至拿人名、地名作文章，反復推敲一個平仄。現在再看，似乎不過是三五字的游戲，然而在那個時代，這種游戲本身，就是訓練心性與記憶的一種方式。

至于那個被許多人津津樂道的上聯——“煙鎖池塘柳”，也曾引出不少下聯版本。有讀者曾對出“炮鎮海城樓”，看上去五行俱全，意象也算壯闊，但較真一點，平仄與意境總覺得差了半分火候。煙鎖池塘，是靜景，是朦朧；炮鎮城樓，是戰景，是殺伐。二者放在一起，用作趣對可以，若要當作工整佳聯，多多少少顯得有些不搭。

這也正好映照了“孫行者”那道題的妙處：同樣是對名字，看似只要三字對三字就行了，但要兼顧音義、典故、氣質，多想半步，立刻就分出高下。錢偉長的“祖沖之”，扎實、端正，不出任何差錯；周祖謨的“胡適之”，則在端正之外，再添一層含笑的鋒利。兩個回答各有姿態，拼在一起看，反倒真像一副對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