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掃蕩時的極端殘酷行為，記者揭露了他們的十大血腥罪行

1943年夏天的一個黃昏，洞庭湖畔的水面還在泛著微光。湖南南縣廠窖鎮外的大堤上，幾位逃難幸存的老百姓蜷縮在蘆葦堆中，眼神呆滯。有個年紀較大的老人忽然開口：“那天河水都是紅的。”說完便再也不肯多講一句。多年之后，人們回憶起這句話，才慢慢拼接出廠窖大屠殺那三天三夜的慘狀。

那一年，是1943年。太平洋戰場上，日本已經節節吃緊，中途島戰役失利后，侵華日軍的日子也并不好過。兵力緊張，補給吃緊，戰線過長，日軍便將怒火撒在了中國的老百姓身上。所謂“掃蕩”“清鄉”，在很多地方都演變成赤裸裸的大屠殺。湖南益陽縣（今益陽市）南縣廠窖鎮，就是最典型的一處。

關于這場屠殺，人們能夠看到較為完整記載，離不開一個人。他叫王長生，是當時《陣中報》的一名記者。戰火紛飛的年代，他隨軍輾轉各地，卻在廠窖親眼看到了日軍的殘暴行徑。事后，他用顫抖的手，記錄下了“日軍十大罪行”，字字血淚，讀來令人不寒而栗。

有意思的是，王長生的記載，并沒有多少夸張的筆墨，全都是冷冰冰的事實，時間地點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冷靜，讓這份記錄的分量更重，更難以回避。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集結了數千兵力，由益陽一線向南縣廠窖一帶撲來。表面理由是“清剿游擊隊”，實際針對的，卻是沒有還手之力的普通鄉民。那幾天，廠窖及其附近的瓦連堤、玉成垸、汀合洲、茅草街等地，先后成為屠殺場。后來整理資料時，當地老人常說一句話：“只要是人多的地方，日本兵都沒打算留活口。”

在王長生的筆下，“十宗罪”的排序，其實并不是簡單羅列，而是隱隱帶著邏輯。從砍頭、放火，到糟蹋婦女、劫掠財物，幾乎涵蓋了日軍在廠窖做過的一切惡事。換個角度看，這十宗罪，也是這場屠殺的“全過程”。從日軍踏進廠窖那一刻，每一步都踩著血。

有必要，沿著時間線，把那幾天發生的事，重新理一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洞庭湖水正漲。附近的村民不少都在忙農事，還有一部分人依舊抱著一絲僥幸心理，覺得戰火多在遠處，廠窖不過是個鎮子，沒那么重要。直到有難民跑來喊：“日本兵往這邊來了！”很多人還半信半疑。等到遠處傳來槍炮聲，還有日軍馬蹄聲，恐慌才真正蔓延開。

就在這樣的慌亂中，一支支日軍小隊分散撲向周圍幾個垸、圩、洲。那種帶著訓練痕跡的殘忍，很快顯露出來。

一、日本兵的“練膽”與砍頭游戲

在玉成垸，很多老人晚年說起那天，只記得柳樹下的一排血跡。日軍進入村子后，把抓到的三十多名百姓，全都捆在樹上。這些人，大多是老弱婦孺，有人甚至連狀況都沒弄清楚，就被推搡著綁好。

日軍中一些軍曹和老兵，把這當成“新兵訓練”。年輕的士兵手里攥著東洋刀，一臉緊張。軍曹在一旁呵斥：“輪到你了，砍！”新兵畏畏縮縮，刀掄下去，有時砍不干凈，血立刻噴了出來。軍曹就再上前補刀。誰的刀快，砍得利落，誰就被表揚“有出息”。

這些細節，不是道聽途說，而是被幸存者反復講起。砍頭在他們的記憶里，已經不是殺人那么簡單，更像是一種“表演”。日本軍曹逼著新兵一個接一個來，似乎要把恐懼磨成麻木，把人命當成練膽的工具。這種在武士道思想裹挾之下形成的冷酷，很難用普通人的邏輯理解。

等到這一輪“練習”結束，柳樹下的人頭滾了一地，血流滿地，卻沒有一個人能喊出聲來。吼叫的只有那些興奮的日本兵。

二、火光中的村莊與被撕碎的身體

殺人只是開始，火焰很快跟上。廠窖附近的瓦連堤，是一個不算大的村子，卻擠著上百戶人家。日本兵沖進村時，有的人躲在屋角，有的人帶著小孩子往田里跑，還有的干脆還沒意識到危險。日軍進到村民畢成舉的屋里，抓到了一家三口，小兩口抱著剛滿兩歲的孩子，驚得滿臉慘白，說不上話。

這家人后來怎么死的，當地人記得很清楚。日本兵把他們押回屋里，在門口澆上煤油，一把火點起，火勢很快從茅草屋頂燒開。被困在里面的一家三口幾乎沒有逃生的機會。等大火燒過，只剩幾具燒得分不清面目的焦尸。

瓦連堤原有百戶左右，等日軍離開，真正還能住人的房子只剩二十多家。大隊里另一個自然村成全大隊，四十七戶人家，燒掉四十四戶，一共一百多間房屋化為灰燼。田地還在，房梁沒了，人也不見了，這種空落落的荒涼，很多年都沒緩過來。

在另一頭，日軍開始玩弄更殘酷的手段。汪宏奎，六十多歲的老人，耳朵有些背。日本兵抓住他，想問話，他沒聽清，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鬼子見問不出東西，立刻翻臉。先是拳打腳踢，把人打倒在地，又抄起刺刀，割掉舌頭，接著砍掉下顎。血從嘴里涌出來，老人連慘叫都發不出，便倒在地上一動不動。

還有患肺病的彭連山，被抓住時走路慢了一點，就被拖到禾場上。日軍沒有為難的耐心，幾下刺刀下去，把人身上割成數塊，再把殘肢扔進魚塘。這種肆意臠割的暴行，在王長生的記錄里，只用寥寥幾句帶過，卻足以讓人腦中浮現當時情景。

三、對生命的褻瀆：剖腹、取膽與沸水

在廠窖屠殺中，最容易讓人心里發冷的，往往不是單純的殺戮，而是那種帶著試驗意味的折磨。比如剖腹。

農民賈運生被抓時，還抱著一線希望，心想“只要不殺我就行”。可當日軍動手時，他爆發出求生本能，一陣反抗，竟然打傷了一個日本兵。這在當時幾乎等于給自己判了死刑。憤怒的鬼子掄起刺刀，從他的耳朵刺入，來回攪動。人沒有馬上斷氣，慘叫聲拖得很長。接著，幾刀下去，剖開肚子，把腸胃弄得一地狼藉。賈運生整個人在地上翻滾，又慢慢停下，直到徹底沒了動靜。

更讓人難以下咽的是，對孕婦下手。任德保的母親懷著身孕，被日軍盯上。幾個鬼子想要施暴，女人抓起家里的一把鐮刀死命揮舞，阻住他們靠近。那一刻，如果有人路過，看到的，恐怕是一個瘦弱的農村婦女，用最后的力氣擋在自己肚子前面。可鬼子根本沒有要退的意思，一刀刺中她，然后又用刺刀剖開腹部，硬生生把腹中的胎兒掏出。母子當場斃命，尸體就那么扔在地上。

有意思的是，日軍當中，還有一些所謂“取膽治病”的荒唐說法流傳。村民汪學純逃過一劫，他回憶說，當時親眼看見兩個逃難的人被捉住綁在樹上。日本兵拿刺刀在他們肚子上劃開一條長口子，皮肉翻開，白色的脂肪和內臟暴露在空氣里。鬼子一陣翻找，摸到膽囊，切下，用小瓶子接住流出的膽汁，小心翼翼收好。按照他們說法，這東西可以拿去治病。兩個難民就這樣被活活解剖，倒在樹下。

還有一樁，許多人反復提起。印明英，當年五十歲，被鬼子抓了去燎水供洗澡用。他怕挨打，木柴添得勤，水燒得滾沸。三個日本兵一股腦兒跳進水缸，馬上被燙得嗷嗷直叫，皮肉一片片地往下脫。氣急敗壞之下，他們認定印明英是故意害人。先把他捆在樹上，又從鍋里舀起一瓢瓢開水往人身上澆。水花落在皮膚上，印明英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不多時，整個人被燙得血肉模糊，最后倒在樹下，連骨頭都被燙得外露。

不得不說，這類細節之所以流傳下來，并不是老百姓喜歡渲染，而是因為太過觸目驚心，幾十年都忘不掉。

四、幼童被挑飛，大堤下的哭聲與財物劫掠

一、血色大堤與被刺穿的童年

很多年后，當地一位老人提起汀合洲的大堤時，仍然忍不住嘆氣。他記得一個姓向的婦女，逃難時懷里抱著不滿三歲的男孩，還以為鉆進草叢就能躲過去。偏偏被日軍騎兵發現，母子倆一起被趕到大堤下。

接下來發生的事，幾乎每個幸存者都講過一遍。鬼子拎起小孩，隨手往空中一拋，等孩子身體落下時，刺刀已經舉在下方。幼小的身子被刺刀從腹部貫穿，掛在半空中亂蹬，血順著刀身一滴滴落下。母親在旁邊哭得撕心裂肺，幾個日軍卻哈哈大笑。短短幾分鐘，小孩就一動不動，像個破布娃娃那樣垂在刺刀上。

這一幕，說殘忍都顯得輕了。對日本兵來說，似乎不過是一場“表演”，對母親來說，卻是人生最后的崩塌。大堤周邊的老百姓，當時很多人都嚇得不敢吱聲，只能拽著自己的孩子往田里瘋跑。

二、被破壞的生計：日軍的貪婪和糟蹋

殺人之后，日軍并沒有停手。白天放火殺人，到了傍晚，就開始“清理戰果”。村里的金銀首飾、衣服、布匹，還有糧食、豬羊雞鴨，凡是看得見、拎得動的，全都洗劫一空。

他們的邏輯很簡單：能吃的吃，能拿的拿，不好帶的，干脆毀了。很多村民躲在遠處看見鬼子沖進自家屋里，翻箱倒柜。米缸打開了，糧食被抓出來往地上一撒，有的還被人用腳踩，甚至直接往里撒尿。油鹽罐子里也少不了被他們用作發泄的地方。鍋里還剩下的飯菜，也被攪得一塌糊涂。

豬牛羊更慘。日軍想吃肉，又怕拖累行軍，不愿把整頭牲畜帶走，就用刺刀在活體上割下一大塊大腿肉，扔到一邊拎走。傷口外翻，血長流不止，那些牲畜大多死在院子里、圈棚里，既不能繼續勞作，更送不上餐桌，只能爛在地里。這種純粹為了滿足一時口腹之欲而造成的浪費，對農民出身的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折磨。

茅草街原本是商旅云集的集鎮，貨物在這里中轉，附近農民都愛上街趕集。日軍到來時，街上正有零散商販還沒來得及撤。后來等日軍撤走，整條街基本上成了廢墟。商鋪被燒，存貨被搶，有些東西被砸得面目全非。鎮子失去生意，很多人一下子沒了謀生之路。

三、民夫的悲歌：被抓走的兩百多人

日軍在廠窖一帶掃蕩期間，還有一項“慣例”，就是抓民夫。范圍很大，小到十來歲的孩子，大到七八十歲的老頭，只要走得動，就可能被拉去當苦役。被抓住的人，肩上立刻壓上沉重的擔子，挑的是日軍搶來的東西，金銀細軟，糧食布匹，統統成了他們的負擔。

在行軍路上，誰走慢了，誰稍微停一下換口氣，就有可能挨上一槍托，甚至直接一刺刀。很多人根本撐不到隊伍解散，被一路打死丟在路邊。還有不少民夫，在被日軍帶走之后，人就徹底消失了。后來統計，大約有兩百多名被抓去的民夫下落不明。以日軍在廠窖的行事方式推斷，這些人活著回來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有幸逃脫的人，講起自己當時的經歷，臉上往往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有人說：“那幾天，就跟牲口差不多。”這話并不夸張。在日本兵眼里，中國人就是被驅使的工具，用完就扔，活命全看運氣。

五、女性的悲劇：被撕碎的尊嚴與沉默的尸體

一、從八九歲到花甲老太：沒有年齡之分

在王長生的筆記中，“糟蹋婦女”一節，篇幅并不短。他當時以記者身份，跟隨部隊進入廠窖，對一些現場做了采訪。他看到的情形，遠比文字能表達的要殘酷。

日軍攻入廠窖的那幾天，只要是女人，不論年紀，都難逃那雙骯臟的手。八九歲的女孩，甚至剛懂事不久，就被拖進屋子，關上門，外面只能聽見哭叫。年過六十的老太太，只要被盯上，也同樣會被按倒在地。日軍的瘋狂行為，幾乎不講任何底線。

有個姓帥的老婆婆，家里有個十九歲的外甥女，模樣清秀。日本兵闖進門，把姑娘拖走，婆婆哭著追到門外，卻被一腳踢倒。第二天，外甥女的尸體在河灘邊被發現，衣衫盡毀，身上有多處刺刀傷。周圍的泥地上，有斑斑血跡和拖拽過的痕跡。

還有一個姓西的老太太，年過花甲。日本兵要殺她的兩個兒子，她本能地沖出來求情，拉著他們的衣袖不肯放。鬼子不耐煩，把她猛地推倒在地，當場施暴，又把她和兩個兒子殘忍殺害。這樣的故事，在瓦連堤、茅草街一帶，被不同幸存者反復提起，細節略有出入，但走向都一樣：先是侮辱，再是屠殺。

二、閣樓上的哭聲與荷花嘴的姑娘

廠窖附近有個叫荷花嘴的地方，那里的一個十八歲姑娘，逃難途中以為瓦連堤人多，能躲一躲。卻不料那里已經被日軍盯上。她被三個日本兵抓住，輪番施暴，又被刺刀扎死。等村人收殮尸體時，只見她全身浮腫，已經很難辨認模樣。有人說，她那時的臉，看上去比實歲老了很多，像一夜之間走完了一輩子。

同樣在瓦連堤，有戶人家的閣樓成了躲藏之處，十多個村民擠在上頭，屏住呼吸不敢出聲。日本兵上樓搜查時，一眼看見這么多人，惡意立刻浮上來。幾個婦女被揪出來拖到旁邊的房間，傳來斷斷續續的哭喊。還有一個婦女正值例假，按理說，這種情況連村人都要避嫌，鬼子卻照樣不肯放過。等一切結束，這些婦女幾乎無一生還，有的是被刺刀捅死，有的是被勒死，尸體被草草丟在一邊。

有意思的是，這些事當年很多人不愿細說，甚至連家里小輩都不知道。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做地方志、建紀念碑時，有人來一戶戶詢問，老人們才斷斷續續把埋藏在心中的這些記憶拿出來。說到關鍵處，有人咬牙，有人落淚，但都堅持把事情講完。對他們來說，這不是發泄，而是交代。

三、商鎮的毀滅與三四十名婦女的遭遇

茅草街原本是個繁華集鎮。茶館、雜貨鋪、布店、糧行，聚在一條街上，來往的生意人不少。日軍進去以后，照舊是那一套先搶后燒。店鋪里被糟蹋的婦女，據后來老人估算，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最小的只有十歲左右。有的母女倆一起遭到侮辱，最終選擇投河自盡。熟悉她們的人講起此事，語氣很平淡，仿佛是在說別家人，可眼眶卻一直發紅。

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在日軍眼里，中國婦女既是發泄工具，又是恐嚇手段。通過這種虐待，他們想讓整個地區的人心徹底崩潰，讓所有人知道，只要日本兵來了，沒有誰是安全的。

六、記者的筆與“十大罪行”的形成

在這場屠殺中，王長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指揮作戰的軍官，而是隨軍記者。這樣的位置，讓他既要跟著部隊行進，又要抽時間去調查，找人聊天，聽幸存者講述。

廠窖大屠殺發生后不久，國民黨軍隊重新進入這一帶。硝煙尚未散盡，燒焦的木頭還在冒煙，尸體有的還沒來得及掩埋。王長生在瓦礫間穿行，看到一具具已經開始腐爛的遺體，有的殘缺不全，有的仍保持著逃跑時的姿勢。他隨身帶著采訪本，見到活人就問，問完就記。有人不愿開口，他也不勉強。有人說得激動，他就安靜聽完。

有一次，他在一棵大樹下遇到汪學純，對方說起日軍取膽汁的事，說到一半，突然停住，愣愣地看向湖那邊。好一會兒，才接著往下說：“我那時躲在后頭，看到他們拿刀在肚子上劃，我腿都軟了。”王長生沒有插話，只是把這些話一字一句寫下來。

調查持續了一段時間，筆記越積越厚。他后來把日軍在廠窖犯下的暴行，概括成“十大罪行”：砍頭、放火、臠割、剖腹、取膽汁、開水燙人、挑殺幼兒、劫掠財物、強抓民夫、糟蹋婦女。每一條后面，都有具體人名、地點、過程，并非空洞的指控。

從時間上看，這十宗罪集中發生在1943年5月的幾天之內，地點卻橫跨多個村鎮。這說明，當時的日軍并不是個別士兵臨時起意，而是整體士氣已經完全泯滅人性，紀律形同虛設，上級縱容甚至鼓勵這種恐怖式的“掃蕩”。對他們而言，此舉既是報復，也是恫嚇，既向地方傳遞“反抗無用”的信號，也向自己士兵灌輸一種扭曲的“殘忍就是強大”的觀念。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那個年代，戰地記者能留下如此詳細的記錄并不容易。戰局變化快，人員流動大，資料散佚的風險非常高。王長生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源于他對這場屠殺的震動。他并沒有用太多形容詞去譴責，只是把一件件事情寫清楚。恰恰因為這樣，那十條罪狀更顯得冷硬，如同鐵證。

七、被火洗過的土地與難以抹去的記憶

廠窖大屠殺之后，這片土地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房子燒了還可以重建，人沒了卻再也回不來。不少家庭一下子失去了幾口人，有的只剩下一個老人，有的只留下孤兒寡母。村里的生產生活秩序，被狠狠砸碎。

戰后統計人數本來就困難。有人被燒毀在屋里，有人被拋入湖中、魚塘，有人被日軍抓走再沒回來。各種說法不一，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被殺害的平民遠不止幾百那么簡單。當地百姓常說：“那會兒死人的尸體，多得連埋都埋不過來。”

廠窖一帶的年紀稍長的人，對那年的五月往往諱莫如深。不主動提，也不愿細說。直到后來有了紀念設施，有了更系統的調查，很多口述材料才被一點點整理出來。等再將這些零散記憶和王長生當年的文字對照，驚訝地發現：那些老人斷斷續續講出的細節，和當年的記錄高度契合。

在這個意義上，“日軍十大罪行”既是一個記者的調查成果，也是一整片地區苦難的濃縮。砍頭、放火、剖腹、取膽汁、開水燙人、挑殺幼兒、糟蹋婦女，這些聽上去駭人聽聞的字眼，并不是文學夸張，而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事情。每一條后面，都有具體的村莊、家庭、姓名，也都有無法彌補的缺口。

試想一下，一個普通農民，在那場浩劫中目睹自己親人慘死，又無力反抗，只能在廢墟上重搭屋檐。這種創傷，往往不會寫在臉上，卻會悄悄傳進下一代人的家訓里。有人因此教育子女，做人要有骨氣；也有人只是一句：“別再打仗就好。”說完就不再多談。

王長生的文字，就像在那時的廢墟間插下一塊木牌，把種種暴行一條條釘在上面，不讓它們隨時間煙消云散。廠窖鎮、瓦連堤、玉成垸、汀合洲、茅草街這些名字，也因此不再只是地圖上的地名，而是見證了一段刻骨銘心的屠殺史。

日軍在廠窖“掃蕩”時表現出的殘忍，與其說是戰斗行為，不如說是徹底撕下偽裝后的掠奪與屠戮。那些被砍下的人頭，被燒毀的房屋，被剖開的腹部，被挑殺的幼童，被侮辱的婦女，被抓去再也沒回來的民夫，構成了這場屠殺的全部面貌。王長生用“十大罪行”概括這一切，并不是為了渲染，而是為了讓人記住：在1943年那幾天，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曾經在洞庭湖畔的這片土地上完整暴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