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祺】開百家爭鳴的先河，遺傳學在毛主席心中占據特殊的位置

我國有一個著名的遺傳學家叫做李汝祺。1895年3月2日生于天津市。全國解放前夕，在英國倫敦大學生物系進修的他，出于對國民黨腐敗政府的憎恨、懷著國家新生的喜悅，于1949年夏返回祖國。

那時的遺傳學界，有兩個主流學派：一個是米丘林學派，一個是“摩爾根學派”。李汝祺是遺傳學創始人摩爾根的第一位中國博士生。

當時國內的情況是，出于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向往和崇拜，我國學界開始由“傳統遺傳學”轉向擁護蘇聯的李森科所支持的“新遺傳學”（即米丘林學說）。甚至有說法稱，“米丘林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是資本主義的”。

樂天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樂天宇也是一個有成就的農林生物學家，原為華北聯合大學農學院的院長。解放前夕，他所在的學院與北大、清華兩校的農學院合并，成為北京農業大學，樂天宇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兩個不同觀點的學派之間的爭辯甚至論戰都是正常的，但當時不正常的是，樂天宇利用行政權力打壓“摩爾根學派”。在這樣的情況中，原北大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年輕有為的遺傳學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國。

李景均是北大當時最年輕的系主任。李景均出走時離建國才5個來月，離三校合并不到半年。他的出走震驚中外，毛主席親筆批示對樂天宇予以批評和處分、調離北農。此即“樂天宇事件”。

李汝祺（右）

李汝祺（左）、張景鉞和蘇聯專家

樂天宇是毛主席的老鄉，是追隨毛主席幾十年的親密戰友。1919年，毛主席領導驅湯（鄉銘）、驅張（敬堯）運動，他都參加了。

李汝祺沒有像李景均那樣一走了之，他的選擇是中斷了遺傳學的教學和科研，一邊潛心學習馬列著作，一邊轉而從事動物生態學的研究和講授畜牧學課程。當然，在他的內心深處，還埋藏著自己對于遺傳學的熱愛。

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聯合在山東青島召開了一次遺傳學座談會。他應邀參加，并在會上坦誠而有說服力地闡述了自己的學術觀點，批判和澄清了許多混亂思想，并贊揚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他所寫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5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轉發了這篇文章。轉發時，還加了個新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并加了一段按語。

按語說：“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干凈），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在當時，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新標題是毛主席擬定的，編者按語也是主席親筆撰寫的。主席對于這篇文章非常贊賞。

事實上，在建國初期的高校和學界，利用行政力量來強行推行自己的觀點、壓制別的觀點的做法，讓很多人失望。除了前面說的李景均和李汝祺，著名科學家談家楨也因為信奉摩爾根學派而不被允許開設遺傳學課程。

主席對此非常不滿，1950年解除了樂天宇的職務時，也批評了他對待知識分子和對待科學問題的簡單粗暴的做法。不過，在當時的總的背景下，這只能算是一個開端，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都非常有限的。

李汝祺夫婦與談家楨（右）

1956年4月，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雙百方針”。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

“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在隨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正式宣布了這個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主席在宣布這個方針時，還以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為例，說明其危害性。

1956年8月的青島會議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主席對這次會議也很重視。會后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談家楨，向他了解青島會議的情況。在談家楨介紹時，主席還不停插話，表示對會議的肯定，并且鼓勵說：“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工作搞起來，要堅持真理，不要怕。”

李汝祺的文章在這種背景下發表出來，引起主席的重視也是很自然的事。主席把遺傳學領域的事件、簡潔明快地上升到我國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不僅是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高度概括，也體現了他對百家爭鳴方針的極力推動。

有人說，在所有的科學里，遺傳學在主席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這應該是因為，遺傳學領域開了百家爭鳴的先河吧。1991年4月4日李汝祺在北京逝世。此去經年，如去向先生致敬、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