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江蘇淮安，有個病人腦干出血，家屬將病人接回家后，在網上找了個住家保姆。
保姆上門第一天，按合同給昏迷的金老人做了全身擦洗和按摩，不料當天下午，老人就去世了。
家屬遷怒保姆和家政平臺，起訴至當地法院，要求共同賠償132.7萬元，并返還7300元服務費。
家屬心情可以理解，但理不能糊涂：
保姆有沒有做錯事？家政平臺有沒有盡到責任？老人離世和保姆服務有沒有直接關系？
保姆做的擦洗、按摩都是合同約定內容，無證據證明她操作失誤，也無證據證明其行為和老人離世有直接關系。
家政平臺也履行了資質審核義務，確認了尹保姆的身份信息和技能，合同里明確提示了服務內容和責任限制，沒有虛假宣傳或推薦不當。
最關鍵的，老人出院時病情危重，醫院已告知所有風險，家屬自己簽了自擔承諾書，說明早就知道老人隨時可能離世。
家屬把普通生活照料的保姆當成了專業護理重癥病人的護士，本身就是考慮不周，風險應由自己承擔。
法院最終判決：
保姆無過錯，不承擔賠償責任；家政平臺盡到了義務，也不承擔賠償責任，只需返還7300元服務費。家屬要求的132.7萬元賠償全部駁回。
家屬因悲痛想追責可以理解，但不能不講道理。
如果想趁著“死者為大”訛上一把，則絕不能讓其得逞，還要以儆效尤。
法院駁回家屬的賠償要求，就是告訴大家：不是誰鬧誰有理！
但細想一下，這個案子還有一個讓人不安的地方：
家屬輸了官司，最多是沒拿到錢。保姆和平臺贏了官司，卻搭進去大量時間、精力和律師費。
更重要的，這種“零成本告狀”的現象值得警惕。
不管什么事，不管是否有理，先告對方，告贏了，幾十上百萬到手；告輸了，也沒啥損失。
這種路子要是被人學去了，那還了得？久而久之，中國社會要形成了一種訛人文化了？
這些年，“誰鬧誰有理”的判例還少嗎？
有人在超市摔一跤，告超市賠幾十萬；有人在路上被人好心扶一把，反手告人家索賠幾百萬；還有人在醫院住了幾年不出院，法院也不敢動。
還記得福建那兩位騎電動自行車的女生嗎？
她們拐彎過來，遇一名老人騎行自行車時不慎摔倒，她們見狀上前將女子扶起。
交警認定該事故屬于“無接觸事故”，并判定兩名女生承擔“次要責任”。
而后，她們竟又收到法院傳票，老人聲稱自己因受驚嚇而摔倒，向女生家屬索賠22萬元。
更荒誕的是，醫療費僅2.67萬！女孩紅著眼眶問媽媽：“我是不是做錯了？”
雖然最終在強大輿論面前，老人一方撤訴了，但是引發的民眾“意難平”久久沒有消散。
如果訛人的成本永遠是零，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今天他們訛保姆，訛學生，明天就可能訛老師，后天訛醫生，大后天訛鄰居。
到最后，所有人都不敢幫人、不敢服務人、不敢靠近人。人心就是這樣冷下來的。
《紅樓夢》里有一個橋段。
賈雨村剛到應天府上任，就接到一樁人命案：薛蟠為爭買英蓮，打死馮淵。
賈雨村本想秉公執法，身邊的門子遞上一張“護官符”，告訴他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關系網。賈雨村頓時明白了，把薛蟠放走了。
現代社會，當法院因“死者為大”而和稀泥，因“維穩”而各打五十大板，因“怕麻煩”而讓老實人吃虧，這和“葫蘆僧判葫蘆案”有什么區別？
封建時代的賈雨村是被權力嚇怕了，今天的某些法院是被輿論嚇怕了，都是不敢得罪人，不敢做對的事。
所幸，202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民法典侵權責任編司法解釋（一）》，明確了惡意訴訟的構成要件：
所提訴訟明顯缺乏權利基礎或事實根據，起訴人對此明知，造成他人損害，且訴訟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一旦被認定為惡意訴訟，侵權人要承擔受害方的律師費、差旅費等實際損失。
意味著有人想訛人，得掂量了：萬一輸了，得賠對方律師費。這才像話嘛。
法律不僅要給守規矩的人撐腰，也要讓不守規矩的人付出代價。
有些人之所以敢開口就喊22萬、132萬，就是因為他們算過賬：贏了血賺，輸了不虧。
什么時候，法律能讓這種人“輸了肉疼”，訛人的風氣才能從根本上剎住。
今天他們訛保姆，明天就可能訛你；
今天法院和了稀泥，明天寒的就是所有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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