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陳賡同考黃埔，一成開國大將一成戰犯

1950年的冬天，重慶，一間關押戰犯的牢房里，一個剛打了敗仗的將軍，等來了打敗他的那個人。

兩個人坐下來，從早上聊到下午，沒有審問，沒有羞辱，只有推不開的舊事。

這一幕，是他們跨越三十年、兩個陣營之后的重逢。

故事從兩個窮小子開始。

1923年冬天，湖南湘鄉，一個叫陳賡的年輕人正往長沙趕路。他二十歲出頭，身上揣著一肚子革命的念頭，1922年就入了黨，在岳麓山下讀書，在工人堆里混事，心里明白自己要往哪里走。同一時間，另一個叫宋希濂的少年也在往長沙走，他才十七歲，比陳賡小三四歲，湘鄉人，性子內向，一肚子抱負，說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要去廣州，要"干大事"。

兩個人撞上了。考場在長沙育才中學，試卷發下來，宋希濂一抬頭，發現同桌的是個陌生的湘鄉老鄉，正笑著朝他點頭。

開口一聊，才知道兩人不僅同鄉，還都是同一個目的地——黃埔軍校。從那天起，兩人結伴南下，一路從長沙繞道上海，再到廣州。

1924年5月5日上午，兩人同乘一條船，抵達黃埔島。在兩千多名考生里，這兩個湖南窮小子，雙雙考了進去。

進了軍校，陳賡被編在第三隊。他是隊里共產黨的支部書記，性子開朗，走到哪里都是一團火。軍校里流傳著一句話："蔣先云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陳賡由此與蔣先云、賀衷寒并稱"黃埔三杰"。宋希濂內向，話不多，但偏偏跟這個大哥越走越近。每次在軍校碰見，陳賡總是笑著走過來，兩人并排走一段路，說說課業，聊聊時局。

1925年，東征打響，兩人一起上了戰場。

那一仗，陳賡出了名。惠州戰役里，蔣介石所在的總指揮部被陳炯明叛軍包圍，眼看就要失守，陳賡奪下蔣介石手里的槍，背起他就往河邊沖，硬生生把人背過了河。脫險之后，他又徒步一百六十里路連夜送信求援，穿草鞋，不眠不休，翻越山峰，才把信送到了周恩來手里。這條命，蔣介石欠了陳賡。這條傳說，也跟著陳賡走了一輩子。

也是在這一年，陳賡把宋希濂發展進了中國共產黨，親自做他的入黨介紹人。當時國共合作，兩黨在黃埔都有學員，宋希濂就這樣同時持有兩張黨證。這件事，是他一生里繞不開的一個起點，也是他和陳賡之間，最深的一根線。

但這根線很快被扯斷了。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介石宣布戒嚴，開始清洗共產黨。擺在黃埔學生面前的，只剩兩條路：留下來跟共產黨，或者跟著蔣介石走。宋希濂選擇退黨，投入蔣介石麾下。陳賡站住了，一步沒動，選擇留下來。

從那天起，兩個湘鄉老鄉，同窗好友，由同志變成了敵人。

兩個人各走各的路，但情義這東西，不是靠陣營分的。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宋希濂那時在蘇州養傷，陳賡則在武漢，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幾乎斷了聯系。但斷的是來往，斷不了的是惦記。

轉眼到了1933年。那年3月，陳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被叛徒出賣，當場被捕，押入上海老閘巡捕房，隨后轉到南京。消息一出，蔣介石親自發電報，叮囑不能對陳賡動刑，要給好吃好喝，留著慢慢勸降。勸降的條件開得很高——師長頭銜，榮華富貴，隨便開口。

陳賡一個字都沒給。

黃埔的同學一撥一撥來探監，穿著筆挺軍裝，言辭懇切，話里話外都是"棄暗投明"。陳賡見到舊同學高興，見到美酒佳肴就吃，一聊起黃埔舊事就滔滔不絕。唯獨一提到投降，就閉口不言。他把牢房當成了老友相聚的地方，把蔣介石給他的優待，當成了順理成章的接待。

宋希濂聽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清楚：這次兇多吉少。

他比誰都了解陳賡。這個人，你給他錢、給他官，他笑著收下，轉頭就忘。想讓他開口，比要他的命還難。而蔣介石那邊，遲早耐心耗盡，到時候就是一道命令的事。

宋希濂想了幾天，最后決定賭一把。

他連夜聯絡黃埔一期的同學肖贊育、項傳遠、宣鐵吾等十余人，聯名上書蔣介石，為陳賡作保，請求釋放。同一時間，宋慶齡、蔡元培等社會名流也出面斡旋，宋慶齡直接當著蔣介石的面提了一句話——陳賡救過你的命。這句話，比十封請愿書都管用。

蔣介石最終松了口，把陳賡從獄中改為軟禁。軟禁就有了縫隙，陳賡借機逃走，消失得干干凈凈，重新鉆進了革命隊伍里。蔣介石事后把宋希濂狠狠罵了一頓，宋希濂挨著，沒吭聲。

這件事，宋希濂從沒有對外大張旗鼓地說過。但每次有人問他，他只說一句："怕，但不能因為怕，就不做。"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宋希濂以第三十六師師長身份出任西安警備司令，負責善后。就在他左右為難的時候，陳賡從延安過來，登門拜訪，帶來了周恩來的問候。十年沒見，兩個人對坐，說起黃埔，說起時局，誰也沒說服誰，分手各回各的營。

但1937年之后，兩人各自的槍口，對準了同一個方向。

抗日戰爭打響，是他們這段關系里，少有的同向時刻。

1938年，武漢會戰，宋希濂率七十一軍三十六師開赴河南固始富金山，正面死扛日軍第十師團。那是一支裝備精良的日本精銳，宋希濂手里的部隊，硬是靠著"釘子戰術"死守陣地，苦戰十余晝夜。戰前全師一萬五千余人，打完之后只剩八百人。代價慘烈到這個份上，日軍的攻勢依舊被拖住，武漢布防因此贏得了時間。事后，國民政府給宋希濂頒了榮譽獎章；戰后多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也追頒給他"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以示認可。

1942年，日軍打進滇西，宋希濂率部急赴怒江惠通橋，攔截渡江的日軍，硬是把敵人打回去，粉碎了日本打通西南國際通道的圖謀。1944年，他又參與滇西反攻，指揮部隊攻克龍陵、芒市，啃下日軍第五十六師團主力。

宋希濂一家，在這場戰爭里幾乎全部押了進去。胞兄、堂弟、妹夫，前前后后八位親屬投身戰場，其中妹夫冷培基在杭州空戰中陣亡殉國。

他自己打得最苦的那幾年，身邊連個完整的家都沒有。陳賡在太行山打游擊，豫南打反攻。兩個昔日同窗，隔著戰壕，扛著不同的旗幟，卻對準同一個敵人。

這是他們關系里最復雜的一段——政治上徹底對立，戰場上卻共赴一場民族存亡的生死。這種擰巴勁，沒辦法用任何一句話說清楚。

1949年，牌局翻了。12月，宋希濂在四川峨邊縣被俘，換上士兵衣服，穿草鞋，走了好幾天，進了樂山，最終被押送至重慶，關進戰犯看守所。一個打了半輩子仗的將軍，就這樣走到了牢房里，坐下來等天亮。

1954年，他被轉押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在那里一待就是幾年。牢里的人不少，光黃埔一期的同學，沈醉后來回憶，掰著指頭數了一下，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仙洲、范漢杰、曾擴情等十多位。統率過幾萬乃至幾十萬大軍的人，現在都坐在這里，等著被改造。

但1950年春天，牢房的門被推開了，走進來的人，是陳賡。那時候的陳賡，是云南軍區司令員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專程從云南趕來重慶。

他沒有擺什么架子，坐下來，從上午九點聊到下午四點。聊黃埔的舊事，聊各自走過的那些年，聊戰場兩側各自扛著的歲月。勸宋希濂放下包袱，好好改造。全程沒有一句指責，沒有一句炫耀。

宋希濂后來說了一句話，是他對這段記憶最誠實的總結："陳賡沒有一點以勝利者自居的神氣，令我心折和懷念。"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第一批特赦名單，宋希濂在列，共釋放三十余名戰犯。出獄那一天，陳賡到功德林門口等他。兩個人一起走出來，在四川飯店擺了一桌，約來杜聿明、鄭洞國等黃埔同學，推杯換盞，笑聲還是那么響。距離他們在長沙育才中學的考場第一次相遇，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六年。

陳賡見到宋希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又走到一起來了。"

1960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頤和園設宴，邀請在京黃埔校友聚會。那張合影留了下來，前排坐著周恩來、陳賡、張治中、鄭洞國，后排站著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所有人都老了，鬢角白了，面容也松了，但都還在。這是他們留下的最后一張合影。

1961年3月16日，陳賡在上海病逝，年僅五十八歲。那時候，他的心臟已經撐了很久了，功德林那次接宋希濂出獄，已經是強撐著去的。消息傳來，宋希濂痛哭。

他往后對人說起陳賡，只用一句話概括：這是他這輩子最敬重、最感激的一個人，沒有陳賡，就沒有他后來的路。

1980年，宋希濂赴美，與子女團聚，此后定居紐約。陳賡已經死了將近二十年。人在異國，他沒忘這件事。

1982年，他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任總顧問；1984年，參與發起黃埔同學及家屬聯誼會，奔走在兩岸之間，推動統一——這是他和陳賡當年那個未說出口的共同初心：救國救民。

1985年，陳賡的夫人傅涯赴美探親。宋希濂聯絡在美黃埔校友，一起接待她。臨送她登機的時候，宋希濂把一疊錢塞進傅涯手里，說了一句話：多年未能回國，這點心意，請你回去后去八寶山，替我在陳賡墓前獻一束花，告訴他——我在這邊，一切都好。

傅涯愣了一下，宋希濂已經笑著把她送上了飛機。

一個死了二十多年的人，另一個還在隔著太平洋托人帶話。

1993年2月，宋希濂在紐約因嚴重腎衰竭病逝，享年八十六歲。骨灰運回湖南長沙，安葬于唐人永久墓地。墓碑上的字，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親自題寫的："抗日名將宋希濂之墓。"

臨終前，他留了一句遺言："臺灣回歸祖國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陳賡之子陳知非后來回憶父親時，談起與宋希濂的這段關系，用了一個比喻："有點像李云龍和楚云飛——惺惺相惜。"

這句話說得準。兩個湖南窮小子，1923年結伴南下，踏進了歷史的大門，往后走了半個世紀，走在不同的路上，扛著不同的旗幟，打過對方，救過對方，最后送走了對方。

歷史給了他們最難的劇本——同根不同道，同心不同營。

但他們把這段關系里最珍貴的部分，一路護著，沒丟。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