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黑人都可以當美國總統，但猶太人就是不行？

2008年當奧巴馬通過選舉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時，美國似乎完成了對于種族隔膜的首次叩問，他的勝利也向世界宣告，這個曾被奴隸制度隔離種族的國家，膚色不再是通往至高權力的屏障。

而這個現象也令人費解，猶太人對于美國社會的運行可謂至關重要，白宮、華爾街、好萊塢里都不乏他們的身影，在社會各界都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縱然猶太人在美國各界呼風喚雨，但是至高無上的總統寶座，卻從未有一名猶太人登上，這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巧合，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交織的結果。

從人口規模的硬約束，到宗教身份的敏感博弈，再到外部政治生態的持續惡化，共同構成了那道看不見的“猶太門檻”。

猶太人遲遲未能登上美國總統寶座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猶太人口數量很少，如今美國猶太人口數量約為500萬—70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的2.5%。

這樣的人口數量顯然不足以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構成一個足夠影響力的投票集團，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黑人人口數量達到近20%，拉丁裔人口數量約為10%。

這也就表明美國猶太人口即使將選票全部集中于一名候選人身上，也無法在任何一個州的選舉中制造“翻盤”效應。

并且，猶太選民的投票也并不以“族裔”為主導因素，他們的投票模式以意識形態為主，換句話說猶太人在投票時并不在乎選舉人是不是猶太人，而是更注重其政策立場是否偏向于以色列和猶太種族。

這種“意識形態優先”的投票模式，恰恰削弱了猶太身份本身作為政治動員工具的有效性，當一位猶太候選人試圖通過身份牌來爭取猶太選民時，反而可能因為其在以色列問題上的立場引發猶太選民的反對。

如果說人口數量是猶太人通往總統寶座的第一道阻礙，那么其宗教信仰則是第二道更為復雜的考驗。

因為猶太教在美國并不只是簡單的一種宗教信仰，更代表了一種“族裔”身份，這使其背負了額外的、更復雜的社會偏見。

并且美國政治中的猶太候選人似乎陷入了一種“死結”當中，即如果他們刻意強調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便會被放大其“宗教異質性”，便被美國民眾懷疑其是否忠于國家；而如果其掩蓋自己的猶太血統，則又會失去身份政治可能帶來的動員紅利。

例如曾經參與總統競選的猶太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就在選舉中刻意淡化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這一策略固然幫助他避免了宗教議題的糾纏，但也使他未能像奧巴馬團結非裔選民那樣，將猶太裔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猶太人參選者喬·利伯曼，他毫不避諱自己的族裔身份并且嚴格遵循猶太教教義，而他的族裔身份也被社會各界廣泛討論，最終成為阻礙他當選總統的因素之一。

阻礙猶太人當選美國總統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美國外部政治環境的持續惡化，反猶主義的抬頭與以色列問題的激化，正在共同擠壓猶太候選人本就狹窄的政治空間。

如今，反猶主義在美國各州日益高漲，其他族裔的百姓不僅對猶太人抱有敵意，甚至已經威脅其生命安全，大量的猶太人選擇隱藏自己的族裔身份，反猶事件在各個公共場所中接連發生。

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猶太人參與政治選舉的難度可想而知，甚至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政治競爭，還有極右翼勢力對其人身安全的威脅，賓州州長夏皮羅的官邸縱火事件就足以表明，美國社會中彌漫著一股強烈的反猶、仇猶勢力。

外部的以色列問題也在猶太候選人周圍投下了一道難以駕馭的陰影，在近年來的加沙沖突中，美國猶太社區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態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一部分傳統猶太人仍對以色列的行動無條件支持，而另一部分年輕、進步的猶太人卻對此抱有相反的態度，他們甚至認為以色列的行為是種族滅絕的暴行。

這也使得任何意圖沖擊總統寶座的猶太候選人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他們的政策支持以色列政府，那么他們將會失去大量進步派猶太選民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黨左翼支持；如果選擇批評以色列，他又將面臨來自建制派猶太組織和共和黨陣營的猛烈攻擊，后者可能會以“反猶”或“自我仇恨”來定性他們的立場。

這種分裂意味著，猶太候選人無法像非裔或拉丁裔候選人那樣，將本族裔群體作為“基本盤”來依靠，在以色列問題上，他無論向左還是向右，都會失去一部分猶太人支持者。

黑人可以成為美國總統，是因為非裔美國人擁有足夠的人口規模、統一的歷史記憶和強大的身份動員能力。

這并非一個關于“歧視”或“偏見”的簡單故事，猶太人在美國政治中從未被完全排除——他們擔任過國務卿、大法官、財政部部長，以及副總統候選人，但總統職位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態。

猶太人在總統選舉中的屢屢失敗，恰也證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并非因為猶太人缺乏能力，而是因為那條由人口、宗教和政治現實共同鑄就的無形門檻，在美國始終沒有被真正跨過。