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代青年研究》近日推出Z世代研究系列對談
收到了一些讀者的積極反饋(截屏自“小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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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送四期對談文章的合集
希望拋磚引玉
與大家尤其是Z世代群體共同思考
對談一:
Z世代堅持“我的情感我做主”,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適用于外部的規訓和期待。更關鍵的是,他們要設立情緒邊界,通過建立邊界,努力從消耗性的情緒或人際關系中抽離出來。追求情緒上的自洽和不內耗,是Z世代內在性轉向的核心特征。
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是新家庭育兒模式的直接產物和非預期后果。與“80后”相比,Z世代承載更多的不僅僅是希望,還有焦慮。他們從童年起承受了更高的期待和更嚴格的“乖孩子”規訓。他們是物質條件得天獨厚的一代,但在情緒和情感支持方面卻被相對擠壓了。他們承載著前所未有的情感負荷(唯一性焦慮、付出型親密、道德債務),卻生活在真實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對稀薄的環境中(物質化交流、醫學化干預、自然陪伴不足)。他們的向內探索既是一種自救,也是對當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種無聲回應。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質豐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個體的追求自然會升級。主流世界經常說Z世代的年輕人矯情,把他們丟到農村去種地,又累又餓30天,一切心理問題都會煙消云散。這種設想本身挺有問題。我們都希望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最基本的標志就是免受貧困和苦難的威脅。為什么我們反而認為貧困與苦難是治療Z世代的良藥呢?
Z世代的自我仍在建構中,但缺乏一個錨點,因為錨點所需要的基礎都被抽離了。傳統愿景、集體敘事與成功學所代表的意義系統已難以提供穩定依附。目前,他們主要靠平臺上的同齡人群體的共鳴和支持,但所有同齡人都處在同樣的位置,所以這種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緒價值層面。可以說,Z世代終于發現了自我,但是無處安放自我。
當自我的錨點從外在標準轉向內在感受,是不是必然會導致多元化?該如何理解這種多元化?Z世代在描述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候,要展現脆弱性和創傷,所以也并不在意是否要為自己裝扮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他們既嚷著要經濟獨立,又接受父母資助;一方面講自己的家庭創傷,另一方面又在想怎么多掙錢為父母養老。多元化既呈現在不同的Z世代個體中,也在同一個個體身上呈現。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難接受這一點,比如在同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里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感受和價值觀。
在蘇敏的故事中,數字平臺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業化的程度。但是,所有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為一個個體的覺醒給大家傳達的覺醒信息的示范作用。反思、療愈、覺醒之間是有很深刻的內在關聯的。如果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多朝著我們講的正能量的方向走,那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重要的收獲。
發表信息:
閻云翔、康嵐,2026,《退守內心(上):Z世代的內在性轉向與“情感革命”》,《當代青年研究》第2期。
對談二:
近年來,“做自己”“主體性”等話語非常流行,但許多人在“做自己”后,既體驗到解放與真實的積極感受,也常伴隨強烈的疲憊與焦慮。這種看似矛盾的體驗,其根源何在?
“做自己”這一表述同時包含了一個行動(“做”)和一個取向或目的(“自己”),正好對應學術語境中的主體性與自我性。Z世代試圖在日常實踐的主體性與被想象為真實、自主與情感安全的自我性之間尋找某種一致性。正是在這種張力下,Z世代發現“爽”與疲憊往往并存于做自己的情感體驗中。
當前公共話語中關于自我與主體性的討論,實際上默認并推崇一種強調自由、界限與獨立自主的自我,即Z世代在數字平臺上主張的那種自我。但因此能說前幾代人就沒有自我嗎?我們對做自己存在誤解,覺得只有一種形態的做自己,就是舶來的那種獨立自主的自我。但如果你本身是一個討好型人格,你在關系性自我框架中過得也挺好,你不想改變,那也是做自己。
在當下中國語境下,能幫助個體脫離關系性自我、實現自主的社會機制仍顯匱乏。如果年輕人想做的自己碰巧是那種獨立自主的自我,就會遇到很多挑戰。
西方的自主式自我與中國的關系性自我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各有利弊,并無高下之分。在當下語境中,年輕人常對自主式自我抱有更多好感,這源于他們切身感受到關系性自我帶來的負擔,卻難以覺察其提供的支持與保護本就是其成長的內在組成部分。
個體主義的實踐可以容納從個人享樂到承擔家庭責任等多種生活選擇,但我們常常將個體主義誤解為只有個人享樂。希望年輕一代能創造出更多元廣闊的選擇空間。在這一空間里,有人可能選擇傳統的關系性自我,有人傾向獨立自主的自我,還有人處于中間狀態。無論哪一種選擇,大家能有一個共識:只要是他自己的選擇,就是合理的,應該得到尊重。承認這種多元化,能直接抑制攀比文化帶來的壓力。因為攀比的前提是所有人走在同一條路上,若道路本身多元、選擇各異,就沒有可比性。沒有比較,也就沒有那么多壓力了。
發表信息:
閻云翔、康嵐,2026,《退守內心(下): “做自己”的復雜性與主體性的多種可能》,《當代青年研究》第2期。
對談三:
中國家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這場轉型的核心集中體現在“婚育并非人生必選項”這句流行語中。“婚育作為個人選擇”是否已經成為Z世代的共識?這個選擇背后的道德分量究竟有多重,今天它是否已經演變為一種值得公開主張、甚至帶有道德優越感的新倫理立場?
婚育不再被年輕人視為成年生活的必然終點,而是一個需要與其他目標進行權衡的可選方案。但是,它有一個從私人焦慮轉化為集體性的、共享立場的過程。
性別平等與責任共擔正在成為婚姻與家庭形成的不可談判前提。“責任” “選擇”與“意義”是理解Z世代的婚育決策和親密生活取向的三個關鍵詞。
原生家庭話語被中國Z世代改造成了一種社會批判語言。通過反思原生家庭,他們獲得了解釋家庭創傷和重塑自我的能力。在反思過程中,他們得到一個最重要的信息:必須打破代際傳遞。
Z世代跟前面幾代人相比有很多進步,而拒絕委屈自己是最重要的一點。這背后就是關于情緒正義和情感主權的追求。
發表信息:
閻云翔、康嵐,2026,《Z世代的生活選擇與家庭祛魅(上)》,《當代青年研究》第1期。
對談四:
家庭被祛魅不意味著家庭的重要性下降,只意味著家庭不再是人生意義和目的之所在,也不再是一個強制性的道德命令,所以個體可以選擇。但是,Z世代越來越意識到,家庭是達到個人幸福目標的非常重要的途徑。
Z世代是第一代有意識地主動建構自己的青春內涵的青年,而且他們并不在乎自己所建構的青年或者青春是否為成年人所認可和理解,這是最根本的一點。在突破傳統束縛、重構社會意識層面,Z世代稱得上是“橫空出世”的一代。
Z世代的頓悟并非孤立現象,之前的世代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先行探索了類似的認知。但只有Z世代將零散的個人經驗放大為世代共識、并上升為道德立場,真正形成了代際頓悟的歷史性意義。
以前所有觀察與解釋青年的框架完全失效。因為以前所有的框架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青年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階段,他們或遲或早會跟前幾代人一樣。但是,今天的Z世代跟前幾代人的人生腳本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
誰能夠代表社會趨勢,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更觸及社會自我想象的核心。雖然城市中產青年在數量上并非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但在一個既日益分化又理想趨同的社會中,他們正處于觀察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發展的關鍵位置。研究他們意味著,不僅要理解他們自身的軌跡,更能洞察中國社會整體前行的方向。
發表信息:
閻云翔、康嵐,2026,《Z世代的生活選擇與家庭祛魅(下)》,《當代青年研究》第1期。
責任編輯:康 嵐、王海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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