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UP主5年走訪上千個村鎮，發現“進城”的觀念變了

“要么窮山惡水，要么田園牧歌。這兩種對農村的看法很常見，但都不大客觀。”自媒體“遇真紀事”的兩位成員趙玉順、袁貞貞5年來走訪全國上千個村鎮，關注生產生活一線的真實現狀。在他們眼里，人們對農村的理解已經形成了刻板印象，原因是大家對當下的農村并不了解，農民的真實處境更是被忽視。

村鎮青年、塵肺礦工、互助養老、希望小學、極端天氣……“遇真紀事”的微紀錄，總能吸引到一大群網友熱烈地討論，有人積極出謀劃策，有人講述自己村里的情況。他們在田埂邊、漁船上、小工廠里記錄下農民勞動之余真實的心聲。有人在他們的評論區說，“每一期我都看哭”，也總有人留言，感謝他們為農民發聲。

在趙玉順、袁貞貞眼里，宏大敘事在網絡上很容易見到，甚至是逃不過的，而一些微小的表達反而更難。讓更多人“看見”村鎮，為時代補充一些個體的聲音，能讓人們更清晰地理解村鎮在城鄉關系的系統中，是怎樣的身不由己。真正為了農民好，又需要做出怎樣的改變。他們在新書《看見中國村鎮》中，講述了關于生活、土地和城鄉流動的故事。

“進城”的觀念變了

走過這么多村鎮，采訪各地的農民，讓“遇真紀事”更清晰地理解了現在農民做出生活抉擇時的理由。留在村里種地是辛苦而卑微的，青壯年為了掙更多錢、見更多世面，主流選擇都是進城打工。留在村里種自留地的都是老年人。

“遇真紀事”有一條15分鐘的紀錄片，發布3年半以來，積累了近500萬的播放量，叫《7.6億中國農民不需要被贊美》。他們的新書也從《中國農民不需要被“贊美”》這樣的標題開始。廣西河池大化縣貢川鄉70歲的農民在玉米地里說，除去農藥、種子、化肥等成本，一畝地純收入不足1000元。這還不算人工成本，農民普遍認為“種地不能算人工成本”，不然這賬就沒法算了。可見留下來種地實屬無奈，絕非什么美好詩意的選擇。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對農村容易有概念化的理解。很難公正客觀，但這也是正常的。”趙玉順說，“他們可能覺得農村是田園牧歌式的，到村里，好像能拋卻城市的煩惱，遠離一些工業化的東西，過返璞歸真的生活。這是因為他們的生計不依賴于農村和農業生產。另一種觀點也比較極端，認為農村是窮山惡水，意味著貧窮、愚昧和落后，要努力想辦法離開。”

而農村人對待農村的情感更加復雜。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所有人就會說，你要好好念書，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以后才有好的發展。“一直在被推離，最終都是要離開村子。只在過年的時候，回村待上7~10天。”趙玉順說，“土地的出產很難維持生活，不得不進城。故土難離，又會想念家鄉。”

從2021年開始走訪農村，持續到第三年的時候，趙玉順和袁貞貞意識到，“讓城市人看得起農村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讓農村人自己看得起農村人特別重要。在村鎮青年往城市奔跑的過程中，回頭看一看才會發現，無論是地里長出的農作物、老一輩修建水利工程和交的公糧，還是城市里做快遞、外賣、環衛、建筑等工作的人，各種小商販，甚至在格子間里上班的很多年輕人，都是從村鎮來的。發現每一個農村人也是很重要的，村鎮青年也許能與復雜的內心和解。

過年時不顧一切地趕回家團圓，開春后義無反顧地進城打工掙錢，在“遇真紀事”的書和紀錄片里，有無數這樣的身影。如今，對進城這件事，農民的想法已經有變化。

“小孩上學是第一推動力。”趙玉順說，二三十年前，農民進城打工是想掙錢回老家蓋房子，等將來告老還鄉，安享晚年。“但是現在，農民是被推著進城。為了提高土地生產的收益，土地集中，村鎮撤并，撤點并校隨之發生，很多農村失去小學，村鎮失去初中。”許多家庭一方面為了上學近，另一方面抱著教育成才改變命運的想法，掏空錢包湊首付，去縣城買房，并且多是安排女性陪讀。

今年1月，趙玉順、袁貞貞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個縣城的服裝廠，看到招工標語，里面除了招工條件，還強調了“不耽誤接送娃”。

趙玉順說，這6個字太有信息量了。這就是當今農民家庭進城最典型的畫面：青壯年在更遠的地方打工掙錢，貸款買一套縣城的房子，家中女性則帶著孩子在縣里讀書，陪讀還要再打一份工。房子、養老、生活夢想，都已從農村抽離。

留守老人和小孩的需求需要被重視

2024年，趙玉順、袁貞貞在5個省和自治區走訪了70所希望小學，制作了紀錄片《2025農村希望小學紀實》，點擊量達100萬。他們也在書中寫下《最后的鄉村學校為誰而留？》，呼吁在越來越多的孩子進城讀書以后，為留下來的學校、老師和孩子多做一些事情，補短板。他們很關注村小村中的校車、宿舍等問題，因為留守兒童的家離學校越來越遠，上學放學已經成為緊迫的問題。

最近的一則媒體報道《7座車塞16個學生釀悲劇：村小撤并后的上學路之痛》，讓趙玉順感到痛心。他對農村撤點并校后校車的問題關注已久，在他看來，撤并是必經之路，但上學更遠勢必給家庭增加負擔。

據他們在各地的采訪，如果留守家庭的老人身體和時間允許，可以騎車或開“老頭樂”接送孩子，但還是有很多孩子需要“黑車”，因為校車運營成本，不坐“黑車”還不行。而“黑車”拆除座位，讓孩子們坐小板凳，以容納更多孩子乘車，就會形成安全隱患。

“如果坐校車不方便，或者面臨費用問題，孩子可能就需要在學校住宿。低年級學生住校，可能遇到宿舍條件差，自理能力也不足的情況。”趙玉順說，當人們講到支持鄉村教育條件改善的時候，總是關注教學樓、實驗室、電腦房這些可以被裝修得很漂亮的地方，“甚至遠程直播讓北京、上海的名師上課，都很多見了，但是宿舍這么重要的問題，卻被忽視了”。

在村里采訪時，趙玉順、袁貞貞發現，“村頭CBD”，也就是村口的大樹下，總是聚集著農閑聊天的老人。而孩子們也喜歡聚在一起，但他們往往是幾個人一起在看一部手機——他們沒有那么多手機，所以都是幾個人共享。

“七八十歲的人管不住七八歲的人”，趙玉順說，很多村校的老師告訴他們，對孩子們沉迷手機短視頻很頭疼。由于父母不在身邊，孩子缺乏指導，很容易沉迷手機，他們也很難具備成熟的辨別力，去判斷短視頻里的情節和價值觀是否健康正面。

“時代往前走，老人和孩子被留在了原地。”提高農民養老金，讓留守兒童的學習和成長環境變得更好，是“遇真紀事”現在最關注的問題。他們希望，自己的紀錄片和新書能引起更多人重視這些問題。在采訪中，很多農民在田間地頭與趙玉順討論養老大概需要花多少錢，希望養老金達到什么樣的水平。有人說起碼要到500元一個月吧，有人說大概要1000塊才能夠用。

袁貞貞的奶奶80多歲，前不久查出肺癌，藥物經過報銷之后，每個月自費還要4000多元。在他們生活的廣東湛江的小鎮上，一個月打工的收入也就2000塊錢，到市區打工一個月的收入才能達到三四千。

老年農民病不起，想要從頻密的勞作中短暫停歇一下也很難，在他們的內心中就沒有停下來這種想法，一直到干不動。趙玉順說，這些留在村里種地的老人，在家里的兩三畝地上種稻子、麥子或蔬菜，每個月到鎮上去賣，加上子女打工的接濟，基本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就算還可以了。但是沒法停下來，只能一直去工作，每個月掙幾百塊錢。對他們來講，養老金所起到的生活保障作用非常關鍵。

第一財經近日發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封進的文章《階梯式提升農民養老金的具體方案和財政可行性》，提到目前我國大多數地區的居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甚至不及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平均看，養老金水平不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50%。趙玉順認為，提高農民養老金是當務之急，他建議參照農村低保的水平。民政部最新數據顯示，全國農村低保平均標準為每人每月594元，農村老人的處境，與農村低保戶的認定標準（沒有勞動能力、沒有子女贍養等）比較接近，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標準。

《看見中國村鎮》

趙玉順、袁貞貞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博集天卷202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