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這話的人叫樊建川,四川宜賓人,今年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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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他是宜賓市的常務副市長,三十四歲就當上了,副廳級。
當時組織上已經找他談話,準備把他扶正當市長。
可就這時候,他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覺得他是瘋子的——他要辭職。
理由說出來更離譜:工資太低了。
樊建川說這話一點沒開玩笑。
他當副市長那會兒,工資一個月三百多塊錢。
他想搞收藏,壓根不夠花。“
萬一我把持不住貪污了咋辦?”這話要是別人說出來,十有八九是段子,可從樊建川嘴里說出來,那是真事。
于是他真辭了。一九九三年,他跑到成都,通過招聘廣告去了一家港資房地產公司當辦公室主任,月薪三千。
從那以后,“樊哈兒”這個外號就在宜賓傳開了——四川話里“哈兒”就是傻子。
可他不在乎,他從小就被人說“傻”。
高中畢業下鄉當知青,他拼命干,餓暈過兩次。
后來去當兵,冬天零下四十度的內蒙古,他一待就是兩年半。
高考恢復那一年,全軍八十個人爭一個名額,他硬是咬著牙考上了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
畢業之后當大學老師,鐵飯碗端得穩穩的,可他坐不住,又跑去從政,一路干到了副市長。
每一步都讓人看不懂,每一步他都得理直氣壯。
他骨子里就喜歡收藏舊東西,這個“癖好”打小就有。
幼兒園老師給他寫的評語——“害羞,不愛說話,能保持衣服和手臉的清潔,能正確計算十以內的加減法”——他都當寶貝一樣收著,一收就是五十多年。
真正讓他上癮的,是抗戰那些事兒。
他父親一輩十三個人全部參加了抗日戰爭,十二個陣亡,就剩下他父親一個活著回來。
這個出身讓他對那段歷史有了一種近乎偏執的感情。
在當副市長的時候,他上街眼睛就直溜溜盯著別人不要的“破爛”,抗戰時期的老東西、舊報紙、破銅爛鐵,在他眼里全是寶貝。
一家人周末逛街,答應給老婆買裙子,結果半路看到一枚抗戰勛章,他扭頭笑嘻嘻跟老婆說:“先把錢借我,下次給你買。”
為了能放開手腳搞收藏,他選擇先去掙錢。
做房地產那幾年,趕上好時候,他的公司一度沖進全省行業前十,他也登上了胡潤富豪榜,身家二三十億。
按理說,掙了錢就該享福了,成都最繁華的地段有他的商品房、辦公樓、商鋪、加油站,日子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可他偏偏又開始犯“傻”——他要建博物館,而且一規劃就是五百畝。
朋友罵他腦子進水,說博物館就是個無底洞,你這是準備當烈士。
樊建川不聽,他說:“四川有兩千家房地產開發商,少我一個沒關系。
中國十三億人口里,十二點五億人都該過上平淡安穩的生活,但也該有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鐘,我就想做一個敲鐘人。”
說干就干。他賣掉辦公樓、商鋪、加油站,把所有資金全砸進博物館。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才開工,他給自己定了死目標: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當天——必須開館。
工期只有九個月,他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大年三十晚上別人在吃年夜飯,他還在工地上吹著寒風趕工。
博物館建起來了,錢也花光了。
光是為籌建建川博物館聚落,他就投入了近五億元,幾乎耗盡了十幾年經商攢下的全部家底。
最慘的時候,他身上背著一個億的貸款。
博物館每年運營要貼幾千萬,員工都養不活。
為了還貸款,他到處講課、出書、賣字。
現在的樊建川,頭發全白,穿一件洗得發灰的夾克,在博物館里邊走邊給游客指路,像極了普通保安。
他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就坐在老廠房改造的值班室里,桌上一杯濃茶,茶葉都沉底了。
他天天在食堂吃飯,一頓五塊錢,手機還是十年前的舊款,連微信都不怎么用。
聽說他銀行卡里剩不到兩萬塊,房產證早就押給銀行了。
每年上百萬的參觀者走進建川博物館,很多人看著看著就流了淚。
二〇一八年,樊建川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跟馬云、任正非、馬化騰這些名字列在了一起。
從副市長到撿破爛,從億萬富豪到“負債窮人”,從人人嘲笑的“樊哈兒”到四川的驕傲,他這輩子干的每一件事,都在告訴別人一件事——有些東西,比錢重要。
旁邊有游客想跟他合影,他擺擺手,說“等會兒,這兒有個字糊了”。人家問他這輩子到底圖個啥,他沒說夢想,也沒談情懷,就說了句:“東西在這兒,人才能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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