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文|“前傳”與“重映”之間：港式警匪片的焦慮與探索

最近，聚焦電影《寒戰》前傳故事的《寒戰1994》高調啟動，追溯“寒戰宇宙”的起源；幾乎同時，電影《拆彈專家2》也宣布重映，試圖再次喚起影院市場的熱情。

這兩則消息聯系起來看，似有香港警匪類型片強勢回歸的苗頭。

然而，熱鬧的表象背后，也許還有值得我們深究的窘境。

文|李孟瑤 李超

路徑依賴，選擇保守

作為一種文化創意產品，電影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和創意。“前傳”或后傳等續集模式，卻是舊有故事序列的局部擴展，本質上就是高風險市場與創作環境下的保守選擇。一般而言，每當文化潮流演變或者技術發展帶來故事媒介形式的迭代，導致舊有故事序列存在新的解讀視角和技術文化潛能，成熟的電影市場才會啟動續集或前傳擴展。反觀之前《英雄本色》《無間道》等香港警匪片的前傳創作，往往是依托成熟IP展開，既有故事框架早已鎖定人物命運和敘事結局。創作者所能做的只能是背景補充、情節解釋等縫縫補補的工作，不管細節如何打磨、技術怎樣升級，都很難突破固有的類型范式與敘事母題，更別提新的情節時空元素創新。

最典型的例子是《掃毒》系列。2013年11月上映的《掃毒》，口碑和票房都不錯，稱得上是香港警匪片在《毒戰》后的又一重磅精品，有經典港片的核心要素，比如結尾處三兄弟的血戰，有《喋血雙雄》《英雄本色》英雄末路的孤傲豪氣，也有《濠江風云》《放?逐》黑幫仇殺的宿命悲情。但其故事的重點，已經是警員之間的“兄弟情”壓過了警與匪的較量戲碼，《掃毒》應該說是港式警匪片對香港經典電影的一次超越性探索。到了2019年的《掃毒2：天地對決》，其探索走得更遠，雖然影片中仍然延續了老港片的香港地鐵站、學校、家庭等日常生活空間，但故事重心是場景更大的地鐵爆破、槍戰大場面。2023年《掃毒3：人在天涯》嘗試以跨境毒梟敘事開拓新空間，影片上映后票房和口碑卻創下系列新低。可以看出，《掃毒》系列圖繪出香港警匪片遠離香港地方性元素后，由黃金余暉到商業擴張到IP透支的典型軌跡。

根據創意產品規律，原創項目面臨更高的市場接受度與投資回報風險，已有品牌基礎的系列IP，具備一定規模的觀眾認知與穩定票房預期，理所當然成為更可控的安全生產模式。從目前公布的消息看，繼《寒戰》《寒戰2》之后，十年回歸續作《寒戰1994》將敘事視角拉回1994年，以“寒戰起源”為核心，回溯了蔡元祺、李文彬等核心人物的立場抉擇與命運起點，同時也回應了《寒戰》系列埋下的眾多伏筆，通過層層鋪陳讓觀眾感受到這場跨越二十余年的陰謀與博弈。從主創和劇情看，聚焦電影《寒戰》前傳故事的《寒戰1994》依然是在吃“寒戰”這個IP的老本，路徑依賴非常明顯。

經典回流，新作乏力

不管哪種情況的重映，都是電影工業再生產的一部分，重映往往作為續集或新片的一種預熱形式，形成新老聯動，即重映經典→提升IP熱度→帶動新片。也就是說，重映服務于整個產業鏈，絕不是孤立行為和一次性消費行為。

但是，從《拆彈專家2》為代表的作品此次重映的各種跡象來看，比如“不容錯過的光影之約”、“年度爽片再登大銀幕”等宣傳，還看不出任何后續新作將出現的信息，如果未來只是對舊作商業價值的反復挖掘與再變現，重映大概率只是制作方在優質新作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維持市場熱度、激活存量IP價值的策略性選擇。

那么重映能否激活市場呢？2020年以來，重映電影在中國市場越來越常見。2022年香港警匪片巔峰之一《無間道》重映，口碑極高，大量影迷“補票”，幾乎每隔幾年，這種情懷型IP就能反復重映。從目前市場表現來看，阿凡達類經典大片、大話西游、哈利?波特等情懷IP、宮崎駿等動畫經典、海上鋼琴師等口碑文藝片都能贏得“穩定現金流”。但是，重映的影片很少成就真正“爆款”，其高度依賴情緒和文化記憶，卻沒有內容創意產業最核心的新鮮度元素，只能是一種低風險票房策略。

就港式警匪片比如《拆彈專家2》的重映而言，采取低風險票房策略的原因是新片嚴重匱乏，新片斷檔背后是制作者代際傳承出現斷裂。由于人才流失，行業在人才梯隊建設、新人培養機制上滯后。制作了《拆彈專家》系列的邱禮濤、劉德華等資深導演與演員老班底，目前仍舊是大制作、高水準的港式警匪片的主要依賴和保證，新作乏力與新人斷層，已經成為港片的最大隱憂。

技術升級，情感稀釋

近五年來，警匪片愈發追求奇觀化和爽感，鏡頭所及的都市景觀也往往有某種末世感和暗黑色彩。比如《拆彈專家2》，影片聚焦殘障拆彈專家被體制棄用后黑化的反轉線索，這一核心情節本來蘊含著職業榮譽與制度理性的張力主題，但影片完全在類型框架內標準作業，專注于鋪陳節拍點，卻完全弱化了其心理轉變的關鍵節點，心理線索和成長弧線的情節密度不足，最終只能依賴角色的自我犧牲完成港片經典橋段。人物命運感大大降低，經典香港警匪片的核心亮點被拋棄，最終形成場面吞噬敘事的奇觀邏輯。從《掃毒3》到《暗殺風暴》，技術升級持續，人物關系的情感質地卻不斷稀釋。

同類型影片中，鄭保瑞的《智齒》則進行了極端化的風格探索。核心情節是反復追獵、折磨，現實指涉被抽空后的這種極致化環境設定，雖然突破了傳統警匪片的視覺慣例，但無法讓觀眾形成現實共情。黑白影像的《智齒》已淪為風格自足的形式游戲。

早期港產警匪片，尤其是英雄片連通時代脈搏，感應江湖義氣，追光邊緣英雄，能夠召喚出應對現代性沖擊的認同想象機制，實現蕓蕓眾生的情感宣泄。而近幾年的港式警匪片卻停留在對拆彈、廉政、臥底等既有成功模式的重復與升級上，既不能捕捉種種新近社會奇聞，也未能有效回應觀眾心理結構的大調整，類型片喪失了在思想層面與社會現實的對話能力、解釋力，類型便無生命活力。過度依賴奇觀化與爽感，必然導致整體創作策略上的收縮與回望，在重映中短暫重溫過去的輝煌，在前傳中艱難騰挪一點點敘事空間。

題材更新，敘事創新

香港警匪類型最近出現的復映和前傳現象，是該類型生命力下沉引起的旋渦。未來的突破，仍需回到電影作為創意文化的根本，立足新的產業格局，聚焦香港的社會現實肌理與文化情感脈絡，尋找系統性創新出路。實際上，近年香港電影中出現了一系列優秀作品，接力探索將本土現實轉化為類型敘事的路徑，可為警匪片提供參照。

白雪的《過春天》（2018）聚焦在深圳和香港兩地通關路上跨境學童的走私網絡，主人公佩佩的“水客”身份蘊含著生存現實，也疊合香港/內地人的身份張力，作為一部中小成本青春犯罪片，成功繼承了早期港產警匪片的身份焦慮母題。影片還通過走私這一核心情節動作，形成港片新鮮的地緣犯罪美學。陳茂賢執導的《破?地獄》（2024）以殯葬行業為切口，將主人公道生在職業轉換后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與經濟壓力，編織進香港本土民俗的內在肌理中，生發出的代際沖突，如傳統思想與年輕觀念的碰撞。

陳小娟的《淪落人》（2018）講述癱瘓雇主與菲傭的類家庭關系，黃慶勛的《麥路人》（2019）呈現麥當勞夜間棲居者的互助網絡，他們都將社會議題嵌入日常互動，而不是單純依賴戲劇化或者場面化的沖突升級。這種低度暴力的敘事倫理探索，完全可以被引入香港警匪片，或可平衡當前過度追求奇觀場面的傾向。

整體來說，香港警匪片需要在題材更新、敘事語法創新等整體層面重構，演繹復雜案件，關聯煙火生活和時代情緒的能力，這也是香港警匪片突圍的有效資源。

（李孟瑤為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李超為山東省首批簽約藝術評論家、山東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